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懒寻旧梦录》（节选） 夏衍（沈乃熙） （2006年）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进了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蒲场巷场官衖报国寺。这个地方原来叫铜元局，停铸铜元之后，改为“劝工场”。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学校里附设有动力、金工、木工、铸工、锻工，以及染练设备。校长许炳堃，字缄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早派到日本去学工的留学生之一。他是一个“实业救国主义”者，对事业有抱负，处事严格，我记得入学那一天，这位校长就对我们讲了一通办学救国之道，反复讲了“甲工”的校训“诚朴”二字的意义。他主张“手脑并用”，强调学工的人不仅要懂得理论，而且要亲手会做。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一般说来，“甲工”的功课要比一般中学（如安定中学、宗文中学）多一点，深一点。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我在学当时，一共有机械、纺织、染色、化学等科。由于许校长坚持了手脑并用，“实习不合格就不能毕业”的方针，所以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对江南一带的纺织、机械工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铜元局”是个好地方，三面环河，河边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面就是靠庆春门的城墙，有供学校用的办公楼、学生宿舍、附属工厂、实验室、操场、图书馆，占地约二百多亩。 我在这个学校整整呆了五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对我说来，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应该说是一个打基础的时期。最初两年，我对外很少接触，后来（主要是一九一九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省城里，“甲工”不论在学业上还是管理上，都是办理得最严格的学校。许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他要培养的是“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对学生的要求是“有坚强的体质，健全的道德，正确的知识，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动作，娴熟的技能”。除此之外，大概这位许校长青年时期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所以除了“诚朴”之外，他还给学生订了“七戒”，这就是：戒欺、戒妄、戒虚、戒浮、戒骄、戒侈、戒惰。他对学生严，对聘请的教师，在当时的杭州也可以说是“一时之选”，我记得起名字的，就有：陈建功、徐守桢、谢迺绩、关振然、恽震、钱昌祚等；杨杏佛也是兼课教师，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入校第一年，顺利地过去，两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紧张了，譬如数学，一般中学只教代数、三角、几何，“甲工”这三门的进度特快，因为三年级就要教微积分和解析几何；英文的进度也比较快，因为这两门都是我的弱点，就必须加倍用功。起初，一直为数学跟不上而苦恼，不久，得到一位机械科的同学盛祖钧的帮助，也就渐渐赶了上去，可以拿八十分了。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记五至十个英文生字，也是从二年级那时开始的。在小学时期，我作文的成绩比较好，进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留学过日本，他不仅学问渊博，诲人不倦，而且思想先进。当时每周作文一篇，他几乎对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细评改，并作贴切的批语。民国五、六年，正是复辟、反复辟和军阀混战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每个军阀都有一批幕客，这类檄文骈四骊六，写得颇有声色，加上那时国事日非，民生艰苦，于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写作文，就难免也要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学校图书馆里，是看不到“小说”（不论新旧）的，但在同学手里，我也看到过四六体写的言情小说，可是这些东西无病呻吟，和当时的生活离得太远，即使觉得有些句子写得很好，也不会去模仿，但是那些军阀幕僚们写的檄文，我却不知不觉地受了不少影响。一九一六年冬，黄兴、蔡锷相继去世，杭州举行了隆重的联合追悼大会，全市学生都去参加；事后我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表面上是追悼黄、蔡，实际上是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动，自己还以为写得很痛快。后来谢老师看了，在文章上加了好几处双圈，但加的批语却是“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这九个大字。起先，我还不懂得这个批语的意思，谢老师却来找我谈话了。