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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人生丨徐规教授
来源:浙大历史学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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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素集》自序

徐规

《仰素集》自序

徐规

(一)

1920年3月23日,我诞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半浦村(今属苍南县龙港镇新兰村)祖居。家世务农,原住鳌江之滨的浦西村,该村村民均为徐姓。清代道光时,因屋基被洪水冲坍,曾祖父遂移家近邻半浦,筑起茅舍数间,聊蔽风雨。曾祖父娴岐黄术,活人性命何啻千百。祖父玉泉公有兄弟四人,他居幼,粗识文字,弱冠之岁,赴邻县瑞安城习贾,因以起家。诸伯祖皆无子嗣,惟玉泉公生先君介眉甫一人,亟望其能读书上进。先君早年从温州著名学者刘绍宽先生问学,后考中清光绪二十七年温州府学生员,旋补廪生。清季即在家乡设帐授徒。民国初年,创办鹤浦初级小学,任校长,以善古文辞显名邑内,平生所撰诗文,已部分收载于1929年孟冬重修《鹤浦东海郡徐氏宗谱》中。

我幼年入鹤浦初级小学,在先君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日写大字数纸,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聊斋》等小说。这对我日后学习中国历史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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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中毕业留影

1931年秋,考入平阳县立江南中心小学。1933至1939年在省立温州中学肄业。

1939年秋,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在本省龙泉县坊下村新办了一所分校,招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学生就读。我考取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次年秋,长途跋涉,赴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总校继续学习,并转入史地系读历史。当时系内名师荟萃,史学组先后聘有张荫麟、谭其骧、李源澄、方豪、陈乐素、钱穆等教授。我那时爱写史论文章,曾送请李师批阅,他告诫说:你的史论文字写得还不错,但今后应撰考证文章,要务实,多在史料方面下功夫,勿尚空谈。并介绍读《廿二史札记》、《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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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先生(1905-1942)

张荫麟先生(1905-1942)

1941年摄于遵义

荫麟师(自号素痴,1905~1942)是清华大学国学导师梁启超先生的高足弟子,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即以治国史为志业。他兼通文史哲,才学识在当代堪称一流,是近世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是名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的作者。

1942年夏,我从张师做学士学位论文,他创意要我写《李焘年谱》,授以周必大文集(内有李焘神道碑)作主要参考书。并说:李焘是宋代著名史家,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为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学人未尝注意探索云云。又说:研究历史人物,须由作年谱入手,搞清该人物的时代背景、家庭情况、师友影响、一生经历以及著作编年,才能作出正确的评论。该文于次年定稿,获得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等奖。本世纪 60 年代开始连续在《文史》杂志上刊登,现已被收入中华书局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中。最近又加补正,刊载《仰素集》。这篇年谱先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不断修订才完成。80年代末曾应《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主编仓修良教授之请,为之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介〉一文,乃是该谱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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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素先生(1902-1990)

1988年摄于暨南大学寓所

1943年秋,升入浙江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从宋史专家陈乐素师(1902~1990)学习。乐素师是我国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哲嗣。幼秉庭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潜心宋史研究,又精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治学严谨、笃实,善于利用科学方法收集资料。对学生态度谦和,要求严格,指导细心。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蒙他精心审正,承校外评阅委员姚从吾、贺昌群(中央大学教授)两位先生的赞许。姚先生的评语是这样写的:

本论文取材广博,论断亦精,足证学有心得。文中所引史料,大都采自原书,实事求是,尤见功力。(阅者曾查对原书约四分之一,均皆符合。)唯择题稍嫌笼统,只能泛论宋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易作专题深入之研究,微觉美中不足。(就题目而言,似为宋代通史、社会史或文化史之一部或一章。)准许及格,并给玖拾分,以示优异。北京大学史学教授姚从吾,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这个批评对我日后选择研究课题有较深的影响。论文又送呈教育部审核,由教育部先请专家一人复评,再提交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经审查投票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学位证书。我的文学硕士学位是1946年4月通过授予的。该年浙江大学史地学部史学组毕业生三人,仅我一人获得学位。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授予学位的活动。1947年,我发表在《浙江学报》创刊号上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一文,也是经乐素师指点而写成的。我之所以能在宋史研究领域得窥门径,多赖张、陈两师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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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毕业留影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作者,同年毕业的有右起第二人袁希文,左起第三人赵松乔,第四人孙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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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摄于浙江大学

