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的3年中，郁达夫和王映霞感情不错，两人出双入对的，给人印象他俩恩爱甜蜜，新闻界也时有人开他俩的玩笑，“醋鱼”事件，便是一个例证：“文学家郁达夫氏，做官回来，丰采较前益佳，日昨偕夫人王映霞女士，至本报访晤刘湘女氏，谈及本刊半上流信箱发明‘丈夫有外遇，太太称醋鱼’问题，至为轩渠不置，临别刘谓将往视郁新居，郁笑答请吃醋鱼，刘连称不敢，王女士则芳颜微颊，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想到，郁达夫后来回家还果真以“醋鱼”为题作了诗：“宋嫂鱼名震十洲，却教闺妇暗添愁。旧词新解从何起，恨煞萧山半上流。”新闻记者是最喜欢开郁达夫夫妇的玩笑，现在郁达夫自献题材，记者们自然求之不得，当天的报纸上编辑就特地给《醋鱼》加了按语：“自本刊发表《郁达夫请客吃醋鱼》一文，上海各报，竞相转载，郁夫人王映霞女士，不承认本人为醋鱼，更不愿意其藁砧请客吃醋鱼，曾与编者大起交涉，达夫先生为其闺妇解愁计，以‘恨煞萧山半上流’之句，代夫人声讨半上流君，但据日前半上流君信箱答某君问，谓家住半山脚下，而郁君硬派他为萧山籍，然则所谓萧山半上流者，苟非别有其人，定系盲打瞎撞，半山之半上流君读此，当哑然失笑其摸索暗中，大类无的放矢也。”

▲郁达夫《醋鱼》，《东南日报》1936年5月15日

      文坛上也有不少人就《醋鱼》来和郁氏夫妇凑趣了，比如一个笔名叫“看云楼主”和那个笔名“半上流”来与郁氏夫妇凑趣了：“醋溜鱼名满福州，达夫快活映霞愁。萧山饶舌终轻薄，合署头衔是下游。”“从来朝奉出徽州，（看云徽州人）未吃醋鱼心亦愁。（看云无妻）捧得艳秋天上去，（看云为捧女伶新艳秋健将）如何沧海竟横流。（看云对艳秋鞠躬尽瘁有曾经沧海之语但近又赏识遏云是沧海竟有横流之日也）”

▲郁达夫与王映霞

      谁会想到，这对曾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婚姻关系竟然仅仅维持了12年。他俩1928年结婚，1940年分道扬镳。造成郁王婚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郁达夫怀疑东南日报社一个重要人员介入了他们的婚姻。此人便是许绍棣。

▲许绍棣

      许绍棣，浙江临海人，1928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后又兼任了东南日报社的前身杭州民国日报社社长。1934年，他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前后长达10余年），辞去报社社长的职务，但仍为报社的常务董事。1946年离职教育厅后，又回来担任了东南日报杭州分社社长。郁达夫和王映霞搬到杭州后，当时杭州往来的朋友较多，许绍棣也是其中之一。郁达夫和许绍棣本有同学关系，加之当时他们都是杭州上层社会的名流，两家也是时有往来，王映霞晚年也说过：“我和郁达夫搬到杭州后，当时杭州往来的朋友较多，许也是其中之一。”这在郁达夫的日记也有记载，比如1937年5月2日，他写道：“午前十一时，绍棣偕周校长至柔来，同去杏花村喝酒。因与幼甫阎氏有午后去九溪之约，故饭后即匆匆驱车往。车过钱江大桥北岸，见桥墩都已打就，大约十月通行之说，确实可靠。车中，绍棣为讲红舌村故事，听者讲者，两都忘倦。九溪茶场，今天游客特多，程远帆夫妇、邵裴子先生等，都不期而遇，坐至午后四时，返城。晚上由绍棣作东，约慕尹主任夫妇在三义楼吃饭，饭后并去东南日报馆看演《狄四娘》话剧，至十时始散。”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许绍棣成了郁王婚变的导火线，这点王映霞也是承认的：“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做难人。我和郁的争吵、出走、最后离开，凡事种种似乎均归之于由与我许绍棣的相识为导火线。”

      1936年12月间，许绍棣的妻子病故。在许妻生病和去世期间，胡健中的妻子及其亲友们都去帮助照顾许妻遗下的3个幼小的女儿，和参加尼庵中“做七”的习俗。王映霞也去了。接着，就有流言传出，说许绍棣在暗中追求王映霞，还给了她37万元多港币。郁达夫听到了传言，恼怒万分。王映霞是郁达夫千辛万苦追求到手的，尔后，“他和夫人王映霞的罗曼史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被渲染的一页。达夫博及群书，风流放诞，映霞则丰容盛，顾盼生姿”，郁达夫岂能容忍别人来觊觎王映霞？

      其实，郁达夫夫妇原本就有很多矛盾。胡健中认为，郁达夫“为人颓废、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正常的婚姻生活经常被郁达夫多变的脾气破坏。除此之外，令王映霞更加无法接受的是，郁达夫始终没有同第一任妻子孙荃离婚，而是仍然和孙荃暗中往来、藕断丝连，还多次在诗作中将王映霞比作“妾”。作为一个新时代接受文化教育、有着强烈自尊心的女性，王映霞对这些岂能无动于衷？有关许绍棣，她也向郁达夫坦诚过她确经常向许绍棣诉说心中苦闷，她把他当作了一个寻求心理慰藉的对象。许绍棣也对王映霞甚为关心，经常询问她的生活情况。王映霞背井离乡的时候，许绍棣给她写过信，询问她和她家人的安危情况。