他没有和我谈那篇锋芒太露的作文，却问：“你除了学校里教的书之外，还看些什么书？”起初我不敢回答，因为有“七戒”，明明看了又不说，不也是“妄”吗？于是我说在家里看过《三国演义》，老师点点头，没有反应。我胆大了，说：“最近还看过一本《玉梨魂》。”他摇了摇头，也没有反对的表情。接着又问：“《古文观止》里的那几篇‘列传’，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都能读下去了吗？”我点点头说：“有些地方还得问人或者查字典。”他高兴地笑了，然后加重了语气说：“要用功读这一类文章。好好体会，然后运用他们的长处，叙事清楚，行文简洁。”教师休息室里人很多，我不便多留，站起来告辞了。他摆摆手叫我坐下，问：“你常常看报吧？”我点了点头，他说：“我的批语，主要是说，你受了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我红着脸承认了，又补充了一句：“此外，我还看过《东莱博议》。”谢老师听了之后说：“这本书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现在，在你们作文打底子的时候，看了没有好处。” 这一席话，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我还一直记得很清楚，他的教诲，后来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记过、违反过，写过一些剑拔弩张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这位恩师的话，我还是常常想起，引以为戒的。 从童年到少年，在“甲工”这几年，可以说是我比较幸福的时期。有良师益友，有宽敞的校舍，有图书馆，还有操场，《学生准则》里有“有坚强的体魄”这一条，所以我也练长跑、踢足球。校址靠近庆春门，所以回家也不远，大约走四五十分钟就可以到家了。1916年，大哥借了一点钱，在靠后门的厢房安装了两架织机，织“杭纺”，为了织绸的原料，每年的春蚕也养的比以前多了。我的嫂嫂是德清城里人，开始见了蚕就怕，因此每逢头蚕、二蚕“三眠”以后，总得临时雇两个短工，采桑叶、换蚕匾……家里的生活似乎好一点了，但是也发生了新的家庭纠纷——这是我星期六回家的晚上，母亲偷偷的告诉我的，概括一句，就是婆媳关系不好，儿子偏袒媳妇，对母亲态度粗暴。对这类事，我当然没有发言权，加上，听邻居讲，我的那位嫂嫂一般说来对婆婆还是比较恭顺的。当然，母亲有她自己的看法。她对我说，你进中学，应该说是一件大事，可假如没有李家干娘把幼甫旧衣服送给你，你像个小叫化子，能上学？他们（指哥嫂）现在宽裕了，你进中学连伙食、书籍零杂费……只不过是四五块钱，都不肯出，这像做长兄的样子吗？……这些看来都是真话，当时学校规定，住读生的学、膳、书籍费，都得在开学后半个月内缴齐，过了期，会计处就在墙上贴榜，写明某某学生欠缴膳费或书籍费若干元，并规定必须于某月某日之前交齐等等。这笔钱我大哥也负担过，例如春蚕收成好，茧价高，那么秋季入学时他是会出钱的；但是除此之外，那就得由我母亲向樊、李两家姑妈和嫁到徐家的大姊和袁家的二姊去想办法。写到这些事，也还有点感到心酸，这倒不单是说明那个时候一个穷孩子读书不容易，而主要是每次会计处贴出的通知上，我榜上有名，在同学面前实在感到难受。穷、苦，这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我个子小，但身体不比别人差，我从小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可是学业上每次考试都不在第三名之下。那时候学校里是可以向校役订买点心的，如条头糕、麻酥糖之类，这一切我想也不敢想，好朋友分一点给我，我也不敢尝……当时，当然还不知道“均贫富”这种大道理，连康有为的《大同书》也看不懂，所以总觉得穷人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因此，从小时候起，我就有自卑感，家里来了客人，我不敢见，到亲戚家里去，尽可能躲在角落里，我母亲一直叫我“洞里猫”。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服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头。不能比贫富，那就比成绩吧，我就凭这点精神——或者说志气，挺起身来，在校五年，除唱歌外，没有一门不在八十分以上。我们染色科人少，大概只有十二个人，我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一年，我还参加过浙江省运动会，我跑八百码得了个第三。当然，穷还是紧紧地缠着我，杭州多雨水，特别是黄梅天，可是直到二十岁毕业，我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还没有皮鞋，更没有胶鞋，下雨的时候，除了赤脚，就穿钉鞋，这是牛皮做成而在脚底上有铁钉的雨具）。因此，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浸透，又没有换替，要一直穿到它自我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大概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所以直到老年（到十年浩劫时），每逢伤风感冒，或者别的毛病发高烧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做同一个梦，就是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泥泞里走路。 1917年，是一个风云诡变的年头。像走马灯一般的军阀混战，和连绵不断的灾荒，我记得这一年初夏，还发生过一场“浙江独立”的事变。7月，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拥废帝宣统复辟。