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启与求是书院 郑晓沧 （1962年1月） 马关订约（一八九五）后，开埠纳款，丧地失权。中国朝野上下，以为欲图自强，在兴教育。其后一二年中，汪康年曾回籍鼓吹，与陈汉第（仲恕）等向各方奔走，拟创办崇实学堂，官绅梗阻，久久未遂。丙申（一八九六）廖寿丰（谷士）来任浙江巡抚，颇重储才崇实。杭州知府林启从衢州调来，曾受命查办普慈寺（在蒲场巷）案件，予以籍没，因详请廖抚利用寺屋召兴建学校，在籍老京官朱智亦力赞其成。[1]翌年丁酉（一八九七） 正月即就寺设学，名曰求是书院，廖命林任总办。确定章程，延聘师资，招生三十名，四月二十日开学，由廖抚专折奏明。兹摘录折中要语以见其旨趣与办法：—— “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而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术业，……事事物物，务求其实，……徒慕西学，愈忘其本。……杭州旧有书院六所，酌筹改并，因势倡导，择庠序有志之土，奖进而培植之，庶趋向端而成就易。…… “泰西各学，门径甚多，而算学则其所阶梯，语言文字乃从入之门；循序以进，渐有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谓之学成；摒一切模糊影响之谈而课其实事，庶他日分布传习愈精，而成材亦愈众。…… “迭与司道筹议，并饬杭州府知府会商绅董，就普慈寺后现有群屋，……专设一院，名曰求是书院，即委知府林启为总办。延一西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教习二人副之，一授西文，一授算学。委监院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务，一面购置仪器图籍。…… “由地方绅士保送年二十以内之举贡生监，总办考取复试接见询问，择行谊笃实、文理优长、平日究心时务而无嗜好习气者，于本年四月二十日送院肄业。但予奖赏，不给膏火。 “学以五年为限，明定规约，妥立课程。每日肄业之暇，令泛览经史，国朝掌故及中外报纸，务期明体达用，以孔孟程朱为宗旨；将有得之处撰为日记，按旬汇送查考。每月教习以朔日课西学，总办以望日课中学。年终由巡抚通校各艺，分别等第，勤者奖、惰者罚，不率教者斥，优异者存记。另选翻释三人，译述各种有用之书，为振兴学校之助。…… “所有常年经费，并教习、翻译、监院及司事人等薪修工资并奖赏火食费等，每年需银五千余两。此外尚有购办仪器图书暨学生纸笔一切杂用，不在此数。除将东城书院每年膏火银一千余两全数拨用外，于各书院奖赏、存典生息项下岁提息银三千元有奇，及各局[2]裁省减并共银四千元有奇，合计尚不及万，均未动支正项。…… “俟经费稍充，再图展拓。抚臣当随时督察，冀收实效。将来该书院学生学业成就，如有才能超异者，由（抚）臣资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任使。”旋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以上我把廖寿丰的原奏，几乎全部摘录了。据我所知，后来求是——在宗旨，课程、招生、教职员及经费各方面——确是如此的。这原是开办后的报告文件。执笔或起稿者可能即是林启，其中只有译书与择尤送总理衙门考用两端，未能证实，其余全部是照做了的。 名称是“求是书院”。[3]查《经世文续编》所载，那时兴办的学校都标有“求是”、“崇实”等名称，而尤以“求是”为多。按“求是”一词，源出《汉书》“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至近代之以此名学校，似始于沈葆桢在福建马尾所办之“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时为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这一学校首标技术与科学，以别于时文诗赋。学习西艺，为当时普遍要求；但要进窥西艺的门径，又不得不懂西文，求是堂艺局其始也不得不肄习英法文字（当时东南几省所学习的主要外语是英语与日语，其次则为法语），主要目标还在西艺。求是书院的开办，在马尾兴学二十年之后，其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已渐渐形成，张之洞不过在《劝学篇》（一八九八年五月印行）中表而出之而已。而“求是”又可与清代之“朴学”传统相联系，所謂“经明行修”者是也。