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马一浮(1883-1967) 是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竺可桢(1890-1974)是二十世纪卓越的气象地理学界一代宗师。马一浮长竺可桢七岁，比竺早七年去美园，恰又先竺七年而逝。二人系同乡，都是绍兴上虞人。马一浮于1989年应绍兴县试，名列榜首，当时竺可桢大哥竺可材为同榜第五，唯马首是瞻。马一浮1903年起游学美国、日本，饱览西方文史哲名著并予翻译，带回英、德文原版《资本论》，之后便倾精力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专注于国学研究，过着渊默而雷声的隐士生活。竺可桢于1910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庚款培养的留学资格，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读书，1913年毕业，到哈佛大学地理系攻读气象学，1918年获博士回国后，先后在武昌高师、南高师、东南大学教授气象和地理学，1928年出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奔走于祖国的南北东西，探索几千年的风云变幻，过着创新而充实的紧张生活。马一浮是涵咏儒学、承继传统；竺可桢是兼蓄并包、开拓未来：各自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自己的人生辉煌。可就当日寇肆虐，山河蒙尘，学校播迁，人民流离的岁月，这两颗拖着光芒的星辰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互相交汇，留下了一段二十世纪文坛佳话——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聘，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现代大学讲授传统学问。（1）

一、竺可桢一请马一浮

要认识、理解竺可桢聘请马一浮的动机与史实，首先应完整地表揭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之前的心态和办校的宗旨。

1936年初，浙江大学校长、心理学家、中研院评议员郭任远因对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开除学生过多，与教授关系紧张而使之纷纷外流，引起学生罢课，无法继任。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首先提出要请竺可桢出任校长，而教育部常务次长陈布雷曾推举燕大校长吴雷川、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竺可桢为候选人，最后选定竺上报。竺先于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翁文灏处得此风声，及蒋介石同意并欲亲自与竺面谈，翁于2月11日至竺可桢寓所正式告知。竺以为时局动荡，战争随时可能发起，京杭难以兼顾，不愿就任。竺上请院长蔡元培，蔡也认为最好不去。24日上午，蒋介石接见竺可桢，欲其允任。竺虽申述应上报蔡院长，而蒋意甚执。竺可桢深觉重任难以推诿，于是询问翁文灏、陈布雷关于浙大近状，得知浙大“有学生七百人，共文理、工、农三院，经费每年七十六万元。其中中央补助月四五万千元完全可靠，而浙省月余元则常须迟发。”（2）办大学经费固然必不可少，但教员，特别是好的教授，更是大学的中流秪柱。当时浙大教员的状况是“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3）竺可桢奉行蔡元培先生“教授治校”的科条，谓“校长之最要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而面对当时现实，“良好之教员老者已为各方所罗致，一时不能脱身，而欲养成新者则非短时间所能为力”，（4）所以他从3月初起，一直到5月18日就职宣誓这两个多月中，一方面向教育部争取追加经费，另一方面四处张罗联系，实施第一步计划，即各院院长人选及“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5）如敦聘哈佛同年获得物理学博士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胡刚复出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将因不满郭任远所为愤而去南开任教的著名物理学家张绍忠请回浙大任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学主任。怂恿中央棉产改进所副所长冯泽芳往浙大任农学院院长未果，乃请原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员、昆虫学家吴福桢往浙大任农学院院长。挽留总务长程天放不成，遂邀请中书局自然科学科学组主任薛良叔出任此职，正中书局不放，最后聘得中央大学物理教授倪志超为总务长。至于其高足张其昀，自然应该帮助老师支撑门面，出任史地系主任。竺可桢甄选人员，唯才是用，婉辞请托，不顾利害，（6）因而能在短时期内，初步组成一个以校长为中心的领导机构和教授队伍。马一浮就是在这一时段内为人推举给竺可桢的。

推举马一浮的是赵华煦，竺可桢5月6日日记这样记述：“十点至省政府晤秘书长黄华表（二明），谈顷刻，即至公安局晤赵华煦，渠介绍马一浮与邵裴子，此二人杭州视为瑰宝。马本名马福田，与大哥同榜为案首，汤寿潜选为东床，未几至美国。近卅年来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余托赵觅寿毅成为介，一探其愿否至浙大。邵裴子则余已访晤一次，请为国学教师极相宜。”（7）体味日记所记由赵介绍马与邵，似乎竺可桢对这位同乡是略知而不太了解。但就凭绍兴榜首、汤老东床、卅年潜研哲学三点，这对国文系没有教授的浙大，实在是太重要了。邵裴子是经济学家，在蒋梦麟任浙大校长期间，曾任副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蒋去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代理校长，执掌校务。从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正式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因不肯加入国民党，被排挤辞职。竺前在4月23日听从图书馆馆长陈布雷之弟陈叔谅的建议，与邵就文理学院欠账事谈话半小时，至此也想一并聘请为文科教授。可惜一星期后，竺造访裴寓，敦请出山，邵以不再重作冯妇相辞，之后又请陈叔谅乃至蒋梦麟劝驾，邵始终未允。

半个多月后，也就是竺可桢就职宣誓(5月18日）后的星期日，他约请了几位与马一浮关系亲近的人，拜访了这位杭州的瑰宝。24日下午五点，竺可桢与赵龙文、徐曙岑、寿毅成、郑晓沧一起至马一浮寓所，双方寒喧的共同话题，当然就是同乡和县考时马为榜首，竺可材为第五名之事，可惜马老已不复记得竺可桢大哥之名。接着进入主题，竺日记云：“马美髯须，而人颇矮。余等均劝其为学生授课，甚至学生至渠家听讲亦行。五点半出。”（8）前后不过半小时，只能是礼节性的敦请拜访。但竺可桢作为校长，是否看到马美髯长须，与一般教授不同的飘然神态，还是敬重他的高深学问，抑是为正在筹措的国文系而着急，（9）竟然脱口说“学生至渠家听讲亦行”，这是否因符合”礼闻来学”的古训而使马一浮萌发担任讲座的意愿，已无法揣摩。但学生到校外听课，这在路途往返时间上确实难以安排。

