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芝先生

文︱蒋维崧

屈指算来，我认识陈得芝先生已有四十年了。1983年4月，蔡美彪、周清澍、杨讷以及韩志远诸先生假座南京大学历史系，为《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定稿，南大是陈得芝先生的母校，我就在这一次结识了这位“地主”陈先生。

陈得芝1952年入学南京大学历史系，到1960年研究生毕业，整整八年，完成了基础训练，开始追随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善于审音勘同、考释名物制度而学贯中西的蒙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矻矻孜孜地做着这门专深的学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好学专注与聪明才智结合在一起，终于在科学的春天又降临中华大地之时，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已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并在韩儒林主编的两卷本七十余万字的《元朝史》中，承担了一半篇幅的撰写任务，学界都已知道，韩儒林门下有个助手陈得芝。1978年，当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时，韩先生亦有老骥伏枥之志，第一届就招了姚大力等四名研究生。然而毕竟年已七十五岁高龄，不胜负荷了，很多授业解惑的工作不得不依靠陈得芝这位大弟子“服劳”了。故而姚大力、刘迎胜等一班韩门弟子从来都是深感师恩之难忘，闻道渊源之有自，尊崇地称得芝先生为“陈老师”的。“天地君亲师”之“师”字，在他们面前，得芝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只是陈得芝依然是几十年一贯的谦虚谨慎，好学不倦。自己的成果越大，似乎他反而越不敢托大，他对同行如陈高华、杨讷、周良霄、周清澍的成绩越是关注。有几年，他每年都为《中国历史年鉴》写专题文章，如数家珍般地娓娓叙说元史界的当年成果。对学生辈的如姚大力、刘迎胜以及南开大学的李治安等都不吝实事求是的褒奖之辞。我就亲闻他对《元史论丛》第二辑发表的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一文的称道。

陈得芝曾在自己的论文集《蒙元史研究丛稿》的《后记》中提到，元史国内的同行有时戏称他“醇儒”，他也不以为忤。“醇儒”一词首见于《汉书·贾山传》，指学识纯正的儒者，以此称呼得芝，当然是一种没有恶意的调侃。弦外之音大概是指他的厚道有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或是自我解嘲而甘之如饴，显得有些迂。然而得芝先生则公然表示愿意如此“醇儒”下去，宁人负我，我不负人，这种气度是难能可贵的。但如果视其为无原则的“好好先生”，则不然了，他在学术上的评判分寸感极为强烈，有敢于直言之风，或许这正是“醇儒”的一种特征？

1986年，我和陈得芝、杨讷二位在上海相遇。谈起那时学界正在热议的评审高级职称之事。陈得芝因为成果突出，已被南京大学高票通过授予正教授与博士生导师资格。杨讷说起他自己的几本书（含所编的资料集与论著）均处于校样流转过程中，赶不上评审的申报时限，他不愿以“即将出版”的名义去争锋申报。他说，宁愿做个合格的经得起挑剔的副教授，而不愿滥竽厕身于正高的行列。杨讷1935年出生，时已过“知天命”之年，仍然有守得住底线的气魄，令人佩服。陈得芝为杨讷而惋惜，但也不强劝他。这时又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副教授，出生于1931年，时年五十五周岁，近几年并未见到他有站得住的成果问世，却在本次评审中以年资取胜，聊填复旦历史系之阕，被评为了正教授。陈得芝感慨系之，认为像复旦这样的名校，有马首是瞻的号召力，正教授应该是一个领域内有显著影响力的人物，不能降格相授。这番话说得堂皇正气，令人折服，我也深受教育。

“文革”结束以后，中断了多年的职称评定工作得以恢复。到1986年已有了近十年的历史，解决了很多复杂的遗留问题，对科研与教学促进作用巨大，值得肯定。然而泥沙俱下，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教授和副教授本是极富学术涵量的称号，是地位与荣誉的象征，有相应的福利，也有肩负的责任。然而定岗定编制度凝固化以后，在规定时间里必须足额授予，难免有滥竽充数的现象，于是有了作家陈祖芬嘲笑的中国“精英大普及”。

1987年，元史学界在四川金堂召开第三届年会。陈得芝是第二届的学会副会长，他代表理事会向大会作述职报告。当回顾学会五年来的成果，尤其是发表的有新见的论文、专著时，他不无自豪地说，蒙元史是一门地跨欧亚大陆的国际性学问，“我们学会取得的成绩已不亚于任何一个外国同行团队的水平了”。我当时正和杨讷先生同坐台下，听了以后，不禁高兴地为这句大长志气又恰如其分的话鼓起掌来。

