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生｜张荫麟先生-史林春秋-杭州文史网

我因为认得与荫麟同寝室的一位同学，特地托他介绍。所以我虽然比他高三级，他在中等科，我在高等科，但他进清华不到半年，便与我时相过从了。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记得有一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荫麟和我共同做笔记，联名发表的。但他决不愿意拜访人。直到民国十五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着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及至民国十八年，梁任公逝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独有荫麟由美国写了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这文恐怕至今仍是最能表彰梁任公的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他与梁任公在学术史上的关系。

民国十四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无疑地，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记得有一次全体学生正在酝酿罢课的大风潮，我们三人提出建议几点，密请吴先生转达学校当局。经吴先生转达后，学校当局立即采纳施行，于是轩然大波，顿即平息。在吴先生鼓励下，荫麟译了不少的西洋诗。据我所读过的，除零星短诗外，他曾译了史考德的长诗“幸福的女郎。”这诗是用七言古诗译的，声凋好，诗的境界也高，曾在文学副刊发表过。他曾经加以修改，剪贴好了寄给我一份。他自己曾说过，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我尝举出诗教、礼教，理学为中国学人应有的学养，他也常以他具有诗教的陶养，引为自慰。他对于古文，也很用了一番工夫。但他并不有意地想做一个古文家。而且后来多年内，（大约在留美期间，及在北平期间）他反而常写白话文。他的白话文亦一样地认真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他要努力使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他常说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严”（the dignity of an author）。“作家的尊严”一语，确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颇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够学术水准等意思在内。

民国十四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陈铨主持文艺副刊。他们特别热心，每月各出单行本一册，半年之内共出书报介绍副刊四册，文艺副刊四册，内容异常精彩充实，害得我时常向学校当局交涉增加印刷经费。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凡是后来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他的确具有合作负责的热忱。这是他的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美德。

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记得有一天，他在我屋子内谈论。我提出一个意见，他不赞成。我同他辩论，他生气向桌子上一巴掌，他的手掌恰巧打在一颗小钉上，皮破血流。于是我只好叫工友去买一包花生米请他吃，以表示歉意。又记得十五年夏天，我已考试完毕，正准备留美。有一天晚上，他同我谈得很久，意思多不合，言语间也有冲突的地方。我疑心他也许心存芥蒂。那知次晨他却亲自交来一个信封，内中乃是他送别我留美的一首诗。这诗我一直保留至现在，兹抄录在下面：

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謦欬。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而我犹随俗，赠言不厌剀。毋为姁姁态，坚毅恒其德。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审问思辨行，四者虑映一。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丙寅夏六月荫麟。

他这首赠别诗，才算奠定了我们的终身友谊。因为我正在恐惧着，以为他或许心存芥蒂，友谊上有了裂痕，而他反以古人学行相励的高风来作诗送别。那时他不过是年仅二十的青年，对于学行有这种识见，对于朋友有这种雅量和这种忠于友道的精神。我后来在学问上能摸着一点门径，我不能不感谢他所给我的真挚的友情和剀直的劝勉。

荫麟幼年丧母，十五年的夏天，他的父亲又复去世。这时他父母双亡，又无兄长，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师友中有知道他家庭窘况的人，莫不向他表示，愿意尽力予以帮助。但是他打定了自立谋生的主意。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他因丁艰，须回家料理丧葬事宜。我因须往沪，准备留学。于是我们便于七月内搭海船同路到上海。他再由沪搭轮返粤。在上海黄浦码头上握别时，他又谆谆以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发表相勖勉。并且很痛切地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他说这话的声音姿态，我都仿佛记得如昨日事。他这话诉诸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想他这话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我要替他广播到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此次我们分别，一别就是七年半之久。在这几年之中，我们都喜欢写长信。他初到美国时，曾给我写过英文长信，在我留德期间，我们又通过两封德文信。这种朋友通信论学之乐，至今回想起来，每愈增凄楚。

从那信里，知道他的政治思想，随北伐成功之后，也有了新的发展。最初他的政治见解，可以说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这乃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忠爱与维护。他之反对教会化、洋化，和反对离开传统文化而谈政治谈革命的人，即系基于此种立场。因为他的思想接近民族主义，所以有许多讲国家主义的同学也很想拉拢他。及至北伐成功后，他乃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进而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意在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尽量鼓吹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由民族文化的维护，进而注意到平民实际生活的改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进展。这使得他在美国斯丹福大学于研究哲学逻辑之外，又费了一两年工夫去旁涉社会科学的书籍。从此以后，直至他的死，他所发表的短篇的关于政治和时事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离开了这个宗旨。所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他这些见解与言论，完全出于他个人的爱国爱民的至性至情，和他对社会现状、世界潮流的观察和研究的心得。

他的生平志事虽在史学，特别国史的研究，然而在留学期间他却专研究哲学，意在为史学奠广博深厚的基础。他治哲学所取的途径，比较偏重数理哲学，所以他读了不少关于数理逻辑的课程。对于与史学有密切联系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或哲学史，他却不甚措意。后来我曾对他说过笑话：“胡适之什么专家都赞成，惟有不赞成哲学专家。（因为适之先生在北平常提倡专家主义，但又常说哲学是坏的科学，哲学要关门，哲学没有饭吃等议论）张荫麟什么历史都研究，惟有不研究哲学史。”在美国最后一两年，他又广涉及社会科学及伦理学。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摩尔（G. E. Moore）的伦理思想的题目。他曾经读过康德。读康德后，他曾写了一篇谈中国书艺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此文用批评的态度，分析中国书艺所包含的美学原则，显得受了康德的方法的影响。