换言之，求是有双关的意义：（1）务求实学，（2）存是去非。 但这一教育机关，何以不称为学堂呢？这是因为那时一面要求科学，一面仍有保守思想。那时离科举停止（一九〇六）尚有十年，社会人士对“学堂"犹有歧义，保守的人对它简直‘敌视’，或者‘抗拒’。监院陆懋勋（勉侪）后来记述其事谓“草昧权舆，流俗骇诟”，可见其时风气的一斑。为了免去保守者的反对，林启所兴办的三个教育机关，都不称学堂，而是袭用书院的旧名，这也可见当时外间对学堂（彷彿和对教堂一般）的阻力，和其用心之苦了。陈汉第（仲恕）于一九四七年为浙大校庆撰文追述彼时情形，也明白说：“虑官绅或又梗阻，定名为求是书院”。 但何以称为书院呢？我国自宋以后，书院有极光荣的历史。[4]它对于学术的讨究与学者的培养，均曾起过重大作用。除图书馆库（我国人过去庋藏书籍的风气是极可贵的，例如天一阁、海源阁等）外，书院可视为学问之渊薮。那时杭州有书院六所，即敷文、紫阳、崇文、东城（讲舍）、诂经（精舍）、学海（堂）。前三者，凡未入学者均可应考；诂经、东城程度较高，学海则为举人肄业之所。这些书院的历史，也是值得研究的。例如王阳明曾讲学敷文，袁枚曾在敷文（也即万松）受业于苏州杨绳武（文叔），王国维曾肄业于崇文（或紫阳），孙衣言曾教授于紫阳。这些书院，后来虽只是举行月课，命题阅卷评甲乙，颁奖赏，但即此也能鼓励人去读书作文，犹有一定的作用。当时杭州最有名之书院为学海堂与诂经精舍，尤其是后者。这两个书院都经始于仪征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阮先后宦浙十二年，立诂经精舍（一八〇一），聘学术巨子王昶、孙星衍主讲，提倡汉学，崇许（慎）、郑（玄），培植学人，篆辑雕印，其所贡献，至为彪炳。后来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主诂经精舍（一八六七年以后）三十多年。俞对诸经与诸子考证发明之功也是很大的。浙中后来三大学者，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〇八）、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与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间接殆亦得到阮氏学风之启发。阮氏于经史外，并注意数学，曾作《畴人传》。他在广州所立之学海堂（一八二〇） ，学术范围不限于我国固有的学问，可以说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书院也已渐渐递变而扩大其所研究的范围了。[5] 当时西人办学，也袭用书院之名，，例如在杭州有育英书院，嘉兴有秀州书院。 求是初办时，外国文学与算学等科，原系初学，程度之浅，自可想见。但进去的学生，已是举贡生监，年事以在二十岁以上者为多，对中国经史略已入门。首批所招学生，第一名署章炳麟，（闻陈衍—石遺—曾以其名闻于林），但章后来并未入学。 师资除林启兼任总办，毎望日课中学，命题阅卷外， 并派举人陆懋勋为监院。贡生陈汉第任文牍斋务，实则等于副监院，内外孹划以至庶务琐屑，均须管到，而每月仅支夫马费十元与伙食费三元，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其精神亦至足令人佩仰。所聘总教习为美国人王令赓（Dr·E·L· Mattox）。（我在纽约哥伦比亚教师学院肄业时，记得他于一九一七——一八年也在那里进修，看去大概要长我四十岁，所以他在求是时，大概已是四十五六岁了）那时他执教于育英书院（之江的前身）。他在育英与之江均教化学，在求是也教化学一类，好象也教英文，当然是从初步开始。可能除中国文史外，对一般教科，也有所指导，所以称为正教习，等于后来的总教习或教务长。另外又有闽人陆康华与湖州卢保仁，分任英算等科的教授。 第一班学生三十人中，在我初草本篇时（一九五七年五月）尚存三人，即何燏时（燮侯）、項藻馨（兰生）与钟丰玉（璞岑），年龄均在八十上下。但四年中，项、何先后去世，现只存钟先生一人了。 廖抚奏折中，有“择优选总理衙门应试”一语，则办理此校又似为储备外交人才；但其实只在培植一般通才以提高省内一般文化，所谓"庶他日分布传习愈精，而成材愈众"，与同文馆，广方言馆或儒学馆稍异其趣；但课程上无大异，不过未若那些学校之注重外国语文罢了。 翌年四月（戊戌） ，即资送高才生四名——何燏时（燮候，习冶金）、陈榥（乐书，习兵工）、陆世芬（仲芳，习商）、钱承志（念慈，习法）赴日留学，是为我国派赴留学东洋之开始，亦为各省派往游日之首创。