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宁波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著有《畏垒评论集》《陈布雷文集》。先生对浙大之建设颇多关注，曾言：“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 布雷先生与浙江高等学堂（节选） 阮毅成① （1985年） 浙江高等学堂之筹设 满清末年，提倡新学，各省纷设书院。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农历四月，杭州设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月，浙江巡抚廖寿丰，就求是创设官立大学堂，以浙江省石门县（后改名桐乡县）人劳乃宣为监督。校址在蒲场巷，经费每年银二万七千两。校舍为新建的当时所谓二楼砖造洋房，学级为高等预备科，学额为一百二十人。不收学费，膳费每人每月两元四角，由学生自缴。后再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由吴雷川（震春）先生任监督。吴，杭州人，世居学官巷，北伐统一以后，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 张葆灵推介陈布雷应考 布雷先生于满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自宁波府中学退学，拟投考高等学堂预科，但该校不收插班生，须请求特许，方能应考。事为张葆灵（世杓）先生所闻，为作书分致该校教务长等推介，经雷川先生亲自延见，命题授试，获得录取。布雷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谓：“半年来流荡不定之生活，至此得有归宿，深感葆灵先生介绍之力。”张，宁波人，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元月，国民革命军初入浙，组设浙江省财政委员会，五月，改为政务委员会。张与先君皆奉派为两委员会委员。故我于趋庭时，得获拜见。七月，成立正式省政府，先君留任，张解职，返至故乡种桔。我读布雷先生回忆录后，始知其与张先生之渊源，但张却从未提及往事。我每次谒见布雷先生，他必以张之近况如何为询，至为关切。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已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晚，我因公到石浦。他闻我至，特至十里外，步行而来，年已逾七十矣。对我谈地方建设与民间疾苦，至午夜二时。我转述布雷先生关怀之意，张谓：“他忙于国事，我无事扰他。只为言老夫犹能健步，乡居尚安，即可矣。” 布雷先生两任浙江教育厅长 布雷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时，教师阵容，达一时之盛。如范效文（耀雯）、陈佩忍、沈士远、沈尹默、张阆声（宗祥）先生等，皆为饱学之士，并乐与学生接近，且常以鼓吹革命之刊物，密示同学。故学生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范，杭州人，民国初年，任杭县劝学所所长，在水亭址孔庙办公。我小学毕业时，各校在劝学所联合举行典礼，由范授凭。张，一字冷僧，海宁人，北京政府任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浙人误以为五四运动时被打倒之卖国贼章宗祥，通电拒绝，后知为同名之误，又再去电欢迎。布雷先生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曾两长浙省教育厅，遂与乃师有先后同官之雅。至陈、沈三先生文名之广，毋庸多介。 对其恩师邵裴子终身不忘 布雷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时，所受影响最大之教师，为邵裴子（长光）先生。邵初授英文，继任教务长。布雷先生于满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在高等学堂正科毕业，以请病假扣分，只得第四名，未有学校特颁之奖品，同学咸为不平。布雷先生在回忆录中谓：“邵先生招余往，慰勉备至。谓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尔，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邵先生且谓余非不利予考试者，然学问贵有真实之造诣，尔天资不居人下。而沈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诸师之望。邵师平日遇余最严，在同级中对余最不假以辞色。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终身感之不能忘。”布雷先生对邵先生，确属终身不忘，每次见到我，必嘱我回浙后，代为问候。如有来信，亦必书“裴子师前叱名问安"。但邵先生与我来往虽多，抗战时期，几每周必见，却从未提及布雷先生。我每告以布雷先生问候之意，他总是微笑地说：“他太客气了”。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浙江省在全国中首先成立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省政府遴选，报请行政院核定，国民政府公布。我提名邵先生担任，并多次当选驻会委员。我又商浙省财政厅聘邵为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邵先生事先均未知也。战时省府，播迁不遑，邵始终随同迁徙，多所献替。胜利以后，省参议员改由各县市参议会选举，地方银行改为省银行，董监事由省参议会选举，邵无法蝉联，生活不继。旅沪之浙省某前辈函我，谓：“贤者饥渴，有司之责也。”邵先生不得已，乃将其多年所藏英文书籍，出售于国立浙江大学，藉以换米。此批书籍，购于清末，历经大战，在英美已多绝版，而战时存于杭州，幸未被劫。及布雷先生逝世，邵先生来我处，老泪纵横，谓：“他一死，国事前途可知矣。” 布雷先生浙高的同学 布雷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颇得交友之乐，在其回忆录中，多有记载。当其得特许考插班时，郑晓沧（宗海）先生亦同时经申请插班入学。郑，海宁人，为我国名教育家，首将《小妇人》一书译成中文，风行宇内。曾任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浙江大学教务长、龙泉分校主任。布雷先生第一次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约其任秘书兼第一科科长。我与郑先生来往颇多，抗战初期，郑防空袭，我招待其住缙云县仙都乡。