两个星期后竺可桢家乡友人任葆泉来杭说：周恩来姑父、绍兴县商会理事会主席王子余先生“已函商马一浮来校担任演讲。”（10）由此推知，24日之一请，马一浮并没有直接答应为学生授课，所以辗转请托前辈缙绅为之说项。但好事多磨，第二天即6月8日，竺可桢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王子余函，谓“马一浮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一封是王以中函，谓钱穆以“北大每五年可以休假一年。渠在北大已久，不愿放弃此权，故亦不能来。”（11）这一则可以想见竺可桢不仅在敦请马一浮，还想将北大钱穆聘来，足见他很想将浙大国文系办成一个国学的重镇。马、钱一时无着，国文系已经筹备设立，所以只能“添聘祝文白为讲师，朱晚香为兼任教授。”（12）竺可桢一请马一浮之事表面上暂时偃旗息鼓，但他仍在辗转托人说项。

二、竺可桢二请马一浮

第二条线由浙江财政厅章子梅托同乡眼科医生张圣征向马一浮劝驾。7月16日，任葆泉来告张圣征已与马交谈，马提出五个条件：课程不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内，须登门请业，每星期一次，时间不逾二小时，公开讲演无益等。并劝竺与张细谈。当天下午，竺可桢与妻子张侠魂到青年路尚农里眼科医院晤张圣征，张说马一浮所坚持者唯须登门请业。竺可桢觉得“此点有困难，因来往时间耗费甚多，学生上下课不能衔接，”所以他“主张由校方指定地点，即在校外亦可。薪水致送月二百元，每星期二小时。”（13）第二天下午四点半，竺可桢第二次到马一浮住处，经张圣征劝说，马一浮已应允到校授淉。竺可桢也拟在学校附近刀茅巷十七号特设一房作为讲堂。马又谈自己出国游学时的经历，以及学生求学应有之态度。半小时后即离去。按理至此一切已经谈妥，不料事情又起苍黄，三天后，葆泉又来谈及马一浮事。他从张圣征口中得知马一浮怀疑竺可桢之邀请非出于真诚，乃欲假马之声望名义而已。故叮嘱竺作函致王子余坦诚表白。竺立即作书致王，而当天下午他偕家眷有天目山——汤口——黄山——歙乡——芜湖之游，并转道南京，处理所务，7月31日中午回杭州。下午又去为人证婚，直到晚上十点才回。8月1日上午九点，竺可桢与章子梅一起到张圣征处，再谈马一浮事，适圣征之兄张天汉亦在座。竺记当时谈话情景云：

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之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14）

马一浮所提出的方案与张氏转述的异同，后文分析。竺所谓“在座者均不赞同”，当指二张和章子梅。至此，竺可桢仍未失去信心，准备再和马一浮面洽。据8月4日子梅来回复，说马一浮对称“国学研究会”指“会”字不愿减去，推知1日与二张一章面商后，仍请章与马进一步磋商学会名号等问题。竺听了后，还想等南京公务处理回来后再谈。（15）第二天竺去南京。不料8月7日在南京接到章子梅一函，知“马一浮事因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肯取消故，事又不成。”章给竺信中可能表示已无能为力，故感叹马一浮“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竺可桢自己也觉得“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16）不得不赞同章的感叹而表示遗憾。第二次请马就此鸣金收兵。

三、马一浮思想解析

就《竺可桢日记》归纳，马一浮不肯出山讲授的原因，无外四点：一、坚持登门请业，二、另设国学讲习会，课程不在学校科目系统内，三、要学校称其为大师，四、怀疑竺可桢之诚意。但这些都是竺可桢闻之于王子余、张圣征、任葆泉、章子梅等人的记录。竺二次登门相请，交谈总共不过一小时，日记所记的对话包括第一次是县考佳话，第二次是马一浮的游学经历和学生求学态度，（17）双方有些关键的问题和态度都是中介人在转述，辗转传述中是否存在偏差，下面转就马一浮的著作文字来印证王、张、任、章传递的信息，理解马一浮当时的心态，以便更客观地看待竺、马二人这段历史交往。

（一）坚持登门请业。登门请业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上，聘请马一浮北上任秘书长。两人为废经与读经产生矛盾。马劝蔡设通儒院，蔡以为夸诞迂阔、不切实际，马遂拂然而回。1916年，蔡元培长北大，邀请马任文科学长，他就用《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经语相却。自此之后，一直信守此言以保持其独立的人格。十三年之后(1929年），陈大齐代理北大校长，听从马同乡邓氏兄弟的介绍，致书请马北上讲学，马不作答，电报相催，亦复电辞谢。（18）转请马叙论说项，仍不为所动。第二年(1930) , 陈办研究院，又奉函敦请出任导师，不必刻期讲课，只需垂答、启发学生。马答书云：

乌君来，奉惠书，不遗鄙远，以大学方拓研究院，欲使备员导师。但有牖启之责，初无讲论之劳，是所以待名儒显学。浮愚，何以当之。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平生初究，未尽玄微，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亦知语默道同，物我无间，酬机赴感，教所由兴。但恐无裨仁贤厉学之心，不副髦俊研几之望，是以未敢遂承，匪欲自隐其陋也。（19）

