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四部库书之一，曾经历无数坎坷得以幸存。自1861年太平军二度攻占杭州阁书被毁到民国末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被补抄四次，即清光绪年丁丙补抄3103种，民国4年钱恂补抄33种，民国12年张宗祥补抄211种，民国23年陈训慈补抄1种。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经历了匪夷所思的大迁徙，1938年辗转迁到贵阳，后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又东还归杭。阁书在贵州期间，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使用此书，完善有关贵州的文献典籍，提出了传抄四库全书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经费支绌以及战乱，传抄四库整部改为传抄西南文献珍本。在翻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和贵州大学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后，试将传抄库书的缘起、概况等简述如下。 
▲民国31年（1942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库摄影 一、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缘起 传抄库书，一是得益于抗战期间阁书內迁，为传抄提供了便利，二是得益于贵州学者有强烈的传抄意愿。1937年8月4日，140 箱《四库全书》连同浙图和宁波天一阁的善本图书共计 228 箱国宝从杭州出发，开始了长达9年的大迁徙、大抗战。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藏于贵州省图书馆内，据贵州省立图书馆向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具的存书收据显示，寄存于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书籍共计3467部，42536册。1938年9月28日，阁书被移至贵阳威清门外张家祠堂。1939年2月4日日军轰炸贵阳，阁书于4月8日转移到贵阳北郊地母洞，直到1944年紧急转移到重庆，1946年7月5日东还抵达杭州。库书在贵州保存了6年多，为传抄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路线当时，随着抗战的深入，西南边疆国防地位越来越高，沦陷区大批高校内迁学者随来，大批学生负笈贵州，很多贵州籍政界、学界名人纷纷回到贵州，希望将贵州建设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面对落后的，民族成分众多的贵州，许多民族研究机构，田野调查团队纷纷走进民族地方，收集、整理贵州民族、文化资料。此时，国立贵州大学成立，贵州籍学者、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张廷休回籍贵州任校长。他一面努力在全国礼聘名师，做好教育教学；一面积极收集并丰富西南文献，购进大批图书；一面组织团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少数民族文献典籍；同时还向教育部提请传抄《四库全书》以丰富西南文献。
二、传抄《四库全书》概况
1.请示传抄《四库全书》
张廷休1942年8月到校，9月3日呈函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典籍之总会，国家之瑰宝，民间流传甚少，后又经历内乱外侮，阁书毁坏近半，坊间流传甚少，民间的一些史书典籍，又讹误百出。之前教育部有影印全书的计划，但因抗战军兴，计划流产”。而今“本校创立伊始，图书设备亟待充实，兹拟就浙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部迁黔之便，抽借传抄”，但教育部社字第43582号指令回应“所请应毋庸议”。
随后，张廷休一边致电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边致电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对于传抄库书的必要性以及对贵州的重要性作了阐述，同时致电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商讨传抄库书的办法及细节。于教育部函电中说“《四库全书》中有关西南文献为外间未经刊印之珍本孤本桓多，本校为黔省最高学术机关，于此项书籍亟宜及时设法传抄收藏，以供地方人士之参阅研讨，浙江省立图书馆陈馆长训慈来函，允由本校借抄……拟借此千载难逢之机，以期达到预计之目的，而达全黔人士之愿望”。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道“文源毁于外侮，文汇、文宗毁于内乱，文溯、文津先后见劫于敌人。至于今日犹幸文渊之精本及文澜之全帙，得内移安顺贵阳等地，藏之名山，此在远省实为千载难逢之盛事。……为此仰恳钧座赐颁功令，乘此良机，以文渊为底本，不足则配以文澜阁本，就近传抄全帙，留庋贵州，永广传布”。并且国立贵州大学已经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正准备按照计划进行传抄，传抄完成之时就可以“使贵州之地得永宝巨帙，诚开亘古未有之纪录”。
