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桐乡人。清同治十年进士，音韵学家。曾任浙江大学堂总理。《清史稿》云：“乃宣诵服儒先，践履不苟，而於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本篇回忆录着重记叙了劳乃宣先生在晚清革命风波中隐下《罪辫文》，使当事学生得以保全的故事。 劳玉初先生遗事 马叙伦① （1948年） 在伏庐晤傅沅叔增湘，以名山胜水一册见惠。谈次，沅叔谓：“少年时，曾以吴挚父先生之介，入直隶清苑县劳玉初先生幕。县幕月致薪水之养银十两。劳以余薄有文名，且得挚老之介，特年增二十两，盖殊遇矣。”又谓：“玉老以循吏称。然其在清苑，则县署几为民毁。由玉老不信神，而县适遭旱，乡人击鼓鸣锣至县署，舁所事神，强县官叩头求雨。玉老以非列在祀典者不拜。始，玉老禁祀五通，民间讹传玉老为信耶稣教者，至是相持，民遂鼓噪，既毁大堂，复毁二堂，幸亟退避，乃及三堂而止。”伏丈因举玉丈以知县到省时，李鸿章总督直隶，李视其人如乡曲老儒，薄之。意其不习公牍文字，颇致戒敕。玉丈所对，径斥督署幕府。李瞿然惊，诘其何指，玉丈即举象魏所县以对，李乃改容。询其曾读何书，则列举以对。明日，便下扎令办牙厘局文案，美差也。伏丈又举玉丈任吴桥县时，遭义和团过境，直隶总督裕禄，以令箭使办供应，玉丈不谓然，而势不可违，乃电禀山东巡抚袁世凯，以“义和团过吴桥，即抵鲁界，逾此之责，不在吴桥”告。袁覆电谓：“义和团当拱卫京畿，若逾此而南者，必系诈冒，可严惩不贷，余亦当率师北堵。”玉丈乃据以布告，少滋事者即诛之，先谓之曰，若系真者，不畏刀枪，然自无不即时殒命者。虽少滋杀戮，而大局得以保全，亦丈应变之功也。 又举玉丈清末还浙时，浙江巡抚将聘丈为浙江大学堂总理。浙江大学堂者，故乃求是书院，浙江新教育机关之首创者也。是时，院生皆浸润于民族民权之义，每发于文章。院生中有杭州驻防人，所谓旗籍生也，摭拾文字以告其营之豪者金息侯梁，息侯即代为文以上于巡抚。一日，巡抚任道镕屏仪从，骤至院中，托言参观，巡视讲堂宿舍，壁间布告皆录之。复索诸生肄业文字，亲携以去。越数日，则尽率司道府县至院，昭告众人，谓有人密告，院生有逆道文字，公然宣示，监院为之魁率，故余于某日来此察访，并携诸生文字监院告条归而详览，毫无所有。当此之时，尚有挑拨满汉意见，而兴文字之狱，实非国家之福，不可不惩。即令仁和、钱塘二县，将院中旗籍诸生，勒归其营，令杭州府谒告将军，请其严惩。始出所怀物，令司道以次阅毕，乃交监院阅。时，伏丈正为监院，至是，恍然前此巡抚轻舆而至之故。其密揭中于伏丈致憾尤深。伏丈乃注意诸生，详察之，果有李斐然、史寿伯者，曾为《罪辫》一文，而史文光为之修改者，其文已展转入玉丈手矣。伏丈乃即偕高啸桐先生至桐乡玉丈家中乞观其文，玉丈谓：“文可观，但不能持去，余亦决不令此文入他人之手，待余至院时，当毁之。” 后玉丈过嘉兴，即当啸桐先生面火之，此与杭州革命历史上极有关系。孙江东（名翼中），李斐然（名炜章），史寿伯（名久光）皆余友，而寿伯较密，是时余尚肄业养正书塾也。然此事以余闻于伏丈（陈仲恕 时为监院，相当于教务长，乃陈叔通之兄）之弟叔通吾师者，尚可补遗。此事由孙江东偶于暑假中以《罪辫》文为诸生消夏之课，有施某者作以质江东，江东圈其文自首至尾不绝，但直勒其文中“本朝”二字，而易以“贼清”二字，学监徐少梅先生得之，以示金谨斋先生，两人皆以持正自命。而谨斋尤喜事，即持以语劳玉初先生，玉老老于吏事，知可兴大狱，即置其文于靴筒中，而以词缓谨斋，然风声已远。院固有满洲学生，尤悻悻。巡抚任道镕闻之，以询玉丈，玉丈阳为不知，但曰：“吾自当查。”其实丈已毁之矣。谨斋知之，颇不平，玉丈谓之曰：“此何等事，君欲杀数十年少耶？于君果何益？”事亦已。然余闻“贼清”二字，乃寿白文中所用，或江东据以易施文耶？惜余未尝面询寿白，而江东则下世久矣。玉丈为余舅母之弟，而少居余外家杭州大东门双眼井巷邹氏，余母又为玉丈之母之义女，彼时余年未冠，虽曾拜玉丈，亦未请也。丈桐乡人，名乃宣，以进士出任知县，由吴桥知县行取御史，又出为江苏提学使，后赏四五品京堂，入为资政院议员，清亡，居青岛，以遗老终。其学长于算术、音韵、法律，为人勤谨，清之循吏也。 ①马叙伦（1884-1970），字彝初，号石翁、石屋老人。浙江杭州人，南社成员，同盟会员。早年参与《选报》、《国粹学报》编辑，1904年任浙江高等学堂国文教员。