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史学科班生”公众号，原见《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系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博硕士论文的写作，除了要遵守各自专业领域里的权威写作要求之外，还必须遵守所在学校的具体要求，要事先仔细阅读研究生院和所在院系的指南规定，不要事后再改正。

硕士生三年，当然主要是打专业基础，要做的事很多（前九讲所列举的也不完备），但与三年的博士生相比，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我觉得不宜较早地确定题目，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专的范围里，而应当在专业范围里广泛阅读，扩大专业基础和相关知识。

硕士论文的选题最好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类型，即从小处入手，但能够联系到大问题的题目。这样的题目也需要一定的功力才能发现。一般来说，课堂作业、读书札记、学士论文和自己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都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应当注意自己的学术积累，做到有连续，也要有突破。

我有时觉得硕士论文不那么重要。硕士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应当在硕士的大好时光里做深厚的学术积累，积累得越多，以后产出的越多。所以硕士论文不要写的过长过大，可以把考虑成熟的问题分开，分别准备论文。当然，若是一个有机的组合，还是一口气写出来，则更方便读者。

我指导过不少硕士论文，参加开题、答辩的论文就更多，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很一般的。比较好的论文也有几篇，现在以2009年毕业的林晓洁的论文《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为例。这篇文章前面是绪论，交待学术史、规范术语，还有理论的探讨。然后正文四节，分别是：一、长安初印象，二、迁谪书写中的长安：抽象与生活，三、京官与外任：两条道路的选择，四、家·国和两京之间。每一节里面再细分若干小节，分别讨论四个文人在不同时期的长安印象，每节后有小结和配图。最后是结语，加以总结提高。这篇文章用了很多文学的材料，写的是历史学的文章，文字凝练，逻辑谨严。我原本担心这样四位重要的诗人都要讨论，是否可行。她在处理具体的诗句时，考虑的是“长安印象”这个大题目，所以可以以小见大；又从长安的角度，驾驭四个文人丰富的资料，结果按时交卷，圆满完成。这篇硕士论文受到我主持的“隋唐长安读书班”的成员、硕士论文审稿人、答辩委员会的先生们的一致赞扬，又顺利通过匿名评审，得以全文发表在《唐研究》第15卷（2009年12月出版）上。这篇长文虽然删掉了参考文献和后记，但还是很长，可是文章的逻辑性极强，不宜把它割裂开来，所以就一次发表，以便读者参考。

因为中国古代的典籍留存下来的很多，考古资料又极其丰富，加之近年来研究成果剧增，使得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在三年之内都是非常紧张地度过的，甚至失去了做学问的乐趣，钻进去了，但跳不出来。论文的完成情况也不理想。有时是材料准备好了，但文章写得十分粗糙。有时是文章的前一半写得很好，很丰厚，但后一半却很草率。

因此，撰写博士论文首先要早些确定题目，题目要有一定的限度，不宜铺张得太广阔。早些确定了题目以后，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就可以不断地积累素材。

因为博士论文的篇幅一般在十万字以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要早些安排好文章的篇章结构，这样可以有计划地分类收集资料，加以排比、分析，撰写初稿。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等到最后再做，以为到最后再写可以一气呵成。博士论文是体大思精的作品，史学研究需要做很多前期的史料分析工作，不容易在最后半年时间里完成论文的写作，因此最好早些写出一些片段的成果。

最后的时间，应当更多地放在把片段的成果连缀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从宏观上多加考虑，多做思考。也就是说，从材料中跳出来，考虑一些宏观的问题，把具体的研究升华提高。

总之，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后，往往是一个年轻学者的第一本著作，也常常是这位学者的成名作，因此应当充分重视这一名山事业。

博士论文既然是一篇论文，就要以论为主，叙述主要是作为过渡和辅助论述的部分。但博士论文又是一个整体，所以论文的各个篇章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一点。当然，有的博士论文就是几篇文章或一组札记的合集，那也未尝不可。但历史学的论文最好要有一定的联系贯穿其中。

我所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有一些了，其中余欣的博士论文《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获得了2009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我就举他的论文为例，给以后的博士生提供一种类型的模本。当然，每个人的主题不同，内容、结构也不会完全相同。下面是余欣论文的目录：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术语释义　1

第二节　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3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总体构想　16

