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素集》自序

徐规

（一）

1920年3月23日，我诞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半浦村（今属苍南县龙港镇新兰村）祖居。家世务农，原住鳌江之滨的浦西村，该村村民均为徐姓。清代道光时，因屋基被洪水冲坍，曾祖父遂移家近邻半浦，筑起茅舍数间，聊蔽风雨。曾祖父娴岐黄术，活人性命何啻千百。祖父玉泉公有兄弟四人，他居幼，粗识文字，弱冠之岁，赴邻县瑞安城习贾，因以起家。诸伯祖皆无子嗣，惟玉泉公生先君介眉甫一人，亟望其能读书上进。先君早年从温州著名学者刘绍宽先生问学，后考中清光绪二十七年温州府学生员，旋补廪生。清季即在家乡设帐授徒。民国初年，创办鹤浦初级小学，任校长，以善古文辞显名邑内，平生所撰诗文，已部分收载于1929年孟冬重修《鹤浦东海郡徐氏宗谱》中。

我幼年入鹤浦初级小学，在先君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日写大字数纸，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聊斋》等小说。这对我日后学习中国历史大有裨益。

1931年秋，考入平阳县立江南中心小学。1933至1939年在省立温州中学肄业。

1939年秋，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在本省龙泉县坊下村新办了一所分校，招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学生就读。我考取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次年秋，长途跋涉，赴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总校继续学习，并转入史地系读历史。当时系内名师荟萃，史学组先后聘有张荫麟、谭其骧、李源澄、方豪、陈乐素、钱穆等教授。我那时爱写史论文章，曾送请李师批阅，他告诫说：你的史论文字写得还不错，但今后应撰考证文章，要务实，多在史料方面下功夫，勿尚空谈。并介绍读《廿二史札记》、《日知录》。

张荫麟先生（1905-1942）

1941年摄于遵义

荫麟师（自号素痴，1905~1942）是清华大学国学导师梁启超先生的高足弟子，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即以治国史为志业。他兼通文史哲，才学识在当代堪称一流，是近世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是名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的作者。

1942年夏，我从张师做学士学位论文，他创意要我写《李焘年谱》，授以周必大文集（内有李焘神道碑）作主要参考书。并说：李焘是宋代著名史家，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为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学人未尝注意探索云云。又说：研究历史人物，须由作年谱入手，搞清该人物的时代背景、家庭情况、师友影响、一生经历以及著作编年，才能作出正确的评论。该文于次年定稿，获得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等奖。本世纪 60 年代开始连续在《文史》杂志上刊登，现已被收入中华书局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中。最近又加补正，刊载《仰素集》。这篇年谱先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不断修订才完成。80年代末曾应《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主编仓修良教授之请，为之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介〉一文，乃是该谱的副产品。

1988年摄于暨南大学寓所

1943年秋，升入浙江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从宋史专家陈乐素师（1902～1990）学习。乐素师是我国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哲嗣。幼秉庭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潜心宋史研究，又精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治学严谨、笃实，善于利用科学方法收集资料。对学生态度谦和，要求严格，指导细心。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蒙他精心审正，承校外评阅委员姚从吾、贺昌群（中央大学教授）两位先生的赞许。姚先生的评语是这样写的：

本论文取材广博，论断亦精，足证学有心得。文中所引史料，大都采自原书，实事求是，尤见功力。（阅者曾查对原书约四分之一，均皆符合。）唯择题稍嫌笼统，只能泛论宋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易作专题深入之研究，微觉美中不足。（就题目而言，似为宋代通史、社会史或文化史之一部或一章。）准许及格，并给玖拾分，以示优异。北京大学史学教授姚从吾，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这个批评对我日后选择研究课题有较深的影响。论文又送呈教育部审核，由教育部先请专家一人复评，再提交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经审查投票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学位证书。我的文学硕士学位是1946年4月通过授予的。该年浙江大学史地学部史学组毕业生三人，仅我一人获得学位。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授予学位的活动。1947年，我发表在《浙江学报》创刊号上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一文，也是经乐素师指点而写成的。我之所以能在宋史研究领域得窥门径，多赖张、陈两师的谆谆教诲。

1945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毕业留影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作者，同年毕业的有右起第二人袁希文，左起第三人赵松乔，第四人孙守仁。）

1946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西迁的浙江大学开始复员回杭州。我仍在母校史地系任教，并兼管《浙江学报》的编辑工作和主持史地系图书室（当时称“东莞室”，以纪念东莞人张荫麟师赠送的遗书而命名）事宜。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秋天，浙江大学紧缩编制，史学组被撤销，我应省立温州中学之聘，于九月间离杭赴温，担任温中历史教员。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成立（由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而成），重建历史系，省教育厅先后三次下令调我往该院任教，直到1954年夏方能成行。

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我一直在该校执教迄今。初期因政治运动频繁，又屡屡下乡劳动或工作，专业学习颇受影响。十年动乱期间，教学、科研几陷停顿。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出掌文教大权后，始获安定地进行教学和科研的环境。我重返讲坛，先后晋升为教授与硕士生、博士生导师。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

