【名片】谭其骧，嘉兴人，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他曾自述自己的经历就是读书和教书。6岁入学，到82岁离世一生都没离开学校：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海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主编并出版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印象］　坚持真理， 求真务实

　　1987年，谭其骧的论文集《长水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自序中他解释为何要以长水为名：“这并无深意，不过因为我是嘉兴人，据六朝人记载，嘉兴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长水。”
　　谭其骧去世后，葛剑雄为老师写传记《悠悠长水》，也以长水为名。葛剑雄的理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在历史地理这块处女地中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孜孜不倦，夜以继日，为祖国，为学术，为下一代无私地贡献一生，正像那长年的流水，始终在滋润大地，催人奋进！
　　在学生眼里，谭其骧一生孜孜不倦，无私奉献，如涓涓细流，滋润大地。在子女心中，父亲又是什么形象？
　　谭其骧的长子谭德睿在上海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我心中，有8个词可以形容父亲：坚持真理、刚正不阿，艰苦求索、无私奉献，趣味高雅、淡泊一生，豁达乐观、宽厚仁慈。”
　　谭德睿说，父亲一生主要的成就是主编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地图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绘。编绘缘起是毛泽东看《资治通鉴》，书里很多古地名和现在对不上，就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讲，希望有一个图可以对照。“吴晗和我父亲是燕京大学的校友，他知道我父亲研究历史地理，建议让我父亲负责。”
　　吴晗原计划把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修改一番，在一年内完成。但是，开始编绘后遭遇很多具体的技术难题，发现无法在杨守敬原图基础上修改，因为现代的地图和古代的地图对不上。地图上每个朝代的每个城市每条河流的变迁都要经过考证，中国的幅员又大，还要从夏商周编到明清，编绘的难度规模可谓是一个大型系统工程，谭德睿说：“本来就是父亲一个人，后来搞了个班子，最后牵涉到中科院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地理研究所，还有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多所大学，明确以复旦大学谭其骧为主，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从1955年开始编绘，1978年内部本八册出全，又从1980年开始修订，至1988年12月八册公开本终于出齐，前后历经30多年。为完成这套里程碑式的图书，谭其骧呕心沥血，历经曲折。