我所创办之卫生所成立，为乡间第一次有科学医药设备。我请其参加开幕典礼，他撰联为贺：“欲共斯民登寿域，始知此地是仙都。"我来台后，承杨忠道君见告，谓：“民国三十一年秋，自永嘉赴龙泉，入浙江大学分校。因战时交通阻梗，以致注册时间已过，当谒见郑先生，特准补办。今日得略有成就，皆郑先生当年之赐也。"杨现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国际间知名之数学家。郑先生当年以特许插班受惠，转而嘉惠下一代青年，为国家造就人才，与布雷先生平时乐于提携后进，皆为能不忘其本者。抗战胜利后，郑先生访美返杭，张书旗兄托其带赠我自绘花卉一幅，极佳。他卜居西湖罗苑，推窗而望，全湖在目。我常去访谒，作竟夕之谈。我在京在沪，布雷先生每嘱回杭后，代候郑先生。布雷先生在回忆录中，亦提及满清宣统二年，浙江考选官费生十名，赴欧美留学，其中有施少明（仁荣）先生。施，余姚县人，后为我夫妇之英文业师。他已考取留美，因家人不愿其远行作罢。他历在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教课，我初习法文，亦施所授。抗战期间，逝于皖南，方在中年。布雷先生曾多次与我谈及其在高等学堂时之同学，对郑先生之毕生从事教育，至表敬佩；对施先生之放弃官费留学机会，则每表惋惜。 由浙高到浙大 民国成立，浙江高等学堂停办。蒲场巷校址先后为浙江巡按使署及浙江省长公署使用。迨民国十六年，浙江省政府成立，改设于杭州梅花碑之满清时代织造衙门，蒲场巷高等学堂原址，乃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所在地，此为国民政府当时采取大学区制之措施，兼司全省教育行政。由蒋梦麟先生以省府委员兼任校长；刘大白先生任秘书长，聘邵裴子到校任教。自民元以来，浙省高等教育，至此已中断十六年之久，始得在省内有国立大学。民国十七年，国府废大学区制，将省教育行政交还省府，复设教育厅，布雷先生任首任厅长。蒋（梦麟）先生亦曾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与布雷先生亦为同学。大学区制既废，第三中山大学乃改为国立浙江大学，仍由蒋先生任校长，不久由程天放继任，邵先生继续任教。杭州市政府将蒲场巷改名为大学路，南自清泰路起，北延长至报国寺。凡大学路以东地区，直至城墙，咸划为浙大范围，为杭州市内之大学城。浙江省立图书馆，后亦设于大学路，而将原有西湖庋藏四库全书之文澜阁馆址改为分馆。抗战前一年，省立图书馆举办浙江全省文物展览，盛极一时。任馆长并主持展览者为陈叔谅（训慈）兄，布雷先生之介弟也。 原载台北市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编印：《国立浙江大学》，1985年印行 注释：①阮毅成（1905－1988） ，字静生，号思宁，浙江余姚临山人，法学家。1927年毕业于中国公学，赴法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参与筹建浙江大学法学院，任院长。1949年赴台湾。 附 教育厅长陈布雷在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1930年9月20曰） 校长、教职员、同学： 今天为国立浙江大学三周年纪念，又为校长及教职员宣誓典礼，蒋部长委本人前来监誓；本来近在咫尺，亦当来此观礼，今得躬与盛典，不胜荣幸！浙江大学现在校址最早为求是书院，曾一度改称浙江大学堂，虽则彼时之浙江大学堂与现在之浙江大学不同，但在彼时亦足当大学之称而无愧。其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兄弟即为当时髙等学堂学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高等学堂（即浙江大学堂所改称）旋即停办，关心文化者惜之，于是社会办省立大学之呼声甚盛。民国八、九年已有办大学之提议，至十一二年动议创办杭州大学，勘定校址，聘请董事，终以经费关系，事又中止。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大家咸以为在文化上应有一番新建设，于极困难的环境中，经蔡先生、蒋部长等之苦心擘画，乃有第三中山大学之实现。以旧有之工专、农专两校为基本，复添设文理学院，旋又改称为浙江大学，至今已三年于兹。此三年之中，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但此婴孩长育极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荣幸聘得许多名教授，就学生言，亦较其他大学无逊色，此则可以自豪而自慰者。 邵校长对于浙大之创始、经费极有贡献，本人在髙等学堂时即为亲承邵校长教训之一人。其办事之谨严，注意之周切，爱护青年之恳挚，本人亲承诲迪，虽距今已二十年，而回忆旧时情景，恍如昨日。诸位同学得来此求学，亲承训导，实可庆幸。 浙大物质方面，有待于扩充者甚多；但此种种缺点，掩不了其他的长处。浙大之历史的地理和环境与众不同：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来，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光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 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李石曾先生论学术思想，常说:“勿守东西旧，须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广之曰：“弗迷新与旧，但辨是和非。”盖亦求其是而已矣。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 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一点。 最后，先哲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虽属陈言，而意义常新。处现社会一切未上轨道之时，学者应以力求器识宏远为第一义。大学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应有傲岸矜夸之概，而胸襟志趣却应与众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气度，而后鄙吝、浅狭之念自消，则所学方能致用于社会而不为社会害。此则希望学生方面注意，并望学校之训育当局留意焉。 以上所言，皆为本人管窥蠡测之所见，但自信所言或不致与蒋部长之意相背驰，谨代表致辞如上。敬祝大学进步！校长、教授健康！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三期，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