1997年4月3日与浙江大学史地系系友宋晞教授（左一）、程蕴良教授（左二）、倪士毅教授（左四），参加浙江大学百年校庆

我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因此偏重史事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并力求以正确完备的史料和精练流畅的文笔来解答一些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继承与发扬张、陈两师对宋史研究的业绩，我所撰的《“杯洒释兵权”说献疑》、《再论“杯酒释兵权”》，《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宋太祖誓约辨析》、《浅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李顺之死》、《沈括事迹编年》、《刘锜事迹编年》、《〈宋史·地理志〉补正》、《取证族谱必须审慎》等论文，以及专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一书，是我的代表作。

我常以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名言来教育学生，要大家安于寂寞，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决不能图名利、赶浪头、凑热闹。那些仰人鼻息的文章，或可逞快于一时，但终究为天下人所耻笑，被时代所淘汰，也使自己感到汗颜！

（二）

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必须练好三个方面的基本功。清代前期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同时，章学诚也有类似的说法（见《章学诚遗书》卷九〈答沈枫墀论学〉）。我在多年治史的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确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

“义理”类似今天所称理论，主要指的是哲学修养。哲学修养关系到是否具有正确的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并解决问题。我们治史要重视理论学习，主要是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次，也需要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一般知识。学习理论又必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张荫麟师早年留学美国时，在《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荫麟文集》，台北，1956年）可见其对理论学习的重视。

“考证”或称“考据”，就是要学会鉴别材料、考订史实的方法。治史必须求真，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真伪杂陈，非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大不可。只有搞好这个工作，才有条件写出“信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假的历史（伪史）终会被时代所淘汰。北宋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即按时间顺序列出事目，在各事目之下分注实录、国史、杂史、笔记、文集等史料）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将各事目之下所列史料尽数检出一阅，经过鉴别取舍写成的通鉴初稿，或称“草卷”）。经过上述两番功夫，最后才写定《资治通鉴》。南宋李焘、李心传等人就是继承这个办法编写史书的。我们认为要把历史学提高到像地质学、生物学那样具有较高的科学性，除了掌握正确的史观外，必领要有准确的史料。张荫麟师也是“以考据起家的，他首先发表的文章就是考据的文章，即以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考据的”（谢幼伟《张萌麟先生言行录》，载《张荫麟文集》）。

搞考证犹如老吏断狱，一定要有坚强、充备的证据，最好能取得反证。不能单用默证，说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轻率断定必为虚假。这是很危险的方法。荫麟师曾撰《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对此事有精辟的论述（见《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后被收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2册）。

“文章”或称“词章”，指的要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荫麟师也认为：“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原载《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已收入《张荫麟文集》）要使自己研究成果传播广阔，影响深远，必须具备较好的文学修养。

“五四”运动前后，多数学者的文章写得很好，即使理工科的专家也不例外。如近代气象学泰斗竺可桢师（1890～197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晚年写的《物候学》一书，单就文章而论，也不愧为第一流作品。荫麟师著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整个结构独具匠心，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文辞优雅，锐思驰骤，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他连写考证文章也讲究修辞炼句，有些篇章的文笔，如《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更是灵动而富神彩，决不类一般考据文字的烦琐枯燥。”（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5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想写好文章，务必要选读、熟读一些名家的力作，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水浒》、《红楼》、《聊斋》，以及唐宋古文、唐宋诗词、宋明话本和“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要多写短文，多同师友商略，勤加修改。据南北宋之际人何薳说：“欧阳文忠公（修）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春渚纪闻》卷七《作文不惮屡改》）又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说，有人曾买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散文的章稿，其开端原是列叙滁州城外“四面皆山，凡数十字”，后来统统删去，只剩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朱熹赞叹这番修改，是“修改到妙处”（《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又据南宋前期人沈作喆说，欧阳修晚年在一个寒冷的夜间，尝亲自修改平生所撰文稿已过半夜，妻子薛夫人劝他道：“此己所作，安用再三阅？宁畏先生嗔耶？”欧阳修笑着回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寓简》卷八）这说明即使像欧阳修那样大文豪，在写作上也是一丝不苟、用心良苦的。

综上所述，治史的基本功有三个方面，义理、考证、文章。唐朝刘知几也说史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清初计六奇说：“落笔惊人，才也；博极群书，学也；论断千古，识也。”（《明季南略》卷一六〈跋〉）所谓“才”是指文字表达能力，能写一手好文章；“学”是指占有史料和考证史实的功夫，即学问既要广博，又需专精；“识”是指见解，要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三者，是史家密不可分的必要修养。这些都是古今众多学者的一致看法。张荫麟师是切实地遵循上述途径治学的，这使他年纪轻轻三十多岁时，就成为一位造诣甚深的名史家。 

（三）

从1942 年开始撰写史学论文，迄今已达半个多世纪，共有论著百余篇（种），现在选出其中七十七篇，并略加修正，编成《仰素集》刊布，以纪念先师张荫麟（素痴）、陈乐素两位教授。

近二十年来，我的一些述作也得到梁太济、何忠礼、方建新、闻人军、周梦江等友人的帮助，特此致谢！

徐先生是我国历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贯仁厚为人，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不趋时，不媚世，一生实事求是，唯治史讲学是务。六十余年来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培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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