八十年代初，已经年近八旬的史坛耆宿白寿彝老先生发起编撰一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俗称“大通史”）的倡议，总字数估计在一千四百万字左右，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写作队伍。其中的元史卷，便聘请了陈得芝为主编。到了1988年，中国的国内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开始了各行业的“治理、整顿”，出版界也有不少大项目有“叫停”之虞，包括白先生主持的“大通史”。金堂开会时，得芝先生一见面，顾不得寒暄就问我：“刘伯涵来了没有？”刘伯涵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历史编辑，“大通史”就是由上海人民社承担出版任务的，得芝先生急于打听“大通史”的前途与命运的焦灼心情可见一斑。他说“如果下马，我们就白劳动了”。这个“大通史”，从立项开题、组织实施等等，均出于白寿彝先生和他的团队擘划，陈得芝只是被物色为《元史卷》主编后，才成为“大通史”的入幕之宾的。当时他已是南大的教授与博导，不需要“大通史”的成果为升等评级增添光彩。然而参加“大通史”的《元史卷》撰写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他不得不为项目的“存活”而奔走呼号，这种事在他一生中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在奖掖后进方面的不遗余力一直为人称道，甚至连系里“文革”中的对立派如孟昭庚教授等在这点上都称赞他的公正厚道。

陈得芝在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过程中出力甚多，后来他又担任了“大百科”中通贯条目的主编，一再地推敲琢磨，才使这些条目高质量地通贯了起来。多年后，“大百科”面世，出版社在“史学家”专栏中以“敬陪末座”之席刊出了“陈得芝”的专条，介绍了他的治学经历。这既是规格不低的奖挹，又是实至名归的酬庸！当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略显不安，自我揶揄说：“陈高华都没有进去，我怎么能进去呢！”

我从2006年开始，受社领导委派，主持本社品牌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下简称《论丛》）的日常工作，因向得芝先生组稿。不长的几年中，得到先生赐稿三篇。以学术影响言，当然是《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2010年第一期）最受学界关注。然而读者印象最深的倒是《从“支那”名称来源诸“新说”谈起》（2006年第二期），因为此文有理有据又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发表的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又批评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沈福伟专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不当部分。陈得芝的文章出语平和，但举证详尽，逻辑严密，直击要害，回答了认为“文科学术著作的水平很难评判”的责难。他强调文科论著也有三个明确的质量衡量标尺，即“一看作者是否了解该课题的前人研究情况，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及未能解决的问题；二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相关资料，并在资料上比前人有所扩展；三看所用资料是否经过检验，用科学的方法考辨其真伪、异同并作准确的解释”。我完全赞同得芝先生的“三看”，在以后多年的审定《论丛》的大量来稿时，就是按此标尺判断的。2010年，《论丛》出刊已满百期，我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写了《百期感言致读者》，化用了得芝先生的“三看”，提出在程度、广度、深度上鉴别来稿质量，受到本社两任总编辑兼本刊前任主编钱伯城、赵昌平先生的赞赏，这又是得益于陈先生“三看”说的启发也。

陈先生虽不如蔡美彪先生那样兴趣广泛，蔡公性好皮黄乃至粉墨登场，但陈先生亦有自己的雅趣，除了书法习得一手精美柳体字外，又自云“年轻时好美文，近日又重拾旧趣，学会三首宋词吟唱”，“颇能自得其乐”。随信书姜白石《自度曲》与赛金花《挽刘半农》及《满江红》等见赠，时在“癸巳元月三十日”。此为2013年所书。今将得芝先生此信录文于下，原信繁简不一，今均录以简体。

维崧兄：
万分感谢吾兄惠赠新年贺卡。据研究室杨晓春教授告知，按刘迎胜决定，将在下的文集续编交给贵社今年出版。最近华涛教授建议应附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内容为人、地及重要非汉语词等），并将人民出版社所出“丛稿”一并做索引补入续编。篇虽增，如学者有参考拙作需要，可籍以取便；“丛稿”似有电子版，补索引不难。但在下于此事外行，未知是否可行？近来在整理“常德西使记”校注，可能先发一部分，奉呈指教。
敬颂
吉祥如意！
弟得芝顿首 癸巳元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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