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郁达夫曾在之江大学预科短暂求学；1933年移家杭州以后，又应之江文理学院之请，担任国文学系兼职教员，并为师生作学术讲座。

郁达夫入学之江那一年，之大档案上重笔记载的是1912年12月10日总理孙中山参观之大校园并作演讲，及与全校师生合影一事。其时，之大有教员11人，学生157人，照片看起来殊为壮观。按理，那张流传甚广的合影上应该有9月入学的郁达夫的影子。但事实是，这个时候的郁达夫因参与有关膳食问题的闹事，正接受校方处理。之大本就是教会学校，校长也是美北长老会的传教士。新迁校址后，“基督教徒之教职员和学生人数激增”，教会式管理与中国“熊孩子”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显现。于是这场闹事就被校方作为严肃校纪的典型严加处理。得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了杭州，住在校外江边海月桥同学家的几位闹事者曾集队到其住地请愿告状，呈文据说出自郁达夫手笔。孙中山自然没见着，告状也无结果。郁达夫最终还是被学校开除。于是，虽然自称曾在这里“度过半年学生生活”，但事实上，郁达夫在这里就读的时间不过三个月。

1912年12月，孙中山与之江师生在慎思堂前合影

1932年10月，作家郁达夫从上海来杭州养病、采风、写作，一个人在杭州闲居了一个多月，完成了名篇《迟桂花》和《碧浪湖的秋夜》。此间，某个“秋晴的午后”，他从海月桥一直“朝西的直上”，上“之江大学的山中”作了“半日的游程”。在那篇作于1933年5月——定居杭州一个月后——的著名游记散文里，郁达夫细细描述了他眼里之江校园二十年间景物的变迁：山腰添造了住宅，空地变成了球场，荒山筑起了“文库”，“当时只同豆苗似的几根小小的树秧，现在竟长成了可以摭蔽风雨，可以掩障烈日的长林”，不让人不慨叹这“二十年的岁月”，也更怀念从前那个“在这些荒山野径里驰骋过的毛头小子”。

看得出，郁达夫对之江是有感情的。故地重游之时，当年熟悉的都克堂、东斋、西斋、红房子、绿房子、白房子都已掩映在浓荫绿树丛中，图书馆、科学馆新落成启用，之江校园更显得生气勃勃。加之经济学家李培恩长校不久，之江进入它最重要的发展“中兴期”。一代词宗夏承焘、中哲史大家钟钟山、经济学家胡继瑗等诸多贤达，都被之江延揽，他们共同铸就了之江文理学院的辉煌和影响。这段“文理学院”时期，也是之江办学史上的鼎盛时期。

郁达夫后来的任教之江，正是在这段时间。在《半日的游程》里，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是，他此行是来突袭一位他“上下年纪的小学校的同学”胡君的——

我的此来，原因为在湖上在江干孤独得怕了，想来找一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而自美国回来之后就在这母校里服务的胡君，和他来谈谈过去，赏赏清秋，并且也可以由他这里来探到一点故乡的消息的。

此前的10月13日，客居杭州不久的郁达夫就曾给这位“同乡胡君”作过一书，该是就此得了联络；后来这一路，自然就成了这两位同乡同学的赏秋之程。但隐约在背后的，则像是埋下了郁达夫日后被聘为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教员的一个线索。

之江学子陈从周在《郁达夫早年经历》一文中透露，郁达夫之至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任教”，是经了其乡人、经济系教授胡继瑗的推荐。胡与郁“少时同学，且有戚谊”，“既能诗词，又工书法”，其时乃经济系主任。杭州解放时，校长李培恩从辞，胡继瑗还是临时成立的之大五人“校政委员会”成员之一。想来，这位荐举郁达夫的乡人，就是一年前与郁达夫同游九溪的“胡君”了。据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34年7月呈教育部备查之《二十二年第一、二学期新生名册及送教育部审核呈文底稿并附教职员名册》教师名录册页上，胡继瑗的名字就列于郁达夫右。胡时年37，小郁达夫一岁，周12小时课，身为主任和教授，月薪420元；而作为兼职教员的郁达夫，月薪是104元——这个薪资，大约在副教授与普通教员之间。

1933之江教职员名单，郁达夫列右2

1933年9月，郁达夫任教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与写作相比，讲学不像是郁达夫的擅长。读《茑萝行》和《芜城日记》，我们都能看到尽管郁达夫非常投入，每天花“四点钟讲义”加“八点钟的预备”，一天十二点钟的劳动在备课和教学上，但还是直言教书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他向妻子抱怨“教书的如何苦法”，坦陈自己“如何不愿意教书”。好在在之江，郁达夫讲文学，他手到擒来的物事。在学生们的回忆里，郁达夫的之江课堂，还是颇有特色的。