      然而，郁达夫却认为许王关系远不止于“心仪”，他做出激烈的反应。据曹聚仁回忆：“我在福州时，不曾碰到郁达夫兄，可是他俩脱辐的事，真的闹得满城风雨；而他把许氏写映霞的情书，制版影印，派送给朋友们，更使映霞十分难堪。”同时，郁达夫还想方设法地寻找他俩不正当关系的证据。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3月9日，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到武汉任第三厅任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离开福州赴武汉的路上，回到丽水，张罗着把全家接去汉口，走时还带上了自己一个朋友的女儿李家应。据王映霞解释，去汉口的路上，李家应托王映霞，替好友孙多慈（画家）介绍一个对象，王映霞便想到了许绍棣。之后，李家应让王映霞写信给许绍棣，询问对方的态度，许绍棣也回了几封信。没想到郁达夫见到这几封信后，认定就是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还将信拿去照相馆印了出来。王映霞说，怎么也想不到，这几封信会将自己的婚姻推向绝望的深渊。

      而郁达夫一想到这几封“情书”，始终感到极为羞辱，心便到处气总不能平，找王映霞的茬。就这样，他与王映霞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在一次争吵中，王映霞赌气去到了一个朋友的夫妇的家中住下，并且不让朋友去通知郁达夫。郁达夫找不到王映霞，气急败坏，以为王映霞跑到了许绍棣那里，便叫上了他的一些同事，到家中看许绍棣和王映霞的“情书”，并分别给蒋介石和陈立夫写信告状，要他们管管许绍棣。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刊登了一则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许绍棣也是个名人。这则启事中，郁达夫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点了许绍棣的名，王映霞也丢尽了颜面，一时间舆论哗然。继福州后，当时的武汉三镇，除了战争新闻外，许王纠葛与郁王婚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

      胡健中不赞成郁达夫激化矛盾的做法，同时为朋友、为同事，他想把许王纠葛与郁王婚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7月9日，正在武汉公干的胡健中辗转拉上杭州市长周象贤（周企虞），一起在汉口太平洋饭店里为郁达夫和王映霞调解。胡健中和周象贤煞费苦心，还让郁达夫和王映霞签了一份和解书：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开。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书人夫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周企虞

胡健中

      在胡健中和周象贤的劝说下（据说郭沫若也居中调解），7月10日，郁达夫又在《大公报》上再登一则启事，痛责了自己感情冲动，向王映霞和没有点名的许绍棣致歉：“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责女士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许王纠葛与郁王婚变的风波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王映霞传

      然而破镜虽能重圆，但是裂缝却难以消弭。王映霞经历了这样一次巨大的侮辱之后，已经难以再和郁达夫回到从前的恩爱状态了。郁达夫也仍对王映霞和许绍棣的关系满是疑虑，不断暗中侦查。离开汉口回福州的路上，郁达夫一边沿途给王映霞写信，一边打了几个电话给他在浙江省政府中的熟人，打听王映霞是否去丽水和许绍棣同居了。当然，王映霞当时对此浑然不知，这是后来在浙江工作的弟兄告诉她的。7月26日，郁达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仍这样说：“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

      总之，胡健中的努力付之东流了，郁达夫和王映霞最后还是劳燕分飞，各奔东西。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第30期上，刊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诗19首、词1首），全面叙述了郁达夫与王映霞感情破裂的过程，尤其是《毁家诗纪》的原注中，多处将矛头直指许绍棣，比如：“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只时闻浙江来人言，谓×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敌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虽然“诗注有许多话不能够照着来稿全文发表，不得不略予删去”，但是，《毁家诗纪》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王映霞与钟贤道

      1940年的一天，王映霞托刘湘女在《东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1942年4月2日和4月5日，《东南日报》又出现了这两则启事：“王映霞、钟贤道结婚启事：兹承吴启鼎朱邵阳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詹于三十一年四月四日在渝结婚，特此敬告海内外诸亲友。”“王映霞、钟贤道结婚启事：谨择于国历三十一年四月四日晨渝嘉宾馆举行婚礼，并敦请王正廷先生证婚，特此敬告诸亲友。”这两则特地在《东南日报》上刊发的启事，算是给浙江的亲友一个交代吧。《东南日报》上这两则启事，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东南日报》中王映霞、钟贤道结婚启事

     胡健中晚年写了一些文章和书信，回忆了许、王两人的情感纠葛，并极力为他们开脱。胡健中认为，社会上有关许、王的种种传言，多属虚构。他说：“以许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实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1989年，胡健中在给王映霞的一封信中又写道：“健中之作此文，不仅为方正清廉之亡友许绍棣兄与相交已久知之有素之王映霞辟谣，亦所以对历史负责，不容史实为悠悠之口所混淆。君等之招物议，由于达夫之过分歇斯底里，亦由于绍棣之冷漠，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君当年之绝代风华，亦娥眉谣诼之所由起。君等相处既久，彼此心仪，此贤者所不免，不容为讳。至一般社会所传，健中深信多属虚构，考汉朝有一名直不疑之大臣，被控盗嫂，又为人诬为掴其妇翁之颊，嗣经朝廷彻查，直不疑并无兄长，亦独身未娶，世之多嫌，古今无二，健中平生不轻信人言，正如是幸！君与健中均已垂老，应善加珍摄，毁誉事小，不必多所介怀。”

▲王映霞晚年

      1990年12月21日，应胡健中以及台湾传记文学社的邀请，85岁高龄的王映霞由女儿陪同，去台湾访问。郁王婚变和许王纠葛天下皆知。王映霞的台湾之行轰动海外。王映霞在胡健中家里前后逗留了三个月，除会见了许多当年的旧友外，还与胡健中尽情地回忆了从前的许多旧事。不知道郁王婚变和许王纠葛谈了没有？

（作者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