1946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西迁的浙江大学开始复员回杭州。我仍在母校史地系任教,并兼管《浙江学报》的编辑工作和主持史地系图书室(当时称“东莞室”,以纪念东莞人张荫麟师赠送的遗书而命名)事宜。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秋天,浙江大学紧缩编制,史学组被撤销,我应省立温州中学之聘,于九月间离杭赴温,担任温中历史教员。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成立(由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而成),重建历史系,省教育厅先后三次下令调我往该院任教,直到1954年夏方能成行。

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我一直在该校执教迄今。初期因政治运动频繁,又屡屡下乡劳动或工作,专业学习颇受影响。十年动乱期间,教学、科研几陷停顿。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出掌文教大权后,始获安定地进行教学和科研的环境。我重返讲坛,先后晋升为教授与硕士生、博士生导师。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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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3日与浙江大学史地系系友宋晞教授(左一)、程蕴良教授(左二)、倪士毅教授(左四),参加浙江大学百年校庆


我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因此偏重史事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并力求以正确完备的史料和精练流畅的文笔来解答一些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继承与发扬张、陈两师对宋史研究的业绩,我所撰的《“杯洒释兵权”说献疑》、《再论“杯酒释兵权”》,《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宋太祖誓约辨析》、《浅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李顺之死》、《沈括事迹编年》、《刘锜事迹编年》、《〈宋史·地理志〉补正》、《取证族谱必须审慎》等论文,以及专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一书,是我的代表作。

我常以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名言来教育学生,要大家安于寂寞,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决不能图名利、赶浪头、凑热闹。那些仰人鼻息的文章,或可逞快于一时,但终究为天下人所耻笑,被时代所淘汰,也使自己感到汗颜!

(二)

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必须练好三个方面的基本功。清代前期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同时,章学诚也有类似的说法(见《章学诚遗书》卷九〈答沈枫墀论学〉)。我在多年治史的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确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

“义理”类似今天所称理论,主要指的是哲学修养。哲学修养关系到是否具有正确的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并解决问题。我们治史要重视理论学习,主要是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次,也需要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一般知识。学习理论又必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张荫麟师早年留学美国时,在《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荫麟文集》,台北,1956年)可见其对理论学习的重视。

“考证”或称“考据”,就是要学会鉴别材料、考订史实的方法。治史必须求真,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真伪杂陈,非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大不可。只有搞好这个工作,才有条件写出“信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假的历史(伪史)终会被时代所淘汰。北宋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即按时间顺序列出事目,在各事目之下分注实录、国史、杂史、笔记、文集等史料)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将各事目之下所列史料尽数检出一阅,经过鉴别取舍写成的通鉴初稿,或称“草卷”)。经过上述两番功夫,最后才写定《资治通鉴》。南宋李焘、李心传等人就是继承这个办法编写史书的。我们认为要把历史学提高到像地质学、生物学那样具有较高的科学性,除了掌握正确的史观外,必领要有准确的史料。张荫麟师也是“以考据起家的,他首先发表的文章就是考据的文章,即以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考据的”(谢幼伟《张萌麟先生言行录》,载《张荫麟文集》)。

搞考证犹如老吏断狱,一定要有坚强、充备的证据,最好能取得反证。不能单用默证,说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轻率断定必为虚假。这是很危险的方法。荫麟师曾撰《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对此事有精辟的论述(见《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后被收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2册)。