在教育部和军委会的复文中，军委会认为传抄四库全书的提议应暂缓，于1943 年4月13日回复到“查四部全书卷帙浩繁，自非短时所可抄缮完毕，且所费甚巨，似不若俟战后略仿四部丛刊式样，照相石印，流传海内外为宜”。教育部认为传抄四库全书有风险，但为了提高西南边疆人民文化水平的需要，可以将传抄整部《四库全书》改为传抄部分，并且规定传抄的地点不能离开藏书地点，以免全书散失。因此，在1943年4月29日，教育部为贵州大学传抄四库全书事宜致蒋介石代电中给出了意见：“查本案前据该校长一再呈请到部，当经慎重考虑，以该书如全部传抄极为不易，且有散失之虞。为应地方人士需要提高西南文化计，权宜办法只能就该书中有关西南文献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抽借传抄，抄写工作亦不能离开藏书场所，以免散失”。
1943年5月4日，贵州大学传抄四库全书珍本计划及办法正式核定，7月8日张廷休、陈训慈于联名呈函教育部“拟具传抄办法十条，恳迅赐核准”。9月8日，教育部指令随令发还传抄办法修正清单，学校批示请柳贻徵具体办理传抄事宜。12月16日，教育部社字第61530号代电，准予在地母洞口修建茅屋，作保管员工居所，并兼作抄书之用，修建经费五千元即刻下拨。传抄事宜于1943年底开始实施。
▲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珍本计划 2.传抄阁书计划及经费 《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珍本计划》载明三条：首先要成立传抄委员会，选择并审定传抄目录，目录审定之后才能着手传抄；第二是委员会要分设三股分工合作，即总务股掌管会计、出纳事宜，传抄股掌管抄写事宜，校勘股掌管校对勘误事宜；第三是经费预算，纸张费、抄写费、校勘费共约46万元（不含装订费）。
▲国立贵州大学选抄四库全书经费概算书 该计划于1942年9月3日呈送教育部。张廷休希望教育部能够出资60%，其余40%由贵州大学从学校经费中匀支，不足再向社会募捐。1942年11月9日，请求教育部先期拨款十万元，以作预备之用，后因传抄整部改为传抄有关西南文献，经费预算降为十万元。1943年6月3日，教育部社字第26375号指令，将“所呈经费概算书表，传抄经费核减为八万伍仟元”并随令拨发传抄经费。 
▲教育部指令，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29日 
▲教育部指令，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22日 
3. 传抄《四库全书》办法
1943年7月8日张廷休、陈训慈联名致电教育部“拟具传抄办法十条，恳迅赐核准”。9月2日，教育部社字第42576号指令称“查所呈传抄四库全书孤本办法业经修正，除令浙江省教育厅转饬该省图书馆知照外，兹随令附发修正清单一纸，仰即遵照改正，并将传抄情形随时报核件存，此令！”修正后的《国立贵州大学、浙江省立图书馆传抄四库全书珍本办法》共十条，分别说明制定办法之缘由，传抄四库全书的范围，即“以有关西南文献为限”并拟定了目录。
抄写地点，抄书时限为三年，借还书时间为“每日午前八时将书借出抄写，午后五时送库收藏，库书在外以不超过一日为原则”，借出书后要“缜密保管，不得遗失，如遇有空袭，应用最迅速方法收书送库收藏”，如果发现藏书借出后有圈改、污损或掉包将被严惩。后又因与四库全书保管惯例“不借出馆外，只限于在馆内阅览抄写”相冲突，借书抄写的办法取消，改为“在藏书地点加盖草屋就近抄写”。
▲教育部指令，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9月2日社字第42576号至1943年11月，距申请传抄《四库全书》已经过去1年零3个月，其传抄经费，传抄计划，传抄办法，传抄范围才得以最终敲定。
▲教育部指令，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9月9日4. 传抄阁书范围在拟定传抄库书目录时，遵循与西南有关的原则。“初选旨趣大别有四：一曰徵献，如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录、沐晟沧海遗珠之类，以西南人氏篆著及多载西南事迹为主者也；二曰存故，如韩襄毅文集、陆子余集之类，以他省人宦西南或迁谪流寓具有关系者也；三曰表徵，久乏剞劂，不拘籍里，取经考史，取备研阅，至如明一统志、明荟要之类，尤可觇明代政治，创垂于西南者大也；四曰翼教，库书提要，恒拟名儒，清代学者，輙怀鄙视，第如四书五经性里大全之类，数百年思想风节所自出者，抄而存之，以备阅述，亦言教育者所不废也。”根据这四大志趣，传抄全书目录共103种3999卷。具体目录在贵州大学档案馆以及中国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均有保存，在此便不一一罗列。三、传抄全书对贵州的贡献
四库全书所集图书，绝大多数是贵州没有的，书中有关黔地的资料、文献，除乾隆《贵州通志》不抄外，其余与贵州相关的只言片语都被抄录下来，以供修志使用，这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的文化典籍，学者们不畏艰难、报效桑梓、勠力同心、奋力前行的精神也值得大家时刻铭记。据史料记载，民国《贵州通志》的编撰前后经历30年，数次增补，1948年出版前夕再一次增补，其资料大抵得益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所记载的资料。2004年，杭州出版社与浙江图书馆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协议，经过十余年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于2015年正式完成，其文脉得以延续和传承，也算是实现了60多年前，一批贵州知识分子的抄书夙愿。 
▲杭州出版社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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