林培材心切，且认日本国情与中国为近，又在维新变法后不过二十年，已一跃而为强盛之国家；其地离我国近，费用可省，派赴西洋一人之费，可供派赴东洋十人之用；故林谓如派遣学生到西洋去，不如留学日本，所以派遺留日是林的主张。林卒后，一九零一年春又派遣蒋尊簋（伯器）、蒋方震（百里）、王维忱等十八人赴日留学。翌年（一九〇二）又资送许寿裳（季茀）、钱家治（均夫）、周承菼（赤忱）、厉家福（绥之）、沈启芳、寿昌言（拜庚）、韩永康（強士）、施霖（雨若）、陈其善（拜言）李祖虞（梦驺）等赴日本留学，共中如二蒋及周，后均在军界任职，许、钱、王均从事教育。又闻一九零一年也曾选送内院生十人至京师大学堂肄业，但其情形不明。 戊戌（一八九八）七月，因监院陆懋勋春闱报捷、入词林，故改名义为总理（林则兼任总办如故），而升文牍陈汉第为监院（陈在陆应礼部试时代监院）。时康梁柄政，迭奉谕催开办学堂，陈因计划扩充学额，以原有学生为内院生，另增外院生六十名，每年各生除自缴膳费外，尚须缴纳修金（即学费）二十四元。陈监院又不得不收买土地，增筑校舍。至八月，突遇政变，诏命收缩。监院本先借垫建筑与设备费六千余元，费尽周章方得归垫。[6]政变以后，退学者甚众，留者不过十之一二，[7]皆是具有定识而经过考验的人。 庚子（一九〇〇）后办学之议又起，适各省有设大学之议，当局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辛丑（一九〇一）曾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壬寅（一九〇二）改称浙江大学堂，去“求是”二字，扩充学额，至一百二十人。时陆已入京，陈亦辞去，由劳乃宣（玉初）[8]总持校务。又翌年，因学部鉴于各省成立大学后，学生来源与程度尚存问题，因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而将各省城之大学改为高等学堂，实为入大学之预备学校。且开始尚只办高等预科，定期三年毕业。一九零五年规定预科一百四十名，另设师范科六十名，与师范传习所；并设高小与初等小学十所，以供见习（不久即分别停办、归并、与另属）。 一九〇八年预科第一班毕业，方设正科，正科生也收省内其他中学毕业生，内设第一类（文）与第二类（理）。第一类毕业预备升入大学文法等科，第二类则预备升入大学理工。原高等学堂章程尚可设第三类，重生物，本以预备升入大学医、农的，浙高等则从缺未设。高等正科毕业四次，至民国成立后，因学制变更，废各省高等，将大学预科集中京师办理，各省高等学堂均办至最后一班毕业为止。浙江高等学堂至一九一四年六月完全停办。自求是创办至此，凡十八年。当其鼎盛，邻居尚有武备学堂，（武备停办后，原址设陆军小学）其中所培植之军事人才亦殊不少。所以当时杭城蒲场巷里萃聚了浙江两个最高学府。自高等学校停办以后，师资星散，文化上顿失重心，人才之损失很重。一九二三年左右，省教育厅长张宗祥（阆声）谋建设大学一所，曾聘阮性存（荀伯）、许炳堃（缄甫）、徐崇简（守桢）、蒋梦麟、赵逎传（遽庭）、汤兆丰（书年）、郑宗海（晓沧），及省内当时有关官吏如民政财政厅长等，议定章程及预算，名称定为杭州大学，地址勘定万松岭上之敷文书院一带，西连凤凰山，以蒋之议，着重研究，均经立案，终以省议会不予通过经费，遂致流产。 一九二〇年，原有甲种工业学校已升格为工业专门学校。一九二四年，甲种农业学校亦改为农业专门学校。一九二七年，当时省政府委员蔡元培（孑民）、蒋梦麟（时任教育厅长）与许炳堃先生等重议建设浙江学府，着重科学研究，先合农工两专校，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时正仿效法国，推行大学区制，大学兼管本省教育行政。后于一九二八年添办文理学院。一九二九年改称国立浙江大学，距高等学校停闭已有十余年了。浙大决定以四月一日为校庆纪念，即因求是书院系于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农历）开始之故（浙大同学录后来也上溯至求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曾举办创立五十周年纪念。 浙大初办时，三院大都各自为政。工学院学生最众。文理学院着重数、理、化、生等系，对文科不甚注重。约自一九三二年起，行政始集中，经费亦设法尽由国库支出。 一九三七年后，因日寇压迫西迁，由建德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至宜山后，文理分院并添设师范学院，又在浙东龙泉添设分校，也发展为八个系与两个学年。一九四六年复员返杭后，添设法学院，翌年又添设医学院，直到解放为止。所以浙大在抗战期间反大为扩展。