而况其时，郁达夫早经是一位文名卓具的作家，写小说，吟旧诗，出日记，作闲谈，包括热闹异常的恋爱婚姻，样样都引起社会人等尤其是青年男女的关注甚至效仿。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加盟之大课堂，对之江学子，无疑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慕课蹭讲的队伍就比较壮观。据与郁达夫交谊颇深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里的描述，郁达夫开课，除“文学系本系必修同学，别系选修的和旁听的同学也有二十多人，足足挤满了一个教室”。时国文系学生张白山《我所知道的郁达夫》也提到，郁达夫讲课“惊动了不少学生”。这样的情形，想也是正常的。据《闽游日记》记载，福州期间郁达夫曾各处演讲10余次，多数情况是“来听的男女，约有千余人，挤得讲堂上水泄不通。讲完一小时，下台后，来求写字签名者，又有廿四五人，应付至晚上始毕”；1936年12月2日，郁达夫在日本东京神田区日华学会为留学生演讲，萧红11月24日就买好了票：“会场不大，差一点没把门挤掉下来，我虽然是买了票的，但也和没有买票的人一样，没有得到位置，是被压在了门口，还好，看人还不讨厌。”

郁达夫在之江开的课，几位学子提到的课程名称说法不一。温梓川回忆，郁达夫讲授世界文学史，“从荷马到伊利亚特讲起，把世界文学史随意地划分几个时间，再从每一个时间中抽出三五种有代表性的名著介绍一遍”，而且，“他的许多见解，还是很平常和稳健的，也没有迎合教会的心理”；而张白山则说，郁达夫课上讲授内容多为十九世纪欧洲文艺思潮和文艺批评，还从西欧文学讲到中国古代文学，从弥尔顿的诗歌联系到陶潜的《闲情赋》。这些描述，让人联想郁达夫的课，中西、古今文学理论参照叙述的学术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与此一阶段的教学内容相呼应，郁达夫此间发表的文论有《查尔的百年诞辰》《查尔诞生百年纪念》和《静的文艺作品》等。前两者分别介绍澳大利亚诗人查尔及其作品，后者则推崇西洋文学中“一种清静的遁世文学”，推崇梭罗的《瓦尔登湖》，推崇乔治·吉辛，推崇埃米尔·索维斯特。除去这个阶段的中外比较视野，这一“偏嗜”亦与郁达夫此时“于人生战场上休息下来，想换一换空气，松一松肩膀”的心境颇为契合。

而更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是，每次上课前，郁达夫总是认真备课，到处搜寻参考书，“有一次，竟为了涉及到文艺批评，他的藏书偏偏又缺少这一方面的材料，还特地跑去上海两次，广搜穷索，仅仅找到一本Sainte-Beuve的法文本……”。

可以想见，学子们之追捧郁达夫，或不惟其名家的影响力，其严谨的教学方法和学术素养也是为人敬重的。

之江校园远眺图

至于郁达夫在之江文理学院的任教时间，可以确定的是跟他的之江求学一样，也没能坚持一个学期。虽然据1933年度“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教职员一览表”，郁达夫系在此年度第二学期被解聘，但据《杭江小历纪程》，1933年11月9日到15日，郁达夫曾应杭江铁路局之邀，作了一周的“浙东之行”，而在此之前的11月8日，杭州《民国日报》副刊《越国春秋》曾有“文坛小讯”记郁氏行踪，称郁达夫“因远在闸口，往返不便”，毅然辞去之江教席。想必是得辞教职以后潇洒出游的。

郁达夫杭州寓所在城东大学路场官弄附近，一个“前有图书，后有武库”的地方，与“国立浙江大学”紧邻，距闸口以西秦望山中的之江大学则有20多里地，通勤确实相当有压力。

之江期间，1933年10月2日，郁达夫曾向之江师生作过一次总理纪念周演讲，题为《中国人的出路》，讲辞已被记录并收入《郁达夫全集》；另有一次演讲迄今未得其详。这年11月，《之江校刊》第59期《中国文学会近讯》，报道文学会得郁达夫、孙智敏诸先生掖助，“会务蒸蒸日上”，并预告郁达夫已应之江国文学系中国文学会之请，将在11月底作演讲——这场演讲，或与张白山《我所知道的郁达夫》一文中的回忆约略吻合：

我还记得郁先生在大礼堂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宗教与文艺》。因为这所大学是教会办的，所以他谈宗教与文艺的关系，材料也是从西欧来的。他准备得很充分，讲的十分透彻。从宗教和音乐、绘画、雕刻一直谈到文学；他对《圣经》的文学价值评价很高。

可惜目前尚无其他详实文字提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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