1913年到北京清华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后历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省教育厅厅长，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1927年起，历任浙江民政厅厅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附 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节选） 钱钧夫 (1957年2月) 1898年戊戌变法而致政变，六君子被弃市。1900年唐才常在武汉谋起事，被捕杀。此政治上发生之两惨案，影响及于当时青年之志趣者极大。求是同学于庚子（1900年）暑假后回院，彼此相见，论及时事，孰不愤慨，尤以外院头二班同学为甚。遂有倡议组织励志社者，其动向陆续发展，约分为四：1、请由院发给东斋宿舍卧室一间为书包阅览室，各同学将自阅之书报杂志，如旧的《时务报》等，新的《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等，《译书汇编》及有关传播知识之书籍，置诸书架，各同学可于课后来借阅；并定除星期日外，每日夜饭后，自八时至九时止，聚集室内，讨论各自阅读之心得。2、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二十份，分送给庆春门外附郭之茶坊酒肆。3、当时外院学生分为六班，头二班同学为贯输新知识起见，推举班中对国学有擅长者，对其余各班同学轮负演讲新学及评阅文课之责。4、推聘板儿巷塾师蔡某为新民书塾塾师，不得用《千字文》等旧读本，应照所发教本课授。而此教本则由汪师曼锋 担任编辑。此为当时求是外院生对国事而引起之一种新运动，而《罪辫文》案之发生，即由此第三种动向所引发。忆在辛丑（1901年）初夏，对于三四班同学月课，适由史寿白同学轮值，彼乃商请四班教习孙师江东 命题，即所谓《罪辫文》者是。评阅批改，仍由寿白同学自任。而此课取列第一者为李斐然同学。全部评定之课卷，向可由同学彼此传观。有四班同学施某将此课卷交与其叔在内院肄业者，认为可借此摧毁此种新运动，遂将全部课卷，密呈当地绅士樊某金某。而在求是肄业之驻防同学亦侦知其事，势将兴大狱。斯时已居暑假后之九、十月间，总理陆师勉侪早已辞职赴京，新总理劳师玉初尚未到任，院事全由监院陈师仲恕主持。陈师对此事之处置，先为寿白同学筹募学费，资送赴日留学，以避其锋。又偕杭州文案高啸桐先生同赴桐乡访劳师玉初，说明情由，磋商如何解除。而劳师则告以此全部课卷，业由杭绅樊某手中取来。盖某日得知此事，急趋省往访，说明欲携归细阅，借作到任后整顿学风之参考；一面讽其应息事宁人，万不可再行追问。课卷既不能提出作证，则驻防学生亦不可能呈由将军向抚署告发，惟听说抚署已有所闻，请速回书院布置。故陈师归来，同学中见其愁眉已展，但对头二班同学在此一二年内之文课卷册检阅甚忙。不数日，果见陈师陪同便服老翁巡视课堂斋舍极周到，临去又带去纸包数件。约再经旬日，忽见全浙驻省大小文武官员齐来书院，巡抚任道镕居中坐，宣布有人向抚署控告，谓求是书院学生将革命邪说悬诸讲堂、布诸斋舍事，某日余亲自来院密访，巡视一周，并未见有此种迹象，审阅书院文课卷册，亦未见有此种邪说传布，故所告不足为信，应咨请将军对具告人严加训斥。惟此后书院招生，每年必须招收驻防先生十人为定额。并由抚署派提调一员，常川驻院。末几，劳师玉初到院就职，陈师仲恕辞去监院职。而《罪辫文》案由此结束，励志社之组织亦由此消灭。 蒋尊簋伯器、蒋方震百里、许寿裳季黻，史久光寿白均为求是同学，林左髓则记不起来了。辛亥杭城光复，蒋伯器在粤、蒋百里在东北均未参加，当时任杭城光复军总司令者为周承菼赤忱，参谋为李斐然（即《罪辫文》考列第一者）。寿白同学为头班教习宋燕生先生最识拔之弟子，辛亥革命任苏军攻南京时之参谋。全院同学，现存于世者已无多人。然对劳师玉初、陈师仲恕爱护青年之往事，故未尝有一日忘怀者，岂仅仅为此一案耶。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总第12号 1957年2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