陈接函后，仍函、电相催，并送上聘书。马复奉答云：

函、电均悉，承促北游，非欲自远，徒以衰年，久习疏放，倦于行旅，终觉此意鼓舞不起。教人不由其诚，教之所由废也。即使勉徇尊意，强为一行，己既未能鼓舞，何以鼓舞学者。……聘书仍合奉缴外，...（20）

1916年马一浮正风华正茂，1930年也年不满五十，所讲“衰年”之说，只是托词。但他为什么屡屡说“未闻往教，说自己教学之意“鼓舞不起”？这与他对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教育制度的不认同有很大关系。

马一浮五岁从何虚舟读唐诗，八岁能诗，九岁能诵《楚辞》《文选》（21）十二岁以聪颖使老师辞馆，十六岁县试高中榜首，二十一岁出国游学，二十三岁回国后，在镇江焦山海西庵读书，旋即移居杭州外西湖广化寺嗜阅《四库全书》，后居虽屡迁，学未尝废。纵观其读书治学，全凭天资，与现代的中西学校之制无涉。不仅无涉，还颇有异见。早在1914年，他就撰《论校长教员之名不可用》一文表述自己的看法。马一浮对儒家经典内核的准确把握，对濂洛关闽义理和陆王心学的透彻理解在二十世纪以来是无与伦比的。上帝将这样一位遗世独立的贤哲，置于一片出于蓄意或无知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喧嚣声浪中，其内心的失落与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西式学校的建立，学生纷纷以学分为重，以毕业就职为务。学校制度虽有其许多优点，却也不免存在这种缺点，（22）这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暴露得更为彻底。而在当时注重道德修养，倡导和谐博爱的贤哲马一浮看来，莘莘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这种求知方式与先儒以内修为人生第一步，循修齐治平这种推己及人式的教育理路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他在复蔡元培信中说：“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竚之勤。”（23）“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一语，完全表达了他对这种讲授方式的态度。但是，儒家的哲学和精神理念是积极用世的，深得儒学真谛的马一浮，尽管用种种托词，一概谢绝，内心深处未尝不想将普世的真谛传播、发扬。这种思想在他给马叙伦的信函中有过真实的透露：

久谢人徒，遂成疏逖。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而后应，信然后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舆之扬邹鲁之风，析夷夏之致。偭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遂应。虽荷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24）

“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庸置疑。马在《与王子余书》中亦曰“不欲令种子断绝，此天下学者所同然。”但传授方式缘机而异，老子逢尹喜而著《道德经》，子夏退居河西而传授经籍。都是“感而后应，信然后从”的方式。处在儒术见绌，人心思新的世道中，再拿过时、见绌的儒术传授，岂能保证不出现闻者睡卧之场景？所以“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是这位贤哲内心矛盾的真切表露。理解这一层心理，便不至误解他是时时处处距人自高了。

蔡元培与陈大齐都是书函、电报敦请, 而且都要北上，这与竺可桢亲自到隆中敦请,且地点就在杭州有所不同。而且竺可桢第一次拜访就说：“学生至渠家听讲亦行”，这句话从学校课程安排上考虑未免欠周，但确实对马一浮不仅有所感，而且还有所应。同在杭州，既可演绎“礼闻来学”的古训，又可以延圣贤之血脉，不令读书种子断绝。这种思想的转变，可以从他后来给王子余信的追述中体味到：“惠书具道竺君藕舫见期之意，久而未答。良以今时学校所以为教，非弟所知。而弟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复再三挽人来说，弟亦不敢轻量天下士，不复坚持初见。因谓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此实勉徇来教，不欲过拂竺君之意。”（25）与此同时，一个“国学讲习会”的方案由此萌发并渐次形成。所以，虽然拜访当天没有谈定，两星期后王子余函商同意及隔天又提出“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都预示着马愿意开讲但有他自己的设想。

一个月以后，当张圣征去劝驾出山之时，马一浮的“国学讲习会”方案已经成熟。因为张转述章子梅时，明言有五个条件云云。及至竺可桢省悟学生从学校到其家往来花费时间会使前后课程无法安排时，改变主意，主张“由校方指定地点，即在校外亦可。”隔日第二次到隆中敦请，就拟定在校外特设讲堂，既使不变“来学”形式，又使学生节约时间，学校便于安排课程。这一点，马一浮完全能够理解通融，他给王子余函中说：“昨竺君复枉过面谈，申述一切，欲改来学为往教。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26）故“坚持登门请业“这一点应该讲已经解决。

（二）设立国学讲习会。在马一浮看来，国学讲习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其课程独立于大学教育之外。为使清楚理解马一浮的思想，现将他所拟定的条款迻录于下：

口口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 

一、本校为引导学生对于吾国固有学术之认识，兼欲启示学生使知注重内心之修养，特设国学讲习会。

一、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自由讲论。每星期一次，其时间另定之。但主讲大师有故不能到会时，得由本校商请派遣高足弟子出席代讲，或许学生造门请业，仍以每星期一次为限。

一、国学讲习会纯粹为养成国学基本知识，使学生离校后可进而为深切之研究，发挥本具之知能，阐扬固有文化,故超然立于本校所有各院、各系科目范围之外。不列学分，不规定毕业期限。但每届一年终了时，由主讲大师考询其领受之深浅，另定甲乙。其学业优异者，经校长之特许，得予嘉奖。

一、本校各院、各系学生中，不论年级。于所修科目之外，有志研究国学，曾读四书及五经中之一经以上者，由校长选拔，令自行填具志愿书，得入围国学讲习会听讲。其未读四书者不与。