第四节　学术史回顾　19

第一章　敦煌的万神殿：诸种信仰的交融　35

第一节　敦煌散食文中的诸神系谱　36

一、两件散食文的录文　37

二、施食文与密教施焰口饿鬼仪轨之关系　41

三、诸神系谱的结构性分析　45

四、密教的流传及其对敦煌民间信仰的影响　48

第二节　日常生活内部世界的神灵信仰　50

一、灶神　51

二、社神的命运　55

三、土地神　59

四、城隍　64

五、树神　67

第三节　身后的世界：墓葬神煞研究　70

一、《曹元深祭神文》的性质　70

二、《祭神文》中诸神的分类　76

三、墓葬神煞　78

第四节　神祇背后潜藏的政治“幽灵”　88

一、三危大圣和金鞍毒龙的斗法　88

二、祠庙营建与战争动员　95

三、为慕容归盈立庙事件背后的政治较量　97

第二章　居住：生活空间与民间信仰的交涉　102

第一节　营造法式　104

一、家宅与命运　104

二、基本原则　105

三、环境与信仰　114

四、布局设计与修建顺序　118

第二节　入宅与暖房　121

第三节　宅中鬼神与镇宅之术　127

一、镇宅法　127

二、宅舍与鬼神　152

第四节　生活空间与信仰空间的转换　160

一、婚嫁礼俗、性别意识与住宅象征　160

二、设斋于宅　163

三、家兰若与舍宅为寺观　166

第三章　禁忌、仪式与法术：敦煌文献所见中古时代出行信仰之研究　170

第一节　择吉之术　171

一、占周公八天出行择日吉凶法　172

二、孔子马头卜法　174

三、周公孔子占法　177

四、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179

五、七曜日占法　181

六、摩醯首罗卜　185

第二节　出行禁忌　187

一、一件新史料的录文　187

二、术语笺释　189

三、方位吉凶　194

第三节　“往亡”与“归忌”问题新探　196

一、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中的史料　196

二、敦煌具注历日中相关材料的分析　203

第四节　信仰与仪式　206

一、行神信仰　206

二、出门仪式　214

第五节　禳灾辟邪的诸般法门　224

一、佩物禳镇　225

二、带符念咒　226

三、写经念经　228

四、画纸赛神　229

五、厌胜与遁甲　230

第六节　思远道：为行人祈福的各种方式　232

一、道场施舍　233

二、设斋启愿　236

三、燃灯供养　237

结论　240

参考文献　244

附图

跋

从敦煌的具体事例出发，可以观察中古中国宗教社会史的许多微观与宏观的问题。这篇论文从“民生宗教社会史”的新视角来观察、整理、分析敦煌的材料，由具体的材料，论证敦煌民众受不同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社会生活史。有些问题和材料虽是前人讨论过的，因为有新的视角，所以可以重新论证；有些材料是前人没有处理过的，则用敦煌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

以上是我近年来指导或阅读博士论文的想法。其实，我自己没有撰写博士论文的经验，虽然我戏称自己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是“准博士论文”。因为该书的构架和撰写过程像是博士论文的做法，其中的篇章是陆续写成的，是我系统研究唐宋西北历史的组成部分，有的章、节本是原来的一篇文章，后来把它们按章节体系编成现在这个样子。这种方式有点像博士论文的做法，把一篇一篇陆续完成的论文连缀成一个比较大的构架。另外，我还撰写过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先生的博士论文的书评，即《森安孝夫著〈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评介》【1】，也可以参考，特别是从中可以学习到一些篇章结构的安排和强调论述的写法。这本论文严格按照学术规范，以论文组成，发掘新史料，对原有的史料给出新的解释。比如作者在文中说到，因为S.6551敦煌讲经文已经被张广达、荣新江论证为西州回鹘的材料，他原来的准备就没有必要发表了，只是在判定年代上有不同意见，拿出来讨论。这就是真正的论文，有论才写文。

自从对文科量化的管理体制实施以来，博士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或被接受）两篇论文，才能毕业。我是反对这种量化管理文科的做法的，但我一直主张学生可以发表文章，而且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和压力。

投给期刊的学术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和硕博士论文的基本原理没有什么不同，但应当遵守各个杂志不同的学术要求和规范。各个杂志是有自己风格的。比如《历史研究》比较注重大的问题，所以那些兼带着整理文书的敦煌学论文，往往是要被退稿的。而某些强调实证的杂志，则不喜欢那些看上去有点云山雾罩的文章——即使里面有些思想的火花，也会被扑灭。把什么样的文章投给什么样的杂志，应当是要有所考虑的，但不能迁就杂志而改变自己的文风和论题。

