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忆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时鉴 
黄时鉴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长沙。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1979年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1979年调至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评为教授，199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古史、元史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迄至1980年代，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史、元史，从1980年代中期起渐渐把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外关系史，且渐渐专注于中西文化交流，其年代侧重于大航海时代以后。 编著书籍有：《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中西书局，2011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整理及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耶律楚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元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等。 2013年4月8日，黄时鉴教授因肺癌在杭州去世，享年79岁。 
1985年出版的《元朝史话》。 
1998年出版的《东西交流史论稿》。 
2004年出版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与龚缨晏合著。 前天（8日）晚上刚到家，就看见朋友的微博上说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黄时鉴教授去世了。虽然已有心理准备，可还是觉得突然。我上周刚刚给他寄出最新的两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准备与几位朋友去看望他，可是现在只能去送他最后一程了。 坐下来翻看这些年与黄时鉴先生来往的电邮，回想近十年来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忽然又感到有些欣慰，在黄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生活得其实很充实。 黄时鉴先生是去年4月确诊罹患肺癌的，5月26日，我接到他的邮件： 四月中旬以来我的生活主要是在住院治病。我已确诊罹有肺癌，第一次化疗反应很大，这两周在治疗反应引起的病症。今天医院准我回家休息两天，见到您两次寄来的书评第185期和186期，我对了一下，缺了第184期，还望便中能补寄是盼。 这整整一个月，化疗使我十分疲惫，且已伤了身体。接下去，不能再做化疗了。可能要改做放疗，那就更要持久战了。 去年9月6日，他在出院后又给我发了邮件： 出院迄今已历五十天，身体在逐渐恢复之中。尤其在7月23日去看了中医之后一直在服中药，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近来友人们都说我的气色很好，我自感也很好，每天可以读些书报，并已恢复写字日课，但时间少些。我决意继续努力恢复健康，增强免疫力，用自己的生命力来与癌细胞进行对抗。希望会有一段保持一定生活品质的时光。 老伴状况依然如故，有住家保姆照顾，还胖了些。家务是忙不完的，人老了精力不济，应付起来更见困难，这就是生活，免不了的。 谢谢你的关心。201期也已收到。祝《上海书评》已出200期，有它陪伴，使我的精神生活充实了许多。 接到这封邮件后，为黄先生逐渐康复感到高兴，可是到了去年10月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电话那头总是不停地咳嗽。去年12月30日，我参加完报社在宁波举办的年会后，直接去杭州看望他。黄先生虽然很消瘦，但是精神还不错，谈自己的病情，并且拿着最新收到的《丁元公工笔彩绘水浒人物图》翻阅给我看，介绍说，这本书是用全杭州唯一的一台电子分色仪制图的，所以做到了几乎完美的复制。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临别时，他对我说：“你这样来跟我聊聊，我倒觉得精神好了不少。” 除夕那天我打电话给他拜年，那时他已经坐不起来了，是他女儿把电话拿到床边，我只能简单与他谈两句。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了。 2004年，我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作为《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的责编，第一次与黄时鉴先生相识。这本书是他与龚缨晏先生（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花费了五年时间完成，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在编辑过程中，我几乎每周都要与黄先生通电话，报告编辑进度。从版式、字体、用纸以及最后的封面，他都与我反复商讨。由于此书有近百幅插图，他专门发来邮件，详细说明每一幅插图的位置、图说，反复叮嘱。每一次看校样，他都有非常细致的修订，由于修改量太大，以至于出了四次校样才全部改定。在拿到样书后，他打电话给我说：“这本书做得比较满意。”当时我听了长出了一口气，按照黄先生的要求，这对我是极高的奖赏了。后来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书评中说此书“让人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感觉”。周振鹤先生说得很到位。由于黄时鉴先生一生工作、治学都在追求完美，也让我很幸运地能分享这一完美主义的过程。