一、国学讲习会分经术研究、义理研究二门。俟学生领解力增进时，得增学术流别（即哲学评判）、文章流别（文学评判）二门，或其它门类。由主讲大师察看学生能力自由酌定之。

一、学生既入国学讲习会听讲，不得无故中途废辍。其有领解力薄弱或不守规则者，由主讲大师随时告知校长，令其退席。

一、国内通儒显学遇有缘会，由主讲大师介绍，经校长之同意，得临时特开座，延请讲论，示学者以多闻广益之道。（27）

如果不是他后来为完善而修订, 条款共有七条,可见章与张的转述都仅是大意。（28）

“对于吾国固有学术之认识, 兼欲启示学生使知注重内心之修养”，这是讲习会的宗旨。这个注重内心修养的宗旨决定它无法打分。他要求听讲学生必须读过四书和五经中的一经。未曾读者不得入听。为什么订立这一条？马转述沈曾植的话说：“今时少年未曾读过四书者，与吾辈言语不能相通。”对此他深有共鸣，给王子余书中说：“弟每与人言，引经语不能喻，则多方为之翻译，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马一浮长期以来苦于后学听众难以理解，凑泊不上，所谓“讲即不辞，实恐解人难得。”曾借用禅师家宾主料简的话头说：“若学者不具参方眼，师家不辨来机，互相钝置，名为一群瞎汉相趁。（29）这样的讲学无非是浪费时间。所以学生如果领解力薄弱或不守规则，可以随时勒令退席。他深感“处今日而讲学，其难实倍于古人。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亦难责之于今。”（30）只有真正树立师道的尊严，儒学的精华、圣贤的血脉才有可能传授延续。以上几条，都不是大学学制中随意可以处置的，这种讲授确实是超然于院系课程之外的形式和内容。他为此还代庖越俎地拟定“国学讲习会”草案，自以为“力求浅显，粗具厓略”，想“留俟讨论”。竺可桢执教大学、主持研究所近二十年，深谙高层行政，成立某“会”，必须“呈请党部”批准备案，因而请人转告请马通融。马一浮却实在不谙此道而难以理解，他税：“昨竺君复托他友致语，以讲习会之名恐引起干涉，非学校所宜。大学规程弟所未谙，然未闻政府有讲学之禁也。此项名义亦与他种集会性质不同，此而须受干涉，则学校各系讲堂上课亦须受干涉邪？既与学校无益而有妨，何为多此一举。”（31）因而坚决不肯去一“会”字。竺可桢为请马出山講授，可谓用尽心思，马一浮其实也很理解他的诚意，故与王子余说：

“竺君不以弟为迂阔，欲使诸生于学校科目之外更从弟学，大似教外别传，实为特殊办法。弟之所言，或恐未足副竺君所望、餍诸生之求。其能相契，亦未始非弟素愿。若无悦学用力之人，则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此当视诸生之资质如何，是否可与共学，非弟所能预必，非如普通教授有一定程序可计日而毕也。”（32）

这种理解，使得他原来与竺可桢在以国学培养学生的目的上存在的分歧也归于消解，（33）倒是担心学生素质不够而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由于他闭门读书，不谙世事，略显固执，最后在一个“会”字的予夺上使得竺可桢的第二次敦请功亏一篑。（34）

（三）要学校称其为大师。8月1日，张圣征向竺可桢等转述“一浮并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根据7月17日张传语说“马订有五条件”，8月2日马一浮给王子余信中附有“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又说“偶为张君圣征言之”，则圣征转述时完全可能看到“国学讲习会”草案。马所拟草案上明言“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云云。首先，国学讲习会所设特别讲座的主讲大师，不等同于张所转述的“国学大师”，更不是六十年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的“国学大师”。竺可桢的理解是正确的，他说“大师之名有类佛号”，马一浮用“主讲大师”的名词，正是借用佛教语。“大师”一词梵语为sāst,巴利文为satthar，指初果以上，乃至诸佛菩萨，堪为众生之师范者可称大师，故原意是大的师范。后来有所引申，据《本事经》上所载三种大师中的第三种是指精修梵行，具足多闻，于诸经典，善知法义，出现世间，开示四谛，令诸众生出离生死，皆得无量义利安乐，是为众生之师范。《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二云：“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35）唐代朝廷多尊称通晓佛教教义的僧人为大师，所以多有某某大师之称号。马一浮认为在“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的时代，给学生灌输一种精神上的主义，排除外界各种邪道，正类《师地论》中大师的作为，因而讲习会讲座之主讲自应称“主讲大师”。其次，他不认同现代学校的教育方式，曾谓校长、教员之名不可用；他的理念是：“学校为讲习之地，施教、肄业为讲习之事，教者与受者同为讲习之人。所讲不止一科，故立多师，多师不可为统，故立主讲。”所以“校长宜改称‘主讲’，教员宜改称‘讲师’。”（36）“博士之业，汉之博士，即今大学教授。非弟所知”（37），自己也没有获得博士回国。既然讲学的方式、内容不同学校教授所讲，名称自不易剿袭雷同。又，马一浮离开宜州时留赠诸教授诗有云：“丈室能容师子坐，裒斜力遣五丁开。”（38）“丈室”与“师子”皆用佛教典故，出《维摩诘经》，所以草案中“大师”一词亦系借用佛教语无疑。附赘一句，姑不论马一浮学问渊博足堪承当“国学大师”之称号，亦不论马一浮的确自命不凡，即以他深厚的学养推测，亦不至自命为当时世俗和现今普遍观念中的国学大师。名相之争之辨，在这样一位哲人面前，似不容以小人之心妄测。这里只引述他致龙松生书中一段话，书云“今来书犹不屑为讲师,而必居教授，何其滞于名相也。名之贵贱，俗妄所成，呼牛任牛，呼马任马，于己何加损邪？曩尝告贤今日谋生，事同力作，居卑苟活，不可以为名高，养贤贵士，岂能期之今人。况我之果贤，亦岂待人之贤我。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关若不透过，终无洒落自在分也。”读之足以消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世人对这位贤哲的误会。七十年前张圣征转述的原话已不可考，体味竺可桢日记原语，他可能是粗读讲习会草案而错会其意，或者是即兴转述时斩首去尾、粘连不当所致。这种误解在后世盛传马、竺佳话时产生了不良影响。幸好求贤心切、明智多闻的竺可桢有正确的理解，并不以为意。