　　地图集的内部版在文革期间要出版，谭德睿说：“当时是工宣队和军宣队主持，地图集上连谭其骧的名字都没有署。一些极左的思想不顾历史事实，把原来有些画法、有些结论都改掉了。父亲作为被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没有发言权。”内部版虽在内部发行，但也流传出去了，据说有些外国使馆照会中国，提出抗议。
　　文革结束后，开始对地图集进行修订并出版谭其骧任主编的公开本，谭其骧再一次遭到中央有关部委和学术界一些人诸种极端干预。面对逼他篡改历史事实的势力，面对倾注了30多年心血的科研成果，谭德睿说父亲撂下了一句话：“你要改的话我这个主编不当了。”地图集的争论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人，领导人表示是谭其骧任主编，应尊重谭先生的意见，最终才得以出版。这件事后来在学界被传为美谈，谭其骧也因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尊重历史事实而为人赞誉“刚正不阿、风骨凛然”。
　　毛泽东喜欢曹操，郭沫若撰文《替曹操翻案》。谭其骧不知道政治背景，撰文《论曹操》，以史料为依据，只从学术角度谈曹操的功过。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曹操有功有过，无需翻案，“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是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
　　作为一位学者，谭其骧求是求真，他说：“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
　　但书生意气的谭其骧并不是一个埋首故纸堆、皓首穷经的书呆子。葛剑雄在《悠悠长水》中写道：“他写的论文、作的报告都是复原过去，却关系今天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国土整治、经济开发、文化建设和学术繁荣，关系到黄河、长江、海河、运河、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渤海湾、上海沿海的未来。”
　　谭德睿说，父亲有好几篇文章对处理现在的一些问题仍有指导意义。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一文中，谭其骧指出：“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继续发展，汉族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繁衍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对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在《何以黄河流域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谭其骧根据历史论证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和土地合理利用是消除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主张对于解决当前比较严峻的新疆问题、环境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谭其骧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留给儿女们最深的记忆是他忙碌的身影。
　　他共有4个孩子：长子谭德睿、长女谭德玮、次子谭德垂、次女谭德慧。
　　长女谭德玮在谭其骧百年诞辰时撰文回忆道：“他又是一个一生都刻苦勤奋的人，从我们记事起爸爸就夜夜都工作到凌晨。到了中年，我们寒暑假回家，有时睡在客厅沙发上，半夜醒来看见爸爸又在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前行，我问：‘爹爹，你还不睡呀！’他却关切地反问我：‘把你吵醒了？’”“年三十这样，节假日这样，在医院里病床上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只要是能抓住的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研究学问，安排学生的研究计划或给学生上课，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时时都在穿越千年的时光，在触摸祖国的山川河流。他以此为己任、终身以此为乐。” 
　　“父亲一生对我们子女影响深远。”谭德睿说。
　　“父亲什么运动都挨到了。他性格好，豁达，不管是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家庭里面的事情，烦扰不堪，他都撇开，专心干自己的事情。这一点我有点像他。可是在智慧与勤奋上差远了。”采访中谭德睿平易坦诚，正像他说的，这点也是受父亲影响，做人不端架子，“我父亲很反对为人张狂，他非常低调，并且任何时候都不附权贵。”
　　“受政治影响，我们兄妹四人只有我和大妹两个人正儿八经大学本科。大妹毕业于吉林大学，学经济管理，在杭州电子工程学院任教，有两个儿子。弟弟高中毕业后，我母亲响应党的号召，安排他到新疆石河子财经学校读了专科，后在上海动物园退休，有一个女儿。小妹妹比我小10岁，她先被上海体育学校选中，让她练投掷，结果还没培养成就碰到文革，插队到上海崇明旁边的长兴岛。她有一个女儿，后来去了美国，在航空公司做商务流通。”
　　谭德睿1956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大二时被戴上右派帽子，大四时“摘帽”(当时学制为5年) ，改学铸造专业，是上海交大铸造专业第一批毕业生。后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大学毕业后谭德睿被分配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在仪表局系统工作了20年。先在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任技术员，后因政治不合格被调到仪表局下属的上海仪表铸锻厂。“即使后来右派平反，成为‘摘帽右派’，我还得夹着尾巴做人。”他刻苦钻研，得到工人的认同，文革期间还受到工人的保护。这也得益于父亲为人的影响。
　　谭德睿主要从事现代精密铸造技术工作，他兢兢业业，取得了多项成果，闻名业界。其中一项是对西汉“透光镜”的研究。1967年，周恩来视察上海博物馆，博物馆展示了一面西汉铜镜。谭德睿说：“光线照到镜面投影到墙上原本应该是一束光，可是这个镜子很奇怪，把镜背的花纹都映到墙上了。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专门讲到这种现象，给镜子取名‘透光镜’。”周恩来看了后指示要研究透光镜的“透光”原理。文革期间条件十分艰苦，在上海科协任职的阮崇武组织复旦大学光学系、交大铸造专业以及在工厂的谭德睿一起合作，研究透光镜。1975年，终于将透光镜的原理弄清楚并复原成功，研究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日本在明治年间也有这种镜子，叫魔镜。我们在2000年前的西汉就有了。通过这个透光镜我接触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老祖宗真了不起，很多青铜器上的技术，我们现在还真做不了，或者做出来也不如那时的好。这样，我就来兴趣了。我发现自己不适宜在工厂，更喜欢做些研究。”
　　1981年，谭德睿从仪表局调到上海博物馆，专门从事古代青铜技术、铸造史和艺术铸造研究。他有两个优势：一方面，他毕业于学风严谨的交通大学，又在工业系统干了20年，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父亲谭其骧藏书丰富，他从小耳濡目染，阅读古文献的能力比理工科出身的人强。谭德睿说：“我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检测出来文物是什么成分，再查古文献，然后再做模拟实验。这种研究路线和方法，现在从科技史讲是正规路子，但在当时还是很少的。”
　　谭德睿在博物馆也工作了20年，他说：“这个20年，是我科研上比较自由得意的20年。我在博物馆系统创造第一家古代金属技术实验基地，出了多项科研成果，还开辟了一个新学科，提升了我国的一个产业，叫艺术铸造。目前中国这个产业的规模和产量已居世界之首，全国有好几百家，有几家企业已发展成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产值一年好几个亿，而且打到国外去了。”
　　谭德睿的主要著作有《灿烂的中国古代失蜡铸造》（主编）、《艺术铸造》（与陈美怡合著）、《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属工艺卷》（主编）、《中国传统铸造图典》（主编）等。他完成的多项中国古代青铜器成形与装饰技术重要研究课题，全部模拟古法复原成功，多次获文化部和国家文化局科技成果一、二等奖。其中一项科研成果，是研究出2500年前古越国的越王勾践剑是怎么做出来的并按古法复原成功。
　　1988年，谭德睿被评为上海市劳模，还是首届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获得者。曾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国立史密林学会沙可乐美术馆及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等作学术报告。
　　谭德睿对艺术铸造领域的开拓和父亲当年耕耘历史地理处女地有异曲同工之妙。
　　谭德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毕业于上海大学图书馆系，1989年去了澳大利亚，现从事程序编程。孙子刚刚小学毕业，在州的奥数比赛中拿到前10名。女儿在上海一家德国企业做高管，在幼儿园小班的外孙也获得探索奖。
    ［对话］　“越王勾践剑， 我要送一把给故乡嘉兴”
　　记者：谭家是嘉兴人，最早是明初从湖南迁到绍兴，明朝弘治时期迁到嘉兴。但此前听到有种说法，谭其骧是嘉善人，是否源自你曾祖父谭日森的次女家骥嫁给了嘉善监生孙家？
　　谭德睿：我父亲的姑妈嫁到嘉善孙家。谭家当时在（嘉兴市区）芝桥街24号。原来在勤俭路以南，现在没有了。
　　海盐的绮园以前是冯家花园，我父亲4岁到7岁，就在冯家。到我祖父那一代就家道中落了，那个时候冯家的夫人就是我父亲的姑妈，姑妈就一个女儿，让他呆在那里，呆了3年，想过继给冯家。后来不知道是姑妈还是姑父死了，这个事情就算了。解放以后，虽然家里经济不好，父亲还经常资助姑妈这一系的人。上世纪80年代后，海盐文化局方志办请我父亲去，重游冯家花园，还题了字。　　　　