当时正是欧战最剧烈的时期，英国人在上海出版了一份印得很漂亮的画报，名叫《诚报》，实际上是英国和联军的宣传品，因此，我们已经知道有飞机这种新式武器，可是飞机第一次在中国内战中出现，却是讨逆军的飞机从北京南苑起飞，向故宫投了一颗炸弹，这就成了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按“甲工”的校规，学生“凡学业以外之事，概不预闻”的，但在这时候，这种清规戒律也不知不觉地被打破了，先是学生在“修身”课堂上提问题，后来个别老师也主动和学生谈时事了。特别在这一年11月，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看报看杂志的学生增加了，当时报刊上都把俄国革命党叫做“过激党”或者“赤党”，英国人办的《诚报》上更不断地登出“赤党”“杀人放火”的照片，这时《诚报》上登的是列宁在演讲的照片——我记得大约是在1918年才看到的，形象实在被歪曲得太可怕了。可是事情也很奇怪，青年人却对这种“可怕的”人和事特别感到兴趣。学校图书室里，除了《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之外，只有一份上海《申报》，可是集体宿舍里，我们却常常可以看到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因为这两张报上都有一种副刊，不断介绍各种新思潮——乃至报道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尽管那些文章很难懂，对各种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我们还是生吞活剥地阅读，似懂非懂地议论。到1918年暑假，我从本校毕业生汪馥泉、褚保时那里看到了《新青年》和《解放与改造》，我知道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这些新文化领导人的名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说也奇怪，我那时正在用功读古文，同时还在背诵《唐诗三百首》等等，可是看了《新青年》这类杂志之后，学古文、看旧书的劲头就消失了。大概从1918年的冬季起，汪馥泉就经常约我和蔡经铭（同班同学）谈话，谈话的地方经常是附属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的浙江省教育会，参加谈话的人，三五个到六七个不等，谈的问题主要是反对中日军事密约，要求废止蓝辛—石井协定，当然也利用聚会交换些时事消息，总的说来，反日爱国是当时讨论的主题。当然，我还记得有一次谈话中，褚保时表示要到北京去，我们问他是否去考大学，他却似乎很秘密地告诉我们，有一位朋友要他去参加工作。这种不定期集会继续了三五次，就停止了，停止的原因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人们估计时局会发生变化。通过这种谈话，我认识了第一师范的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等，并从他们手里，看到了许多报上登过的或者手抄的文章。 跨进1919年，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北京政府派出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等为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一星期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并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顾维钧等在巴黎公布了中日之间缔结的各项密约：二十一条、蓝辛—石井协定、巴黎和会上三国会议解决了山东问题的方案……这就一下子把全中国老百姓激怒了，这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 像闪电，像惊雷，火烧赵家楼的“大快人心事”立即传到了杭州。5月8日杭州中学以上学校学生举行了第一次游行示威。军阀和学校当局似乎没有准备，这次游行没有受到阻碍，学生们贴的标语和喊的口号，也还只是“拒签合约”、“反对曹章陆卖国贼”等等。“甲工”同学大部分参加了游行，据说也只是事先接到了一个从安定中学学生会打来的电话。可是这次示威之后，情势就变了，5月12日的那次规模更大的示威，则是事先有了组织，也就是10日晚间在“一师”举行了一次各校学生代表的集会。我记得，“甲工”的代表是我们公推的机械科的班长方兆镐。由于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已经流了血、捕了人，所以这一次的游行，就决定了要到督军公署、省长公署和省议会去请愿，同时还喊出了“不怕流血”的口号。游行队伍到督军、省长公署的时候，都大门紧闭，上了刺刀的警察站满了岗，无法进去。省议会比较开明，让我们推出五六位代表进去，听取了学生的意见，但也只是表示同情，不作实质性的回答。大家回校之后，连夜开会，商定了两件大事：一是杭市中等以上学校每校选出正式代表二人，筹备正式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二是以全市各校学生会名义，函请杭州总商会，即日起停止出售日货，并表示，于5月29日起，全市罢课，检查日货。 据我回忆和可以查到的材料，大约在6月初，北京派来了一个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团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高个子，很能讲话，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北京大学学生。为了欢迎这个代表团，杭州几千学生在湖滨公园的公共体育场开了一次大会，北大代表作了报告，然后宣布正式成立浙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推出方兆镐为会长。