图书仪器，虽不免有损失遗弃，但尚多保存，而师生好学的风气始终贯彻，[9]虽历艰难，流风不泯。 以上求是一系统的沿革情形，也即是解放前浙江高等教育的历史大概。以下再述求是的班级编制及课程和学风。 按编制学生分三类： 内院生：开始招一班， 计三十人，经派送出洋与退学者外，不过二十人。其后未续招。此班待遇最优，免学费修金与膳费外，朔课、望课成绩优者，可得奖金。 外院生： 甲、经生——亦为举贡生监出身的，不过二十人。资格与内院生同，但待遇已不及前者，所以称为外院生，或由于此。只招了一班。如石门吴乃琛为外院学生。后未再招。 乙、蒙生——己亥（一八九九年）开始招收，取文理粗通而无出身的。又因国文程度分二、三班，至于一班则故意虚着，以备升入。其后蒙生年年续招，夏元瑮、邵裴子、许寿裳、蒋方震等都是蒙生。 课程以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为必修科。后来又加日文，可自由选读。实则国文程度均不甚相远。而所谓西学，也都是开始学习。 英文教本为《英文初阶》至《进阶》等，并读文法。算学自心算至代数，取材于《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等。物理、化学所用教本，多译自英国中学教本。各人先以国文程度定班次。但英、算等则可各按实际能力定其受课之班次。“故往往头班生而英算有入较低班次者，又有低班生而英算入较高班次者”。教课时间之排列，亦颇费周章。[10] 国文不重口讲，但由学生自阅。疑则发问、教师解答，往往有上课一小时而教师未发一言的。学生必须日作扎记，每晩呈缴，教师批改。文课则各班毎逢朔望试作。但外院之蒙生于此以外，尚有“加课”（初八、廿三）。教授国文者多为博学之士，如己亥年（一八九九）曾聘平阳宋恕（燕生又号平子）主讲国文，宋先生博学强记，涉猎大藏，读《经世文编》，日三、四本，且年事虽高而思想甚新。教学重启发，不为占哔。到校未一年而校风顿变。当时学生专心于国文者最多。国文课重自修，此等情形，至一九零六——八年而犹然。[11] 这里必然说到的，就是所谓“中学为体”的意见。我上面说“诂经精舍”对浙江学风影响宏远，但它最尚汉学。在这点上，求是书院却说不到。林启似颇重经济之学，但也注重修身正心，陆则常常叮咛“宋五子之书不可不读"，[12]特别要学生修习明朝理学家吕坤（省吾）所著之《呻吟语》。某君（内院生）不耐读此，在日记反映这种情绪，并批评学校政策，竟被除名。内院生中当时被除名者三人。一九〇〇年林读芦泾遯士（即陶葆廉，字拙存）《求己录》而善之，广印累百帙，将以饷诸生，乃不久即病殁；书院继其遗志，将陶著广发学生诵习，为当时（按当已在庚子之后）“四种人人必读书”之一。其余三种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与曾胡文集。[13] 以言学风，当时学生敦品励行，在甲午与庚子之后，爱国热忱极度高涨，邵裴子先生说，“其时科举未废，若干举贡生监，及尚未预试之学子，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习西学，此显然为后来接受革命思想之张本”。[14]庚壬之间 （一九〇〇——一九〇二）校内曾组织励志壮，[15]互相切砺。其具体工作为：（1）举办读书会，毎周各人必读完一书，周六晚餐后相互报告，请低年级同学作讲演并举办文课。对外则认捐协购《白话报》，分送省市内外。（2）每星期日向附近茶馆讲解《白话报》，用抽签法推定，不得推诿。或且携带直观教具如地球仪、人种图等以资说明。（3）约附近私塾，劝用新式教本，免私塾学生缴学费，教薪则由社友集资供给，主其事者为汪嵚（曼峰）先生云。 邵先生分析求是创设之特点时，曾说求是“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求是书院建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蓬勃发展，后来参加革命的亦颇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16]案庚子以后，章炳麟等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复报》，鼓动革命。《訄书》与《浙江潮》亦于此时与世相见，对浙江人影响尤深。[17] 有两件事具体足纪者为：（1）蒋百里吊唐才常诗（一九〇〇唐在武汉谋起义不成殉难）与（2）史寿白之“罪辫文”[18]——即上面说的励志社文课之一（应在一九〇一或一九〇二）。两事几兴大狱，幸赖监院等的斡旋，二人中蒋方震被派谴留学日本（为官费生，由陈请而由林决定），史则由同学集资助其出国，其事遂得以消弭于无形。 