       记者：谭家住在嘉兴城内芝桥街24号，是谭日森置下的一幢两层楼房，有二三百平方米。外界一直感觉是世家大族。连邻居唐兰（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也印象深刻：“我家怎么能与他家比呀，他家摆出来的马桶都有一长排。”您去过老宅吗？
　　谭德睿：我是进了文物考古界才知道唐兰是古文字方面的大家，造诣很深。我父亲出生在奉天（沈阳），家里父辈人称呼他奉哥、奉弟。当时我祖父在皇姑屯当火车站站长，就是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火车站。
　　我出生在北京，嘉兴我断断续续去过好几次，没过夜，所以印象不深。我们德字辈的人都不在嘉兴，只有堂兄德铨在嘉善，他的女儿在嘉兴，在一个房产公司上班。
　　谭家的房子我没去过，在市区的谭家祠堂我去过，江南古典园林，蛮高雅的。不是很大，可是很美。还有杭州灵隐寺正后方曾有“谭氏墓道” ，松柏长青，松鼠跳跃其间，很有气派，是清朝嘉兴谭家最富裕时期兴建的，父亲曾带我们去扫墓。可惜都毁了。　　　　

       记者：说起来您祖父谭新润与《嘉兴日报》有渊源，他在1920年代曾担任了一年多由嘉兴商界主办的《嘉兴日报》主笔，您知道吗？
　　谭德睿：葛剑雄《悠悠长水》里有谈到，我父亲跟我也谈起过。我祖父那一辈家道已经中落了，祖父又在皇姑屯火车站任上中风而返乡失去工作，经济非常困难。我父亲是六兄弟，还有两个姐姐，一共八个。八个兄妹，男的我父亲是老四，前面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没有念大学，就是没钱。后来因为谭家祠堂还有一点地产，就拿地产的租金和利息，供谭氏后人的子女去念书，正好我父亲挨上了，他是第一个，老四、老五、老六都念大学了。脑袋瓜子都不错，两个是名牌大学教授。
      记者：您父亲做了一辈子学术，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