大会决定，打电报、发宣言、支援京沪学生的义举，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抵制和搜查日货。首先各校学生分别组成六七人一组的检查队，到贩卖日货的商店去演说、劝告，对于不听劝告的，就进行搜查，把查到日货集中到湖滨的公共运动场去烧毁。这件事触动了商人，当然也激怒了官府，当时的浙江督军杨善德立即训令警务处，查禁学生结社集会，并张贴布告：“如有违抗，当即依法逮惩，切切毋违”。但是，不仅学生没有屈服，意外的是各校校长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第一师范为代表的进步派，一派是“甲工”和体育专门学校为代表的保守派。我们校长许炳堃是一个典型的实业救国主义者，从来就主张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那位体育学校的校长记得是台州人，以顽固著称，一向反对第一师范经亨颐的教育改革，所以当省长齐耀珊严令各校禁止学生集会游行之后，在校长们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在这种场合，许校长站在保守这一边是肯定的，但是，杭州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方兆镐是“甲工”学生，每次游行和检查日货，“甲工”的学生参加者最多，因此，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甲工”要被解散，方兆镐要被开除的传说。果然，有一天晚上（记得那时已经是秋天了），许校长召集了二十几个人开会，方兆镐、倪维雄、孙敬文和我都在内。许校长态度很冷静，先讲了一些国家大事，然后告诫我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行事不可过火等等，讲到抵制日货时，他还说了一些颇出我们意外的话。他的大意是说，我许炳堃从日本留学回来，不做官、不经商，办了这么一个工业学校，为什么？为的就是抵制日货，这和你们的目的一样，因为只有有了国货，才能不用日货；因此，最根本的抵制，就是好好学习，自己制造国货。在当时，这些话我们当然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态度温和，而且根本不提惩处学生和解散学生会的问题，我们就已经感到很高兴了。 1919年夏天，由于教育厅下令提前放假，同时，我又受了《浙江新潮》号召的第四种旨趣的影响：“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所以我就利用这段时期，得到学校的同意，到我过去当过学徒的泰兴染坊去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当时我已经学了两年染色，调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了解劳动界的生活”之外，更想知道的是旧式染坊的做法，和新式染色（也就是我正在学习的染色工艺）的差别。这时我已经是一个中专的高年生了，所以不仅一般工友，连老板、管事也对我特别客气，而且不让我干重活脏活了。不过很奇怪，好像是老板交代了的，单单不让我去接触那几口旧式的“靛青缸”，他们每天一早就要在靛青缸里加石灰水，然后搅拌，可是当我走过去，他们就把竹叶编的缸盖子盖上了。直到后来，才有一个小伙计告诉我，他们认为现在新式染坊行时，旧式染坊就要关门了，惟一“洋人”不会干的，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元靛”，因此老板吩咐，只有这一门，不能让“洋学生”知道。上了年纪的人也许会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用的外来染料绝大部分是德国货，欧战中，德国染料断绝了来源，这才使一部分囤积德货的商行大发洋财。由于当时“阴丹士林”还不流行，绝大部分农民还是喜欢不褪色的土靛，于是“土靛染法保密”，就成了旧式染坊苟延生命的“秘方”。这一个月的调查，我写了一份《泰兴染坊底调查》，发表在1920年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上。事隔六十二年，最近在“浙大”八十五周年校庆时看到，真有不胜今昔之感，这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当然，“文学性”是谈不到的。 1920年夏，我该在“甲工”毕业了，考试的成绩是好的，在染色科我还是名列第一，可是由于参加了学生运动，特别是在《浙江新潮》上写文章，因此“品行”不及格。这一件事在教务会议上似乎有过争论，因为“品行”列入“丁”等，是不能毕业的，但是这一关终于勉强通过了。据说由于当时学生运动还未平息，恐怕为了不让一个成绩优良只是参加了运动的学生留级，又会引起风波；同时，也有人说，像这样“不安分”的学生，还是早点送走为好，所以我还是顺利拿到了毕业文凭。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注释： 《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作者夏衍，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自传体回忆录，是作者在84岁高龄开始撰写。本书节选了《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二章从“辛亥到五四”中的相关部分。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人，1915年9月进入杭州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毕业。建国后历任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