（四）怀疑竺可桢的诚意。至于张圣征所说马疑竺之邀请非出真诚，无非欲假马之名义云云，细读马一浮所留下的文字，没有这种痕迹。说实话，杭州瑰宝马一浮闻名遐迩，竺可桢为办好浙大遍请国内名教授，这都是时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实。但像马一浮这样渊博的学问和淳厚的涵养，即使心知其意，也不可能口出其言。那么是圣征代人立言，还是葆泉转述走样，现在已无法对质。这种误解虽然不是竺可桢二请马一浮不成的根本原因，也不可能对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竺可桢为人的改变，但对于他当时想方设法请马出山使浙大师生略知国学门径的热忱心理上确实带来一些消极或负面的影响。

8月1日竺可桢在张圣征医院会谈之后，章子梅当天就奉竺可桢之命征求马一浮是否可去“会”字，这就是8月2日马致王子余书中所谓“昨竺君复托他友致语”一语的本事。竺可桢8月7日在南京收到王子余之函，就是王子余收到马一浮2日的信件，读到“竺君虽有尊师重道之心，弟实无化民成俗之德。今其言既无可采，是犹未能取信，前议自合取消。此事本于学校为骈枝，于学生为分外。且选拔生徒，尤感困难。为竺君计，不如其已也。乐行忧违，或语或默，于弟毫无加损”一段，以为无可通融，遂转述致函于竺，发出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感叹。竺可桢因之不得不认同王说而感叹“信然”。

竺可桢两次登门邀睛马一浮出任浙大讲座，最后在一个“会”字的分歧上致使不能会同在一起，让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分析其原因，马一浮深居简出，于世事太煞隔膜；竺可桢上任伊始，其工作实在繁忙。张、王、章、任四人的往返传达，未能深切体味二位大师的本意，略有误解乃至误传之处。设想如果竺可桢亲自登门或致函解释关于学会报批的律令，相信能够接受改来学变为往教的马一浮，一定也能与竺可桢协商出一种两可的办法。

四、丈室能容师子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时局剧变，频繁的警报严重干扰着课堂，于是浙大开始疏散，首先疏散到天目山、萧山湘湖和建德，12月下旬，复又经吉安而迁往江西泰和，抵达泰和已是1938年2月19日，竺可桢领导浙大在此渡过了相对安定的七个月。与此同时，马一浮于八一三淞沪战局失利后，携书避寇南迁，先在桐庐县辗转栖息，杭州失陷，不得已而经建德，过衢州，抵开化，依朋友叶左文居。而寇锋强势，开化亦朝夕难保，（39）人心恐惧，不遑宁处。

马一浮于2月12日自开化致函竺可桢，时正值竺率领学校第二次播迁途中。17日竺在江西吉安收到马函，信中说：

藕舫仁兄先生左右：在杭承枉教，忽忽逾年。野性疏简，往还礼废，幸未见责。每怀雅量，叹仰实深。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闻贵校早徙吉安，弦诵不辍。益见应变有余，示教无倦，弥复可钦。弟于秋间初徙桐庐……平生所蓄，但有古书，辗转弃置，俱已荡析。即不为劫灰，亦膏鼠吻，念之能无惘然？非徒士友同嗟，直是经籍之阨。现所居虽稍远锋镝，然寇之所向，殊不可知。万一或有压境之虞，不能不预为之计。舍赣而外，别无他途。然赣中人士，尟有交旧，一旦栖皇羁旅，托足无由。因念贵校所在，师儒骈集，敷茵假馆，必与当地款接，相习能安。倘遵道载驰，瞻乌爰止，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虽过计私忧，初不敢存期必，然推己及物，实所望于仁贤。幸荷不遗，愿赐还答，并以赣中情势，及道路所径，有无舟车可附，需费若干，不吝详告。……旅中简单生活，每月约需若干，亦望一并示及，以便量力筹措。……幸托乡里之爱，犹蒙见齿，当不厌之渎耳。……（40）

先申前年见顾不礼之失，次述罹乱迁徙之况，而主要是为所蓄古书罹阨所惜。因为他在江西少师友熟人，欲请竺在江西代为觅一居室，以蔽眷属，使免失所之叹。竺由于辎重在途，不便速复。19日中午抵泰和，20日下午即至梅光迪处谈马一浮之事。结果文理学院院长梅光迪和教务长郑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41）电文于次日(21日）寄出，隔日(23日）又复书相请。根据马一浮3月6日之函，知马收到电报后曾复一电报，而信函至3月5日始收到。马一浮复函云：

迥日复电，计已早达。惠书昨至，期待良殷，兼见君子教思无穷之旨。在浮本以求远兵革，非图附于皋比，何其遇见存录，欲使遂预讲筵。念方行乎患难，犹得从诸君子后相与究论，绵邹鲁遗化于垂绝之交，亦若可以申其素怀，不孤疋望。但恐衰朽之言，无裨后学，若其可得而说者，固亦不敢有隐。窃推贤智之用心，在使多士敦历气节，仁为己任。是必求之经术，讲明义理，无囿习俗之陋，而克践性德之全。乃可济蹇持危，开物成务。……今承高论，迥异恒流，或者天牖斯民，不致终沦异族。故谓欲荡膻腥，先须信古，教人必由其诚，斯好善优于天下，庶几匡复不远，丕变可期。既昭感应之同符，复何语默之异致。然则浮之至与不至，于仁者设教之方，固无所加损也。浮虽浙人，生长于蜀，蜀中尚有丘墓，亲故不乏。故入蜀之志，怀之已久，终以年衰，惮于远涉，因思就近入赣，或可相依。但令不陷寇窟，别无余望。……迪生先生前有电见速，深荷不鄙，均此致候，不申另答，并乞谅其疏简。（42）

