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钱均夫（1880年～1969年），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浙江杭州。吴越国王太祖武肃王钱镠32代孙，钱学森的父亲，厉麟似的老师。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9年去世。他是一位爱国的革命人士，新中国文史专家。

钱均夫先生早年就读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899年肄业。后与鲁迅、厉绥之、蒋百里、施承志等人一起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学，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他于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08年毕业。后来，他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

1910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1年、1913年钱均夫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校长。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1969年去世。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钱均夫先生是我国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家钱学森的父亲，他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本文为钱均夫口述其对于求是书院创设及当时学风、学生活动情形的回忆，摘自1947年5月12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51期。

此次浙大校庆，因沪杭车辆旅客拥挤，未能及时购得车票来杭参与盛典，深为抱歉。忆三月二十二日，余往谒陈师仲恕，师适在手写求是书院创办之历史，并谓病后体气未复原，复以年高惮于行役，嘱余代表参加讲述求是历史，兹就其文中所未叙及之学生生活情形及当时之时代背景，分别报告之。

第一，林迪臣太守兴学之动机。

甲年一役，刺激人心甚深，日本为蕞尔小国，中国向抱轻视之态度，自经此役后，朝野有识人士，深知国势日拙，国难严重，欲谋振兴中国，非从兴学与储才两方面着手不可。林迪臣来守杭州以后，推行新政，约有三端可举：一为策论试士，二为兴办学堂，三为派遣留学。盖因鉴于八股束缚文教，影响学子智能发展，故就所掌管之东城讲舍，首先以策论试士。当时原有敷文、紫阳、崇文，诂经精舍及东城讲舍五书院，惟所学均属八股文。并创办蚕学馆，以振兴蚕业。林太守复与当时讲行新政之士绅，筹谋兴办学堂。适普慈禅寺因案被封，遂以此为校舍，成立求是书院。一面并在今树范中学、原为浙江省立一中之旧址，设立养正书塾，其设施程度，则仿佛中小学兼而有之；求是书院仿佛中学，复与日后为大学预科之高等学堂相等，而蚕学馆则仿佛今日之职业学校也。求是书院、蚕学馆及养正书塾成立以后，林太守尚嫌人才不敷应付，乃以省费选派优秀学生赴上海与日本留学，开各省派遣学生留学风气之先。此辈学生，在当时因为一时之选，而其后影响于国事颇巨。

第二，求是书院设施概况。

求是书院初办时，招收已就学之秀才，入学者膳食费全免，并有三五元之膏火费。学生共三十名，戊戌新政时，推广而分设内外两院。招收外院学生，以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为合格，一时应试者极为踊跃。政变后，退学者甚众，留学者不过十之一二，故陈师尝谓此辈不退学者诚为认识国事、力求新学之学生。

庚子以后，办学之议又起，适各省有设大学之拟，当局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壬寅年，名确立，仲恕师已离校，由劳乃宣先生继任，未及一年，又由陶拙存先生继任。学部鉴于大学堂成立以后，学生颇成问题，乃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而将各省初办之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以原任求是书院总理之陆冕侪先生为监督，以后继任者为吴雷川、孙厪才、邵裴子、陈大齐诸先生。

民元以后，高等学堂停招新生，在校学生毕业后，遂告停办。直至国民政府成立，始复设大学招生。中间相距十五年，浙江文化因此亦迟缓十五年之发展，此种损失，殆难以言语形容者。

第三，教课与教学。

当时之课程远无今日之完备。国、英、数为必修课，学生专心于国文者最多，英文教师有时兼授理化生理卫生。学生无实验，均由教授行之。国文不是由教授直讲，而由学生自行研阅，疑则发问，教师解答，往往有一句钟内，教师未发一言者。然学生必须日作札记，每晚呈缴，由教师批改。文课则头班生每逢朔望试作，二班生于朔望与头班生合课外，复于初八日、二十三日加课试作。教授国文者，多为博学学士，如己丑年求是书院聘请宋燕生（平子、平阳人）先生主讲，养正书塾聘请陈介石先生主讲。宋先生学问德望为海内冠，读书能过目不忘，并谓不独尽阅中国书籍，即大藏经典，亦皆过目。年事虽高，而思想甚新，著有《宋平子卑议》，学生有询以既有卑议，则必有高议，能假阅否。师谓之有，然斯时尚不许尔辈假阅也。并曾游说李鸿章、张子洞等，欲为国事有所画策，不为所采，退为主讲。某次，见一学生方阅红楼梦，问其阅至何处，答云已至某某回，随命其背诵芙蓉诔，生不能对，宋先生即自始而终背诵之，一字不乱。并告诫同学曰：“尔辈读书，遇有佳文，须熟记之，则他日行文，方有进境。”又一次，询一生时读《经世文编》，问其每日阅几本，答曰十余篇，师喟然曰：“如此则全书正续两编共有四十八册，若干年后，始能阅完，中国书籍，即以全书所载者，浩如烟海，尔辈何时方能读毕。”有某生转问师日必须阅读若干，乃答曰：日必读三四本，且抽取若干精读之文，而指讲之，一篇不乱，其记忆力之坚强也如此。故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师所教学，纯为启蒙式教育，非斤斤于占毕者所可比拟也。

