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2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史学研究中的‘常识’：根据几个案例的反思”。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慧怡、陈文龙、杜华、谷继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刘清华、刘文飞、陆一、罗鸿、欧树军、盛珂、王明珂、赵丙祥，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包伟民老师表示，本次发言虽以“史学研究中的‘常识’”为题，实则反映了自己的一些困惑，所以借这次报告会之机，求教于各位高明——尤其是擅长于理论思辨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近年来，经常有学者呼吁史学应该“回归常识”。但是，什么是“常识”？又该怎样“回归”？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实，本次活动的议题是因为某杂志对包老师一篇文稿的审读意见所引发。在此谨举三个案例，来作出说明。 
包伟民教授在论坛现场 案例一是关于马端临的乡役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归纳了中国历代职役制度的演变规模，认为乡长、里正等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负责人，在帝制前期都是“役民者”（即官员），到了后期则演变成为了受官府差派充任役人——其身份从“官”变成了“民”，为官府所“虐用”，因此“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以至在基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文献通考》的权威性影响力，马端临这一论断遂为后世论者所全盘接受，向无异议。例如有学者就根据马端临此论，进一步指出，从秦汉至唐代中叶，乡长、里正等等都是“有官秩和俸给的正规公务人员”；唐末以后起，他们才变成了身分和地位都远赶不上前者的无给制的“由公家佥点的职役”。于是，这一看法遂成为了关于中国古代职役制度的某种规范性认识——“常识”。 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略作思考，却可以发现其中令人心生疑窦之处不一而足。在帝制前期，国家财政的收入及其开支规模，“养”得起所有的乡村基层管理人员吗？毕竟直到近代中国，也是相当晚近才有能力将这些人员全部纳入国家公务人员范围的。再者说，自从确立秦制以后，总体看国家管控不断向基层渗透，持续强化，唐宋之间更是如此。为什么对于乡村基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控制权从“官”转让而给了“民”呢？可见关于唐宋间职役制度演变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常识”在相互纠缠。 
唐长安城分布图 案例二与案例三对不同“常识”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表现得更清楚一些。案例二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即所谓从中古的坊市制，演进到近古的街市制。反映唐代中期以前坊市分离制度的典型论据，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为众多历史读物广泛引用的唐代长安城的考古复原图。从中可窥见整个城市“千百家似围棋书，十二街如种菜畦”，像一个大围棋盘。根据确凿的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所复原的城图当然可靠无疑，但论者关于此图的解释却值得思考。关于坊区及坊墙的问题暂不讨论，旧说认定坊市分离，所有商业活动都集中在东市与西市，各色人等则居住在坊区之中，两者分离。但是如果居住在距离这两个市场区块稍远的坊区，相互间来回就不止数里，甚至超过十余里。如此一来，城居生活就会远比村居更加不便，有违日常生活经验。由此看来，坊区之中应该广泛存在着零售商业。大体可以肯定的是，专门的市场与坊区的零售业属于不同类型层级，而若将这样的城市模式推广到所有中小型城市，更不妥当。 案例之三，关于南宋行都临安城（今浙江杭州）人口规模问题的讨论与此相似。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州主城区人口规模不超过70万，但学界关于南宋时期这个城市人口规模的倾向性意见，则一直认为超过百万——不同学者的意见，在120万至150万之间摆动。可是，南宋临安城城区的面积，仅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州主城区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而已。在一个受建筑材料限制、其容积率远低于现代的古代城市，其人口密度却数倍于现代，令人不可理解。它“装”得下那么多的人口吗？据此可知，所谓“常识”是具有多重面相的。 
南宋临安城地图 《咸淳临安志》 讨论阶段，有学者根据社会学的原理指出，“常识”具有“多重实在”的特点。关于历史事实的某种看法一旦为多数人所接受，成为一种规范性认识，就可以说被“常识”化了。但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与认识的深化，这样的“常识”愈发受到质疑，有时进而被修正甚至推翻，一变而成为“陈说”——“常识”与“陈说”之间就这样存在着某种“辨证”关系。 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时可能更加贴近史实。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经验会有一些不同，个人的生活经验也肯定有局限，但我们仍然应该重视这种经验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人们常说应该“相信直觉”。所谓“直觉”，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给我们的提示。在本人看来，所谓“回归常识”，主要是指这一层面而言。凡是有违生活常识的史学认识，都值得被质疑。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为包伟民教授颁发聘书 更进一步说，今人所熟知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知识框架，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由前辈学者们的一系列研究所建构起来的，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甚至视为既定事实，并引以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即已经“常识”化了。前辈学者在研究条件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学术积累有限，认识或有失周全，使得近代史学发展处于早期，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本领域的许多基础知识，都有待于重新验证，这应该成为今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而言，哪一个不是面临着如何“回归常识”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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