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此书毫无疑问是做得最过瘾的，也是最值得骄傲的。 2008年，我到《东方早报》工作后，每期的《上海书评》都寄给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他的鼓励，并且给了很多建议，9月7日，他来信说： 你寄来的《上海书评》，从第一期起，期期收到，迄至昨天共有八期，而且决意将它们一一保存下来。每期来后，我都马上翻阅一过，然后读它几篇。 从第一期起，每期总有我想读的文章，而且多半在读后觉得有所收获，有的更得到一些触动或启发。最注意读的，自然是作者或被评述者我是认识的……当然也关注其他一些领域的书评，能增长不少见识。总的感觉是，《上海书评》呈现出比较开拓的视野，文章言之有物，又各具风格，可读性也强。如果持之以恒，必将行之愈远，在中国书评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广达先生的作品，是这几十年内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还宜组织学者写分量重的书评。 中国学术界的泡沫和腐败，原因之一当是没有正常的监督和评判机制。《上海书评》如果要在这方面起作用，拙以为还可以增加严肃而又实事求是的批评文章，如《西塞罗的愤怒》这样的。 除了谈《上海书评》，每次电话或见面时，黄时鉴先生总会说自己又在哪里发现了新的图像史资料，可以推进自己的研究。从60岁左右，他开始专注于图像史的研究，特别是从古地图中展现的中西交流史，近70岁时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2008年，他已74岁了，还专程到意大利访学，寻访古地图；2009年，他又应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先生的邀请到台湾访学一个学期。为了及时看到《上海书评》，还特别叮嘱我在那段时间将报纸寄往台湾。他经常来信告诉我与台湾学术界交流的情况。有一次“中研院”史语所安排张广达先生和他做一个题为“地图 文本 文化交流”的讲座，他很高兴地来信说：“也不知是谁安排我和张老师‘同台演出’，不过我很高兴得有这个机会，张老师显然也是这样。那天天气较冷又下雨，听众竟还不少。提问的是所内人士，讨论也较深入。自从‘中研院’单独成立语言所后，史语所传统中的语言学内涵明显削弱，但所内还是想重现Philology的特点，他们以为我们这个讲座是含有此学此道的，将促使他们拟新设第四组的事。” 对于晚年在学术上的孜孜以求，黄时鉴先生一直充满豪情：“我现在写文章写得特别愉快，因为要赶时间了。我现在七十多岁了，也许多搞几年，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综合著作可以做出来。可是我就算再做十年，做到85岁，能行吗？就算能写一点文章，但是已经不可能构架一个几十万字的东西了，这是奢望了。只能放弃这种大的目标，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东西。我老是提醒自己要收，可是只要在做，又会不断再放出来。有时候看到新的材料，本来不是自己关注的主要方向，可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魅力，一投入进去就又花掉几年功夫。可是我从来不后悔。” 2010年，受朋友所托，想请黄时鉴先生做一期学人访谈。正好那时他在编订自己的文集，系统地梳理自己的学术经历做回顾。那年6月，在黄先生家中，我与他的学生、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史教授洪再新先生一起听他畅谈。那天，黄先生兴致极高，从自己的小学时期一直说到北大求学，以及在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工作的经历。谈他“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大学工作时，因为不想每天开会写大批判文章，与同事一起主动向翁独健先生请缨，要求参加《元史》的点校工作，因为点校二十四史是最高指示，得到工军宣队的大力支持，可以公开工作到深夜而不被批判。谈自己在快60岁时，为了能直接阅读法语文献，在邻居魏老师为研究生开的法语课上旁听，并且要求魏老师对他要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最后考试还得了全班第一。谈自己在美国访学期间，在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入馆研究一个月，不分昼夜地整理中国外销画资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他就像发现了一屋子玩具的儿童一样。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下午2点，仍意犹未尽，中间还不停地翻检出几十年前的听课笔记、学术期刊给我们看。此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他赠送的三卷本《黄时鉴文集》，此书勒口上的画像，就是请我的同事李媛绘制的。 2011年夏天，洪再新先生和我再次去拜访黄先生，这一次漫无边际的闲谈，黄先生依然兴致盎然。临别时，他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丁元公仿陈老莲的“水浒天罡酒牌人名”真迹让我们观赏，在洪再新先生的鼓动下，将此珍品复制出版。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后见黄时鉴先生时，他对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依然实现了追求完美的愿望。 昨天（9日）凌晨，洪再新先生发来的邮件说：“令人宽慰的是，时鉴先生走过的路，还是很完美的，家庭、工作和个人爱好，没有什么不全。他3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前行，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他这种完美的人生。” 对于黄时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我当然没有资格判断，只能以这些零星的回忆来纪念他。 （作者系《上海书评》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