马一浮两年前深距自守，不肯临坛讲授，而于兵荒马乱中竟去从容讲授一般人无法理解、接受的高深学问，友朋闻之颇有不解，叶左文即以为非明智之举。对此，他在与友朋书函中亦有解释。（43）体味这些书函的内容言辞，知他对竺可桢和浙大的看法，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都有变化。

在强寇压境，百姓流离中，竺可桢领导的浙大能够辗转迁徙，照样上课，大有孔子厄于陈蔡，讲诵弦歌不衰；刘邦举兵围鲁中，诸儒“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的气象，这在马一浮看来，竺校长是“应变有余，示教无卷，弥复可钦”的。其次，竺不计前事，仍然电函相继，“期待良殷”。彼既虚怀诚心，自不能“绝物太甚”（44）。再次，儒者处世，非固而不化，处危应变，仍可不失本色。复次，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讲明义理，既可以敦厉士气，济蹇持危，可以让学生竖起脊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同仇敌忾，抵御日寇，“庶贱匡复不远，丕变可期”，所以“既昭感应之同符，复何语默之异致”，不容不讲。综次四点，是马一浮从权开讲的因缘，但仍申明“本以求远兵革，非图附于皋比”，且“蜀中尚有丘墓，亲故不乏，故入蜀之志，怀之已久”，只是“终以年衰，惮于远涉，因思就近入赣，或可相依”，预留他日去留之路。观照前后，守经从权之儒家本色相当特出。

而在竺可桢方面，马二请不出，虽然不免胶固，但其学问为举世冠冕仍毫无疑义。“现在开化，颇为狼狈”，（45）加之梅光迪和郑晓沧竭力主张聘为国学讲座，于是当机立断致电相请，隔日又修书备述期待之诚。梅、郑作为文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在这种颠沛流离，危急困顿之中，照顾已有师生尚且不暇，而能念念于国学与国学瑰宝，竺可桢和浙大领导层这种坚韧的的精神和恢宏的气度，不仅是马一浮莅临浙大讲学最根本的因缘，更是浙大在长达八年的迁徙中能够发展壮大的基本保证。

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一部流传千古的著作，就在双方异同交错的精神理念下产生。

马一浮3月6日的信函，至11日到竺可桢手中，四天后又接到马的电报。19日，竺请沈健强为马一浮寻觅住屋，同日得马电，谓20日从衢州出发来泰和，乃命沈准备迎接。可能因为马一浮携外甥丁安期、及门王星贤两家十五口人，妇孺童仆行动缓慢，加之战乱之际，水陆交通，转换不便，一直到29日始抵泰和。马于29日上午十点到，竺可桢等都去迎接，略叙别后情况，遂去由王焕镳代为觅定的排田村萧宅安顿。晚上，竺可桢在太原书院为马接风。31日，再到马宅拜访。4月3日，以院长梅光迪为首，同中文系教授郭斌龢、历史地理学家王庸、历史学家贺昌群等四人联合宴请马一浮，并邀请文史学家钱基博、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数学系教授章用、外文系教授陈逵诸人作陪。膳后，竺与马一浮、钱子泉等人谈到四点半方散。次日国学讲座的聘书送至马家。从定聘、觅屋、迎迓、接风、宴请直至最后送上聘书，浙大自校长、院长、主任、教授以至具体操办人员，对这位国学大师大真可谓礼敬有加。

马一浮等教师在泰和浙大图书馆前 (1938年5月）  

浙大档案馆藏

马一浮在浙大什么时候开讲，《竺可桢日记》没有记录。但从所记其它几次演讲的日期中可以约略推定：5月7日星期六，上午还是一个晴好天气，学校预定下午二时半在趣园请马一浮讲，午后忽然倾盆大雨，致使马不能来讲。5月14日下午三点，在新村十号教室听马一浮讲“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5月28日下午三点，在大原书院听马讲《论语》首未二章义。（46）据此所记，知马一浮在浙大所开的国学讲座是每星期六的下午三点左右，地点不定。对照《泰和宜山会语》之目次顺序，可以将其演讲的时间内容大致复原如下：

4月9日星期六：引端、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横渠四句教

4月16日星期六：楷定国学名义

4月23日星期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4月30日星期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

5月7日星期六：大雨暂定

5月14日星期六下午三点：论西来学术亦统摄于六艺（新村十号）

5月21日星期六：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

5月28日星期六下午三点：《论语》首末二章义（大原书院）

6月4日星期六： 君子小人之辨

6月11日星期六：理气

6月18日星期六：知能

6月26日星期日：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对毕业诸生演词（新村萧氏宗祠）

聘书系4月4日发出，9日似为开讲之日。《论语》每次讲稿在二、三千字左右，4月9日多“引端”和“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约一千余字，似为开场告白。每次时间多少也无记录，以讲义字数推测，每次在讲义之外应有所发挥。据竺可桢日记，4月9日他在南昌，16日在由宜昌至重庆路上，23日尚在重庆，30日在长沙，均在中研院处理所务。5月7日想去听讲，以大雨违缘，所以他第一次听到“论西来学术亦统摄于六艺”的内容，已经是马一浮在浙大的第五次演讲。5月21日下午四点，竺可桢邀请三十名浙大导师在晨熹阁开茶话会，未能去聆听。6月4日，在南昌办事；11日下午四点开校务会，讨论借读生转正式生案，18日有翁子龙、王子轩来访，下午2点半以后才离开，故日记中均不见记有马演讲之事。由此可见，一位身兼所长、校长，被所务、校务缠身必须数地奔走的竺可桢，只要稍有隙暇时间，就亲自去恭听马一浮的国学座。充分体现出这位科学大师的人品与学问。