当他在美国最末一年时，他来信提到他打算写一本哲学概论，以清算他几年来研究哲学的收获。并说俟将这册哲学概论写成时，他便要与哲学告别了。不过他的意思乃是指由哲学又回到史学的研究而言。

他持经验主义原不失史学家的本色。盖史学家自当注重经验，实事求是。不过他的经验主义与他在形式逻辑那里得来的形式主义似有些不协调。所以在他逝世前一年内，发表纪念柏格森一文说到国内近年来哲学空气似偏重形式主义，应矫正之以有内容有血肉的哲学，而深有取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盖柏格森乃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理智主义的健将，亦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注重内心生活体验的经验主义，与荫麟的思想自有契合的地方。如果他不早死循此路线，由自然的重感官经验的经验主义，进而到精神的重内心体验的经验主义，再进而由精神生活的体验以体察出人生宇宙的永恒理则，历史演变的必然节奏，使他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冲突，这样便同康德很接近了。据幼伟兄说，他近一两年来的思想渐渐折入康德一路，这确是很自然的演进，足见他随时都在不断地求进步了。

从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秋季，他在斯丹福大学住了四年，结束了他的留美生活。他由美国西部到美国东部游览一周，渡大西洋又游历英国及欧洲大陆，由南欧乘海船，经地中海东归。于二十二年冬在香港上岸。他本来有五年官费留美的机会，何以会提早回国呢？据我现在推测，第一，因“九·一八”事变后，他常常系念国事，常常写文章论学的和论时事的，寄回国内发表。他的心思大半寄托在国内，所以亟想早些回国。第二，西洋哲学的研究既非他的志事所在，亟想结束哲学的研究，回国来回复到国史的研究，第三，就是从前不理会他，令他失恋抱着创痕的伦慧珠女士，后来又继续同他通信，恢复了爱情，他想回国结婚。

他回国后，即在母校清华任教，兼授历史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同时复在北大，兼授了一门历史哲学的功课。他初任教时，最喜欢与学生接近，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点心铺喝豆浆。无聊时，且常喜与助教谈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他这种办法对于学生确有不小的影响。他在清华任教尚不到两年，便应某机关之聘编著高中历史教科书，于是向清华告假，放弃教职，专心致志于《中国史纲》之撰述。他仍住在清华教员住宅区，一面可利用清华图书馆，一面对清华史学系学生亦可尽一部分指导的责任。他这时写文章，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或进城来逛书摊，买书籍，找朋友谈笑开心。这种看书写文章至夜深不睡的习惯，可以说是他不寿的主因。

卢沟桥事变后，他只身南下得很早，参加过浙江大学，曾短期在天目山讲授。冬间又曾到过长沙。及联大迁滇，他又回到广东故乡住了些时候，于廿七年夏初来到昆明，住在安宁的温泉山上。大概自这年秋季始，他方向清华销假，在联大任教。

当荫麟在北平时，曾用“素痴”的笔名，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戴东原乩语选录》，内中有批评政府特别有讥刺汪精卫的话。那时张厉生先生主持北平方面的党务工作，曾深切注意到素痴这篇文章，并曾用党部名义，致函《大公报》予作者以警告。但厉生先生又深觉这篇文章，就文章而论实在很好，作者很有才气。因此便紧记着素痴的名字，常常向人打听。当他任政治副部长时，他确切探询出素痴是谁及其所在地后，便推荐于辞修部长之前，因而遂有荫麟被电邀来渝的一幕了。

到了夏天，他因感到留在重庆无适宜的正作，亦乏贡献所长的机会，适逢我在政校，一年期满，须返联大。于是于七月中旬我们又同路乘公路车离渝，经贵阳，回到昆明。一回到昆明，他生活上最紧张的一幕，最严重的危机便开始了。

他经过家庭波折后，精神当然不快乐，也思变换一下环境。同时中央大学及浙江大学两处都有函电来，商洽聘请的事。而他对于清华似又有一些留恋，但又感觉清华对他的待遇有点不公平。他的月薪仅三百元，那时常有七折。而许多与他同资历，甚或稍晚的人的待遇，已经较他为高，据说是因为清华照定章，凡销假回校的教授，一律支请假时的原薪。他因编著《中国史纲》请假数年，及抗战后回到清华仍支四年前的原薪。（而当他前此编著《中国史纲》时，除月薪四百元外，每年另有三千元购书费，他每月的收入约在六百元以上）于是他曾向清华当局提出，希望与同资历的人待遇相同的要求。但当局坚守校章，未加允许，反而引起许多人讥笑他自己争薪水。因此更坚他的去志，同时也更使他去得不痛快。于是他乃决计应浙大之聘往遵义去。

当他于廿九年七月底独自离开昆明的前夕，我曾同他谈到夜深。对他的处境我诚不胜其感慨，殊难以为怀。然而他仍有信心，有勇气，对俗事毫不介怀，对到浙大后的著述工作，有所筹划。及《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刊行，他也异常感兴味，果然向着大家所期望于他的方面进展，我颇觉欣慰。哪知他竟因读书写著，用心思过度，致使身体亏损，遂至不起。他的死使我感得特殊的悲痛。因为我同他认识最早，与他接近的时间也最久。我得了他许多宝贵的助益。而我对于他的困难他的危机却没有什么补救与援助，深觉自己对于友道的亏欠。我勉强写成这篇文字，挂漏甚多，说不上纪念他，表扬他的好处，不过藉以抒写自己的哀情与歉忱罢了。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广州府东莞县（今广东省东莞市）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中国史纲》。张荫麟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1929年，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

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南下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于1938年春返回石龙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当顾问，只资清谈，觉事无可为，遂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是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主编。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月刊，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有些学生被当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给予保护。他患上肾炎症，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