一般来说，做敦煌研究的人，在第一次把一个文书录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成果，所以往往按照敦煌学的学术规范按行录文。但这样的做法，在一些看惯了一般的史料引文方式的杂志编辑眼中，是白白浪费篇幅，也就往往难以通过。所以像这样录文较多的文章，你就应当选择像《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这样的专业杂志，而不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

在学术刊物上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展示自己学术功力的重要手段，做得好，可以使自己在学术界站稳脚跟；但做不好，也就失去了学术界对你的信任度。所以这是一件要十分认真对待的事情，不可掉以轻心。这其实是业师张广达先生对我的教导，他说第一篇文章最好是实证性的，结论要极其扎实。这就让我想起他在“文革”结束开始学术新生后所写的《碎叶城今地考》一文【2】，该文针对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权威的西域两碎叶说，首先立论，根据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证明焉耆之地无碎叶；然后依据汉籍和阿拉伯、波斯文穆斯林地理文献有关碎叶城的记录做详细的换算和比对，把碎叶城锁定在托克玛克西南8—10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废城或托克玛克以南约15—16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最后根据苏联学者对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判断布拉纳为八刺沙衮城遗址，阿克·贝希姆为碎叶城遗址，而且把考古学者发掘的一座佛寺，根据其中供奉弥勒像的情形，判定即杜环《经行记》所记碎叶之大云寺。碎叶只有一个，即阿克·贝希姆遗址。这个论证可以说天衣无缝，因而其结论基本上成为定论。

这篇文章发表十多年以后，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那时张先生已经移居海外，宿白先生在路上看见我，把我叫到他家里，说日本学者营谷文则给了他一件阿克·贝希姆发现的有关碎叶的汉文碑刻拓本，要我给张先生寄去，可惜他的书和资料太多，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件新发现的“碎叶镇压使”杜怀宝造像记和一方残碑的拓本，随后发表在加藤九祚执笔的《中亚北部的佛教遗迹研究》第6章第6节，并有内藤みどり撰写的《关于阿克·贝希姆发现的杜怀宝碑》一文加以论证【3】。此后，周伟洲先生撰《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4】，《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考》【5】，更加坚实了碎叶就在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结论。可以说，《碎叶城今地考》是一篇论证极其严密的实证性论文，而且幸运地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

其实你如果看张先生文中在讨论焉耆无碎叶时说到的一段话：“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包括粟特语国名表（Nafnāmak）、敦煌卷子中的汉文地志图经之类残卷、所谓‘钢和泰卷子’中反映925年情况的和阗—塞语行纪部分、伯希和编号1283号藏文卷子，特别是与焉耆有关的回鹘文《弥勒下生经》（Maitrisimit）题记等等，直到目前，都找不到碎叶位于焉耆的任何线索。”你就知道作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下了多大的功夫。粟特语国名表、于阗文钢和泰卷子、P.t.1283号藏文卷子、回鹘文《弥勒下生经》题记，这些西域、敦煌出土的相关材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学术界，有的是闻所未闻的，加上后面作者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道里与诸国志》、库达玛·本·贾法尔撰《税册》、波斯佚名作家撰《世界境域志》、波斯作家加尔迪齐撰《记述的装饰》、马合木·喀什噶里撰《突厥语词汇》，你可以想象作者检索了多少文献材料！这当然还要包括所检索的汉文文献。这就是一篇文章透露出来的功力！而由于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作者为什么大致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6】和《唆里迷考》【7】这样两篇文章。后者正是用回鹘文《弥勒下生经》题记来考证焉耆在回鹘时代被称作“唆里迷”，从而澄清了西域地理上的又一个疑问。张先生的“两篇半”处理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从中可以看出功力有多么深厚。

现在学术会议非常之多，虽然我们经费有限，但博士生仍应当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才华。美国的博士候选人或刚刚毕业的博士生，经常参加各种相关的学术会议，目的就是为了被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来旁听的教授、系主任们赏识，并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每年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AAS），常常有两千人，其中有相当多找工作的人或者是物色他们的人。

在中国，有些学术会议不那么学术，所以在有限的经费支持下，一定要找最有学术含量的学术会议来参加，并认真准备论文，甚至要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论文拿出来，让与会者刮目相看。我现在有时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或者唐史学会的一些会议，觉得炒冷饭的文章很多，但时而会有一些富有新意的论文，往往是年轻人提交的，给人很不错的感觉。