6月26日，浙大第十一届学生在萧氏宗祠奉行毕业典礼，校长竺可桢致词，教务长郑晓沧报告毕业生情况，授毕业证书。之后便齐唱宋代理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歌曲。最后马一浮演讲，即《会语》中的“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对毕业诸生演词”两篇。於毕业典礼中合唱横渠四句教，这在近代中国学制中是绝无仅有的。

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照(1938年6月1日) 

浙大档案馆藏

十一届学生毕业，学期也结束。9月17日起，竺可桢忙于浙大再度之迁徙，收拾行李，向桂林进发。9月30日，因南高毕业生唐现之请客，马一浮、郑晓沧、胡刚复、丰子恺等同宴。次日，马一浮请竺可桢等昨日相聚诸人和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敬生等在大华饭店中膳。10月5日，大部队先后到达宜山，而马一浮则至26日始达。

马一浮到宜山后何时开讲，《日记》只有在11月23日星期三这天记述到：“三点半至指挥部晤岑兆熊，不值。至文庙听马一浮讲“六艺要旨”。谓立国致用，当以立身行己着手。孔子所谓‘言忠心、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云云。”（47）按此正是《宜山会语》第一节“说忠信笃敬”中所举。11月30日记也记述曰：“三点半听马一浮讲“学问”，谓学与问乃两件事，学问并非知识。（48）此是《宜山会语》第二讲。由此推知宜山讲座始于11月23日，一般是每星期三下午三点半。如果以此时间推测马一浮之讲座，对照《竺可桢日记》，可知：12月7日，马一浮讲“《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竺“下午二点至校，四点至东门看菜园”；12月14日讲“说视听言动”，竺在龙州；12月21日讲“居敬与知言”，竺在昆明；12月28日讲“涵养致知与止观”，竺在重庆；1939年1月4日讲“说止”，竺在重庆；1月11日讲“去矜上”，竺在贵阳；1月18日讲“去矜下”，竺在宜山。

马一浮(左)抵达宜山(1938年10月） 

浙大档案馆藏

时间安排可以如上所推，但1月16日梅光迪来与竺可桢约，定于17日为马一浮赴重庆创办复性书院饯行，则此事于一月中旬无论如何都已知晓，故“去矜下”的讲稿已经写就，18日是否依然开讲，没有记录。

1月17日，浙大教授们为马一浮践行，赴宴者约有二十人左右。24日，马一浮作诗留别浙大诸讲友。（49）直至2月7日，重庆方面派人来接。次日，马一浮乘交通部车赴贵阳，竺可桢与郭斌龢、贺昌群、缪钺等教授前往送行。（50）历时十个多月的浙大讲学在“举手长劳劳，两情同依依”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回顾十个多月的讲学过程，马一浮与竺可桢还有很值得表揭的私人友情。从请马这方面说，竺可桢可谓礼数周至，及至马来之后，又多次拜访、设宴相请。马一浮于开讲后，曾赠竺可桢两幅书画轴，第二天竺可桢极忙，开会到晚上七点多，但仍作书申谢。（51）半个月后，马又送竺对联一副及宋赵顺孙《四书纂疏》一套，竺可桢未致谢而已出差南昌、长沙、汉口等地，及至二十多天后回泰和，得知儿子竺衡亡，8月3日，即回泰和不满十日，妻子张侠魂亦去世。隔日，马一浮送挽联一副并吊唁函一封。第二天一早，又亲自登门吊丧。竺可桢记述到：“八点，马一浮来吊丧，渠先一日已送挽联来，并作一函，极恳挚可感，今日又来吊。”（52）马一浮深知在颠沛流离之中，竺可桢不计前嫌，不仅礼聘其来浙大讲学，而且待若上宾，当然心存感激，因而在他有丧妻之痛时，及时送去了慰藉。1939年1月26日，当马一浮已经准备借离宜山赴重庆，留别讲友诗作时，竺可桢赠送他一枚象牙图章和一只漆盒，以为纪念。（53）二位大师往来相交，不废礼仪，互赠之物，亦不落俗套，为后世留下了风范。

五、《会语》奥义知多少

“会语”一词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超等疑之”裴松之注引三国魏王沈《魏书》：“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原意是会谈，宋代理学家之门人多辑录其师聚徒讲学之语，称为“讲义”，明人则多题称“会语”。马一浮应浙大之邀，与学生讲论国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难得之缘会”，也是“一时酬问之语”，（54）故亦名“会语”。今所见即是朋友和从游门人等醵资，取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之本。

泰和、宜山会语在马一浮自己看来，乃是“一时酬问之语”，并非著作。（55）不以著作目之，这是他对著作的要求甚高，与世俗标准不同。所谓“一时酬问”，根据当时学生知识程度，不可能问出高深玄奥的问题。但1938年在浙大的教授有钱基博、贺昌群、王焕镳、郭斌龢、祝廉先等，当时贺昌群就向他请教过攻习玄义以哪些书为津梁，马一浮曾作书详答；（56）王焕镳已卓有成就，尚执弟子礼甚恭，自称“蒙蠲师之棒喝”,（57）足见马对他有义理之训诲。今《泰和会语》中《论语首末二章义》《君子小人之辨》与前面统论国学、六艺不相连贯，最后两篇论义理名相《理气》《知能》和《宜山会语》中最后六篇续义理名相，都非初机所能领悟，很可能就是回答诸教授之问而讲。以此理解《会语》结构，庶几有所豁然。