　　谭德睿：父亲是昆曲票友，还是上海京昆剧团一个业余组织的会长。他还爱听评弹。父亲在北京时，吴晗写了现代京剧《海瑞罢官》，特地派车接父亲到西园看戏，演戏的都是马连良等名角。演完后，吴晗得意地问我父亲怎么样，我父亲说不怎么样，父亲解释道：“这不是京戏，京戏是讲唱功、做功的，你那是编故事。”我父亲是从京剧艺术上来评判，没想到后来变成政治了。我父亲也被卷进去了。　　　　　　　　

       记者：什么原因呢？

　　谭德睿：因为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先是发给上海一些名教授看，看完以后由文汇报出面搞一个座谈会。这些人畅所欲言，都批姚文元这篇文章。那个时候讲好座谈是不登（报）的，结果过了没几天《文汇报》就登出来了。后来因为这个座谈会死了好几位名教授。　　　　

       记者：您和您母亲被划为右派，为什么您父亲倒没有呢？

　　谭德睿：反右是1957年，当时有指标，大学生15%划为右派。我到了1958年才补戴上（右派帽子）。我母亲心直口快，她那时是小学教师，看不惯校长一些措施为人，就放了炮，然后就在劫难逃了。父亲大概是因中央领导让他编历史地图册而受到保护。我可能沾了点父亲的光，给我的处分是右派分子里最轻的，开除团籍，留校学习。我还有几个同学惨了，开除学籍，还不能回原籍，到新疆去劳改，1979年平反时青春年华早已失去，人也呆了。　　　　

       记者：后来您为什么潜心研究越王勾践剑？

　　谭德睿：这是因为，我祖籍是嘉兴，我想越王剑的研究与复原还是要浙江人来完成。越王勾践剑上八个字“越王勾践 自作用剑”是唐兰考证出来的。越王勾践剑古人怎么做的，是我研究出来的。都是嘉兴人，这是因缘巧合。我研究了三年，复原出来了。上海博物馆还专门开了国际青铜技术学术研讨会，把当时做过相同研究的专家包括老外都请来了。我宣读了研究成果，展示了复原出来的青铜剑，他们都承认我的结论是对的，后来在国内外也发表了研究成果。曾有好几家企业找我合作研制，我担任过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会长，我想祖先如此高超的技艺应当传承，先是想与浙江的生产厂家合作，没合适的，假冒伪劣产品倒是出了不少，真是丢尽老祖宗欧冶子和干将、莫邪的脸。最后我选择与山西一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合作，讲好按古法仿制，传承技艺、限量制作。有一些基本功和做模型的材料还没解决，估计今年底或明年完成。做出来后，我要送一把给故乡嘉兴。送给嘉兴就是奉献给古越国之地浙江。　　　　

       记者：听说您让人在做父亲的雕塑，做得怎么样了？

　　谭德睿：父亲的雕像泥塑稿已经做好了，雕塑家是我特地请的美籍雕塑家，我和他约好七八月去雕塑工厂，一起修改泥塑稿后铸造成铜像。我们决定捐赠给嘉兴。我们子女中没一个经商，经济能力有限。这是子女应尽的孝心。　　　　

       记者旁白：市区现有一尊谭其骧雕像在勤俭路某银行门前（靠近谭家祠堂旧址），一些不明所以的人误以为谭其骧是银行老板，做得也不像。经过谭家后人的多次呼吁，嘉兴市建设局决定，将谭其骧雕塑迁址至秀州中学大门对面（1923～1926年谭其骧就读于秀州中学），与省身亭作伴。届时将启用谭其骧后人捐赠的新铜像。

原文收录于地方文献图书《名人之后》，沈秀红 编，大象出版社2018年6月版。

（文章来源：嘉兴故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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