“文章”或称“词章”,指的要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荫麟师也认为:“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原载《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已收入《张荫麟文集》)要使自己研究成果传播广阔,影响深远,必须具备较好的文学修养。

“五四”运动前后,多数学者的文章写得很好,即使理工科的专家也不例外。如近代气象学泰斗竺可桢师(1890~197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晚年写的《物候学》一书,单就文章而论,也不愧为第一流作品。荫麟师著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整个结构独具匠心,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文辞优雅,锐思驰骤,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他连写考证文章也讲究修辞炼句,有些篇章的文笔,如《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更是灵动而富神彩,决不类一般考据文字的烦琐枯燥。”(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5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想写好文章,务必要选读、熟读一些名家的力作,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水浒》、《红楼》、《聊斋》,以及唐宋古文、唐宋诗词、宋明话本和“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要多写短文,多同师友商略,勤加修改。据南北宋之际人何薳说:“欧阳文忠公(修)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春渚纪闻》卷七《作文不惮屡改》)又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说,有人曾买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散文的章稿,其开端原是列叙滁州城外“四面皆山,凡数十字”,后来统统删去,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朱熹赞叹这番修改,是“修改到妙处”(《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又据南宋前期人沈作喆说,欧阳修晚年在一个寒冷的夜间,尝亲自修改平生所撰文稿已过半夜,妻子薛夫人劝他道:“此己所作,安用再三阅?宁畏先生嗔耶?”欧阳修笑着回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寓简》卷八)这说明即使像欧阳修那样大文豪,在写作上也是一丝不苟、用心良苦的。

综上所述,治史的基本功有三个方面,义理、考证、文章。唐朝刘知几也说史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清初计六奇说:“落笔惊人,才也;博极群书,学也;论断千古,识也。”(《明季南略》卷一六〈跋〉)所谓“才”是指文字表达能力,能写一手好文章;“学”是指占有史料和考证史实的功夫,即学问既要广博,又需专精;“识”是指见解,要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三者,是史家密不可分的必要修养。这些都是古今众多学者的一致看法。张荫麟师是切实地遵循上述途径治学的,这使他年纪轻轻三十多岁时,就成为一位造诣甚深的名史家。 

(三)

从1942 年开始撰写史学论文,迄今已达半个多世纪,共有论著百余篇(种),现在选出其中七十七篇,并略加修正,编成《仰素集》刊布,以纪念先师张荫麟(素痴)、陈乐素两位教授。

近二十年来,我的一些述作也得到梁太济、何忠礼、方建新、闻人军、周梦江等友人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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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规先生1920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属苍南县),初名毓珠,字仲矩、絜民。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本科,1946年获浙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留史地系任教。1949年至1954年任温州中学历史教研组组长,1954年夏起至今一直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历史系,时间长达56年。1979年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至1993年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担任杭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职称评议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1978年晋升教授,1986年为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招收宋史、隋唐史、中国古代史学史三个方向博士研究生。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2002年获浙江大学校内教师最高荣誉竺可桢奖。

徐先生学术兼职有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沈括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温州市志》、《平阳县志》、《苍南县志》、《龙港镇志》顾问等。曾连续多年担任浙江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兼历史学科组组长、浙江省文博专业高级职务评委会副主任、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兼历史组组长等职。
徐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宋史专家,尤其擅长史事考证、古籍整理研究,治学严谨,不尚空论。著述宏富,已出版史学专著和论文集多种:《李焘年表》、《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仰素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点校、辑佚)等,还在《历史研究》、《文史》、《文献》、《浙江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多篇。总计个人著述字数在百万字以上。
徐先生的学术研究还多次获奖:《李焘年表》1943年获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等奖;《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分别获1978、1982年度浙江省和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徐规先生的研究成就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宋史研究通讯》、《史学史研究》、《浙江大学报》、《温州都市报》等报刊均有专文评价。

徐先生是我国历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贯仁厚为人,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不趋时,不媚世,一生实事求是,唯治史讲学是务。六十余年来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培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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