《泰和会语》中《引端》和《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二节，等于是开场白。《横渠四句教》可以说是马一浮针对当时的形势给学生上的一堂政治教育课。《楷定国学名义》是国学讲座（也是1936年“国学讲习会”）的中心议题。国学即是六艺之学，所以紧接的四课便是统关六艺的论述。按理统论六艺之后，可以进一步深论六艺之各别，但忽然插入《

《会语》续有数纸坿去，有暇赐览，幸加批评。古调独弹，实少赏音。此学将来恐成广陵散。现在实无人注意体会，视为迂远不切。然天下最近者，莫近于自己身心。今人只知向外驰求，徇物忘己。孟子云：“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古今人病痛亦相似，但证候有寒热轻重耳。将来若使异国人讲中国学，谬种流传，不堪设想。吾今所言虽约，自信契理，不必契机，言初不为一时说也。（58）

又16日, 亦即“理气”一讲宣讲之后，写给熊十力的信中说：

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其间或竟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今人以散乱心来求知识，并心外营，不知自己心性为何事。忽有人教伊向内体究，真似风马牛不相及。（59）

以此逆推，很可能在四场关于六艺的宣讲过程中，马一浮觉得学生能听懂者少，适有教员或教授发问，欲酬答而解说之，遂有后面数讲。及迁往宜山开讲，已知学生能力，索性在拈出“释学问”，“《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二三篇能启迪学生心智的内容之后，直接宣讲义理之学。马一浮在宣讲时察觉学生在座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以云兴趣，殊无可言”，这种感觉并没有错。他演讲的内容，可以说学生大多未能领会。竺于日记中曾记述：“渠（指马一浮）所讲学生不易解，幸事先印有《浙江大学毕业生序》”，（60）这篇序言仅发挥了《大戴礼·哀公问五义》中的关于古代“士”的一段话，并不难懂，而学生已“不易解”，更遑论其它。他即兴的宣讲引证，无论学生，即便是老师，有时也会有错会之时。竺可桢1938年12月8日日记说：“阅《新民族》二卷十九、二十期中张昌圻著《国难的病原》，文中批评儒教，谓其缺点为两：一则专重复古，二则以家族为中心。前者使人不谋进步，没出息；后者则使人趋于自私自利之一途，所渭‘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全是明哲保身。［此]一段话，

《泰和宜山会语》闳深奥衍，特别是八篇义理名相，更难透彻领悟，但诸位名教授还是会有深浅不同的吸纳和感悟，并且会融化在血液中，散化在著作里。至于那些学生，虽然一时难以凑泊，但马一浮也别出机杼地予以教化引导。他在浙大登坛之日就开宗明义地说：“竺校长与全校诸君不以某为迂谬，设此国学讲座，使之参预讲论。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62）要担当大事，必须振作精神，要振作精神，必须有一种能使精神振作的格言，横渠四句教正是这样一句堂正、警策的格言。所以他不仅于开讲日举出，为学生申说、讲解，更深切地领会音乐对于人心的感染力，请人谱曲教学生演唱。那支歌曲名义上是作曲家萧而化所谱，其实马一浮为乐曲的旋律定下了基调。他在4月9日热情阐述四句教的义理，13日便写信给丰子恺说：

倾来泰和为浙大诸生讲横渠四句教，颇觉此语伟大，与佛氏四弘誓愿相等。因读新制诸歌，意为此语天然，似可谱之成曲。今写呈如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右四语试缓声吟咏，自成音节。第三句声音提高拖长，第四句须放平而极和缓，乃是和平中正之音。其意义光明俊伟，真先圣精神之所托，未知是否可以谱入今乐，制成歌曲？但不得增损一字。深望贤者与萧而化君相商榷，制成曲谱见寄。欲令此间学生歌之，以资振作。吾国固有特殊之文化，凡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今后生只习于现代浅薄之理论，无有向上之精神，如何可望复兴。（63）

不仅不让增删一字，而且音高、音长，音节舒缓、平和等全部有要求。6月6日，再与丰子恺函中说：“前承惠大树画并萧而化君制横渠四句教曲，深荷不以老朽之言为迂腐。”（64）读此可知，那位后来被誉为“神奇的心灵作家”萧而化深深领会了此老的旨意，谱出了合乎其意的乐曲。马一浮的主意是希望学生不断演唱，“以资振作”，这种光明俊伟的言辞和气势恢宏的乐曲，在特定历史时期求学报国的年轻人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或许因为四句教歌曲曾震撼过浙大师生，11月19日，校务会议决定由马一浮为浙大制作校歌。马酝酿深思后，写出歌词，其文理艰深，虽不免拗口，但却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寄意高远。竺可桢一度考虑到校歌的明快与明了，曾有改写之意，故搁置有年，最后还是听从丰子恺的建议，不重新制作。1941年6月24日，函请留美声乐家、作曲家应尚能谱曲。制成演唱后，典雅纯正，旋律明快。后经郭斌龢教授准确而精辟的诠解，竺可桢亦极为满意。（65）自此，一首由国学大师饱含热情谱写的带有浓厚传统古典色彩的校歌，经一位充满科学意识的气象地理学宗师的反复考虑认可，在一所“国破山河在”，流转数千里的现代式大学中唱开了——这一唱就是半个多世纪……

竺可桢宽广的胸怀和马一浮渊博的学问熔铸出浙江大学一座无形但却意味深长的雕塑，这雕塑融化在校歌中，将永远回荡在浙大的上空。

2006年12月31日至

2007年1月14日稿于榆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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