浙省光复时，周承菼任总司令，其后浙军攻克南京天堡城，史寿白时任江北提督参谋长，提兵来援。史、周均为求是学生，功成后相率退职。又如另一求是学生王嘉榘（维忱），曾参加一九〇六年萍浏革命之役，光复后缄口不言其事，此种态度，诚为难能。倘亦求是学风培养之功。 求是与高等历年负责人除林启、陆懋勋、陈汉第、劳乃宜已在上面说到外，自一九〇三年起，先后为陶葆廉（拙存，一九〇三）、陆懋勋（一九〇四）、项藻馨（兰生，一九〇五）、吴震春（雷川，一九〇六）、孙智敏（廑才，一九一〇）、邵裴子（一九一二）、陈大齐（柏年，一九一三）、胡壮猷（愚若，一九一四）。各期教师，国文有宋恕、张相、马叙伦、蒋麟振（再堂）、陈训正（屺怀）、魏仲车（友枋）、杨敏曾（逊斋）、陈去病（佩忍）、沈士远、沈尹默、沈祖緜等；历史有禇传诰（九霄）、章嵚（菊绅）、鲁宗泰（朴臣）等；地理有张宗祥（阆声），心理有钱家治（均夫），数理有范振亚、谢成麟、胡□东等。西籍教师，除王令赓外，有亨培克（西史）、梅立卡、克伦徳（理化）等；日籍教师，有铃木龟寿（博物）、辻安弥（外国史地）、元桥义敦（音乐）、富长德臧（体操）等。 学生中社会上知名的，除上述陈榥、何燏时、蒋方震、蒋尊簋等人外，有汤兆丰（书年）、李垕身、赵逎传（述庭）、朱其煇（内光）、邵振青（飘萍）、邵元冲、许祖谦（行彬）、堵福诜（申甫）、黄学龙（慈斋）、陈训恩（彦及、布雷）张行简（稚鹤）、程万里（远帆）、邹铨（亚云）、何敬煌（酉生）、徐永祚（玉书）、何炳松（柏丞）、徐守桢（崇简）杨景桢（次廉）、朱起蛰（春洛）、郑宗海（晓沧）、祝文白（廉先）、冯贻箴（柳堂）、潘渊（企莘）、马公愚、陈仲陶、蒋絅裳（幸盦）、赵廷炳（丹若）等。 注释：
[1]原注：朱智字敏士，曾任工部刑部侍郎，在京发起建造杭州会馆于虎坊桥，致仕后，修六和塔，又对本省水利，亦有贡献。《杭州府志》（民国十三年印）曾志其行谊大略（卷一百四十三、人物义行三）。朱赞助求是建立，亦见府志（在学校求是书院条下）。 [2]原注：官书局、采访局，续纂盐法志局,见民初印《杭州府志》卷十七、学校四。 [3]原注：府志本条有“中西求是书院”云云，查奏折无“中西”二字，又据钟、邵诸先生回忆亦均无。 [4]原注：盛朗西：《中国书院史》。 [5]原注：参考谢国桢：《历代书院变迁考》（张菊生先生七十生辰纪念册）。 [6]原注：见陈仲恕《求是书院成立经过》（浙大同学会会刊）。 [7]原注：见钱均夫先生讲：《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 [8]原注：桐乡县人，曾著有《古筹算考释》与《合声简字谱》，近见其“告学生语”以今观之，殊为保守，但反映了当时学生的风气与当时办学的困难，《韧盦年谱》中并述风潮（18页）及其办学方针（17页）。 [9]原注：一九四三年冬天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来黔参观浙大，著文论述浙大各部所进行之科研工作，登载于著名之《Nature》杂志，盛称当时浙大之研究精钟，谓与剑桥等大学不相上下云。 [10]原注：见赵继昌（东候）：《述求是书院史略》，浙大同学会会刊（1947）。 [11]原注：见钱均夫先生（家治）：《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浙大同学会会刊（1947）。 [12]原注：此根据邵裴子先生所说。所谓五子是指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 [13]原注：见钱均夫：《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浙大同学会会刊（1947）。 [14]原注：此根据邵裴子先生所说。 [15]原注：此“励志社”与后来国民党所办的，名义偶然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16]原注：见钱均夫：《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浙大同学会会刊（1947）。 [17]原注：项士元：杭州府中学堂之文献。 [18]原注：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马叙伦《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近代史资料》1957第1期， 48-50页。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