第四，学风。

董仲舒有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求是学风，窃欲引用斯二语表明之。盖吾国向有立己立人之说，“正其谊”、“明其道”，纯为立己方面着想。而“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乃为立人方面，应尽一己职责，发扬为人之道，不应沾之于贪取功利为满足也。回忆往昔在校时，各同学孜孜为学，互以敦品励行相勉，如其有功利之说进者，常自笑之，而不以为意。斯时人人必读之书有四种，即林太守颁发陶拙存先生所编之《求己录》、《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曾胡文集》等书。盖其意即在激发志气，养成民族意识，进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学生中有曾受曾、胡、李三公影响者颇不少，如蒋方震同学，其在武汉《大公报》上所写：《日本与日本人》一文中，论及中国抗战必须坚持到底，不可中途妥协一节，则与李鸿章于甲午战败单衔请勿与和，授以全权继续作战之奏议所述者不谋而合，由此亦可知蒋氏受李公影响之深。

辛亥革命中，江北提督之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浙江克复时之总司令周赤忱，均为求是学生，彼等于功成之后，相率退职。又如同学王维忱，后为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多年，亦曾参加国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十大革命战役中之萍乡一役，光复后，乃缄口不言其事，此种光明磊落之态度，只知为人群服务为己任，正与董仲舒立言之一意相吻合，故敢以斯二语表明求是之学风。

第五，求是学生在庚子、壬寅二年间之活动情形。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败绩求和，所订辱国条约，创巨痛深，吾辈学生极为愤慨，乃在校内组织励志社，从事学问修养之功夫。其工作分对内对外二种，大别有二：（一）举办读书会，规定每周必读完一书，周六晚餐后，向同学讲述，藉以交换智识。（二）扶助低年级同学求学兴趣之发展。当时校内共分六班，头、二班学生对五、六班同学，每周有讲演会及文课竞作。所谓“罪辫文”案，即由此而生，主其课者为史寿白同学，幸经劳乃宣、陈仲恕二师之斡旋，消弭于无形，不使康乾年间之文字狱重兴，而史君亦于事前由同学之资助赴日留学。至于励志社在校外之工作约有三种：第一，响应白话报运动。时校内外有志提倡开通民智之士绅，创办《杭州白话报》，其立论浅近，唤醒民众，打破旧习，同学认为可仿照分送善书例，乃向同学捐款协购分送。第二，并在附近茶馆如太平门外及菜市桥一带地方讲解白话报。凡同学于每星期日有被抽签举往讲解者，均须前往，不得辞谢。余亦曾被举往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一题，记得曾持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指画说明，听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红人之说。第三，改革私塾。先就板儿巷蔡姓私塾，认其教师有新思想，与其立约，改为新民小学，并发给自编教本，以代替《百家姓》与《千字文》，私塾学生概不收费，教师薪金全由同学集资供给，主其事者为汪曼峰先生。

最近期内，本人阅报见载有华盛顿总统诞辰纪念日，驻华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发表忠告之言云：“中国之敌人为文盲、贫穷、疾病与自私自利四种，首须打倒，方足以资建设”。斯言也，足为吾国现实情形写照。求是同学，曾就此四种敌人之文盲一种，举全力欲扑灭之，而五十年来，文盲依然未见减少，其他亦然。而自私自利之风气，恐今犹比昔为甚，诸同学亦必比余更为明白。希哲苏格拉底斯有言曰：“无智为罪恶之母”，希望诸同学，继余等之后，继续努力，扫除文盲，更继以消灭其他三种敌人。余今日讲述求是故事，仿佛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之象征，语语不足以动听，徒费诸同学宝贵之光阴，惟期望于诸同学者，将浙大之学风，继求是之后，发扬而光大之。来日方长，任重道远，愿与诸同学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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