我自己对于一些重要的会议也是带着非常敬畏的心理参加的。比如1988年在北京召开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池田温等教授都来参加，会长季羡林先生让我们提交力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敦煌学方面的会议，所以提交了精心准备的会议论文《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8】，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得到姜伯勤先生的赞赏，说这是他手边经常使用的工具。1994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参加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交论文《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后来发表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应当说在学界有很好的反响，而且翻译成英文，在法国的汉学核心期刊发表【9】。

有些会议要出版会议论文集，有的则不出版。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应当尽早把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同时也可以作为博士毕业的“资本”。

一些朋友和学生给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写一组文章，编成一本纪念文集（Festschrift）【10】，在生日那天奉送给他，是西方学术界常有的事情。这种做法在尊重学术的日本也早就流行，有“还历记念文集”（60岁生日）、“古稀记念文集”（70岁生日）、“颂寿记念文集”（80岁生日）、“米寿记念文集”（88岁生日）等；当一位重要的学者去世以后，还有“追悼记念文集”。在中国，过去这种做法较少，现在学术界可以做一些为学者树碑立传的事情了，所以纪念文集慢慢地多了起来，即使已经过世的学者，也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编纂。我觉得这是学者自己对于优秀学者或者师长们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是值得鼓励的做法。研究生有时也要为自己的师长们写祝寿文章，这事也不可掉以轻心，应当拿出自己最好的文章来做贡献。在西方，祝寿文集的编纂是不让被祝寿的人知道的，到生日那天再给他一个惊喜。不过在中国，被祝寿的老师往往是要看论文的，写得不好被毙掉，那可就麻烦了。

写纪念文集的文章，一般来说，都是要在被纪念者的研究范围内来确定自己的课题。如果能够在研究中引用到他本人的文章更好，没有也没关系。所以，要选择好一篇纪念性的学术文章，其实也不那么容易。我不知道别人的做法，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经验。

在给季羡林先生祝寿时，考虑到他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贡献，我写了《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11】，自我感觉这个题目是合适的，而且可以用敦煌的材料补充季先生的论著。在给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祝寿的时候，我因为不研究宋史，所以可选择的范围很小，于是把宋朝到高昌回鹘王国的使者王延德的行记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起来，撰写了《王延德所见高昌回鹘大藏经及其他》【12】，觉得还是很符合全书的主体内容的。等到十年后再次给邓先生写纪念文章，我就选择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与我自己研究的胡人主题结合起来，撰写了《〈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13】，这个题目又呼应了佐竹靖彦教授在邓小南和我一起主办的“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一文，我觉得是很贴切于这本纪念文集的。

最近十年来，我也花很多时间来给国外的朋友和师长写纪念文章，其中不少是研究中亚的学者，他们不懂中文，所以我把用中文发表的相关文章翻译成英文，也是借这样的机会来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比如给突厥回鹘专家哈密屯的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我贡献了“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14】，是翻译我的《归义军史研究》中的一章，其中大量引用了哈密屯的研究成果，并接着他做过的课题，利用汉文资料有所推进。给粟特专家马尔沙克七十华诞纪念文集，我奉献一篇“Sogdians around theAncient Tarim Basin”【15】，这是拙文《西域粟特移民考》增订本的翻译。因为1997年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马尔沙克先生，他就找我要这篇文章，所以我就把这个英文本奉献给他【16】。我给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先生纪念文集的文章，是翻译一篇只是稍早半年发表的中文论文《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17】，因为他对突厥回鹘的研究贡献最多，而且关注我们正在整理的新获吐鲁番文书。此外，最近奉献给粟特学家、伦敦大学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的论文“Further Remarks on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18】，奉献给于阗文专家、哈佛大学施杰我教授的论文“The Name of So-called 'Tumshuqese'”【19】，都是精心选择的题目，而且我觉得非常贴切。像最后这篇文章的中文原本是1992年发表的，但西方的伊朗语专家都看不懂，所以编辑我的文章的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认为一点也不过时，他只补充的两个注，是我文章发表后西方发表的相关论文。

应当注意的一点是，纪念文集的文章题目最好不要有“墓志”之类的字样，最好不用专门讨论这类资料的论文来祝寿。当然，像西方学者对此没有什么太多的忌讳，中国的先生有的人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想法，但有的老先生可能会有些不高兴。只有在写追悼文集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这类材料作为主题。比如我在给潘重规先生追悼文集写稿子的时候，便提交了《敦煌本邈真赞拾遗》【20】。邈真赞是给已故的人写的赞颂文字，用研究这类文字的文章来纪念一位有学术贡献的人物应当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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