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是我艺术的摇篮”

——艾青与杭州

骆寒超

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拨乱反正后文艺界的首次大聚会，我的老师——南京大学中文系陈瘦竹教授也要去参加。在他临走前，我去看他，听他吩咐一些工作，因为我的右派错案改正后，母校就把我借调回去，在他手下从事左联时期的文学研究。陈先生忽然想起我这个老学生，当年是由于研究艾青而获罪的，而这次文艺界大聚会，估计艾青这位大诗人也会从古尔班通古特荒原赶去参加，所以就叫我把当年写的毕业论文《艾青论》手稿交给他带给艾青看看，让艾青了解我当年作为一个大学生的一段受难遭遇。我照办后，就赴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阅30年代的文学资料去了。万万没有想到半个多月后，我在上海接到一封经过不少周折才传到我手上的信，竟是艾青写的。信中表达了他惊闻我的荒唐遭难后的感慨万千之情，还特别写了这么一段：“很想知道你目前的处境和生活状况。你能否回南大工作？如果要回南大，需要什么帮助？”这对于正走在风雪弥漫的街头的我来说，无异于送来了一盆熊熊的碳火。不过，我并没有让百忙中的诗人为我个人的事操心，虽然我也知道南大老校长匡亚明和他是30年代中期在苏州反省院的难友。我只是在回信中向艾青提了一个有机会见见面的要求，以便让我具体了解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和对自己创作的看法，以便我在改写《艾青论》中丰富一些内容，他欣然接受了。于是也就有了1980年8月初我和艾青在他北京寓所的第一次会面。那次，我在他家住了10天，两人谈得很多，也十分投机。记得有一次他问起我未来工作的打算，我表示一定要等《艾青论》改好出版后，再考虑换一个适宜于搞文学的环境。他听完后凝视着窗外高远的蓝天好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那就去杭州吧！……那可是个美丽的城市，西湖象一首抒情诗，适宜于触发灵感，颓入遐想。不过西湖给我的感觉总是迷蒙的……”我听了，心猛烈地跳起来。从神情语调都可以看出他对杭州是多么神往。毕竟是在杭州西湖艺术院念过书的嘛！我的高中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眷恋杭州的心情和他是一样的，可我怎么去得了呢？

那以后约摸过了三个月，我突然收到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的信，邀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叙事诗创作会。我去了杭州，方知是文学界的前辈黄源和夏钦翰等想见见我，并动员我到《江南》编辑部工作。就这样，我真的在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工作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艾青向黄老推荐我的一份力，只觉得艾青确实很支持我去杭州的，也许这因为我搞的是诗歌研究，而西湖则象是一首抒情诗的缘故吧！

又一年多时间过去了。1981年11月，北京已飘起了雪花，我趁出差组稿之便，又去探望艾青。那次他受到特殊照顾，住在北纬饭店。我几乎每天都上他那儿去聊一会。最后一次是去告别的，因为第二天我得回杭州。那天到他房间里时，他正在用毛笔写几幅字，看来是为了应付一些向他求“墨宝”的人。他听完我告别的话后，一声不响铺开一幅直条，毛笔蘸饱了墨，写了一行字：“西湖是我艺术的摇篮”，然后孩子气地笑笑说：“送给你！”我道过谢后忽然觉得这直条上的句子十分熟悉，仔细一想，便想起来了：“这不是1937年底你在武汉写的《忆杭州》一文中的句子吗？”他手握着笔，眼睛没有离开那幅字，回答我说：“你的记性不错。如果我多少有点搞美术、写诗的知识与能力，还不是西湖艺术院的老师培养我、西湖秀丽的风光熏陶我的结果。希望西湖也是你的艺术的摇篮！”说毕，他把折幅字折起来，放在我手上，还补了一句：“我也真想回去，在摇篮里重温旧梦！“可是你去年为什么说西湖总给人一种迷蒙的感觉呢？是不是你不过是怀念西湖，却并不愿接受她那种美呢？”

他摆手示意我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点了支烟，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迷蒙是西湖所特有的景色和情调，当然她并不总是迷蒙的。我之所以对她的迷蒙有特别深的印象，大概是和当年我自己的青春病和时代病夹在一起的缘故，也许后两种病引起的心理作用是更主要的。建国后，1953年去杭州，对西湖的迷蒙感就淡化了，变得明朗了。”我半开玩笑地说：“看来，审美是主观的！”他丢掉烟蒂，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吃中饭去！”

这场对话后，我对艾青与杭州西湖的美景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回杭后，我再细细读了《忆杭州》一文，也查阅了一些其他资料，对艾青在杭州西湖几次重要的逗留情况，算是有所了解了。

1928年暮春，浙江省立七中组织学生去杭州春游。正在初中三年级读书的艾青也参加了，这是艾青生平第一次到杭州游西湖。返校后，他写了两首以《游痕》为总题的诗：《湖心》和《伤怀“古来多少英雄骨，埋遍西湖南北山”》，发表在七中的学生刊物《学蠢》上，这也是艾青第一次用铅字印出来的诗。日后他自认为“是受了当时正在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影响的”。《游痕》表现了一个少年诗人在秀丽的西湖美景中流连忘返的沉醉心情：“瞻望着将到三潭印月，耐人眷恋的湖心亭，呵，使我的心灵不住的震颤！”感受是真切的，却也从全诗的意象组合关系里反映出他在人间的孤独情怀。《伤怀“古来多少英雄骨，埋遍西湖南北山”》是“感叹西湖的吊友的诗”这两首诗反映着一个有民主意识觉醒的少年，徘徊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十字路口那种无所依从的迷乱、感伤心情，也折射出他对杭州这座人间天堂般的城市的热爱，对“像一首抒情诗”般的西湖美景的神往。而正是后一点使他在潜意识里决定了自己生命的下一个脚印要落在杭州了。可不是吗？发表《游痕》后不久，这位未来的“中国诗坛的泰斗”，就投考到设在杭州的“国立艺术院”绘画系，开始了他在杭州逗留最久的一段生活。

国立艺术院被人习惯称为西湖艺术院，就是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1928年春天，翌年秋天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那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南北并峙，成为中国美术界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艾青于1928年秋天入学，成为该校第一届第二期学生。那时这所学校设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孤山脚下，一棵大樟树荫翳下的照胆台为大礼堂，三贤祠等处是教室，苏公祠、白公祠、莲花松舍则是学生宿舍。创办这所学校的实际支持者是蔡元培，他深感中国艺术教育的落后，把“欧洲文艺复兴得重见于中国”的愿望寄之于这所学校，所以他以执掌大学院之尊聘留法美术家、28岁的林风眠为校长。林风眠的艺术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为艺术救国鞠躬尽瘁，因此在他的主持下西湖艺术院显示出一股良好的学风。艾青进入这所学校，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学习十分勤奋。在《忆杭州》一文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生活：“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彳亍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他没有去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样富丽、艳美的风景，他爱画葛岭下面阴暗的茅屋、倾颓的泥墙，他爱画宝石山上灰白的沉云压着保俶塔，也爱画昭庆寺前敲着竹梆的馄饨担……并且，“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浮动着水蒸气的野景，和那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爱。”

记得1981年11月我俩在北纬饭店聊起杭州时，他还突然问：“新新饭店顶楼的阳台上，有两个孤零零对立着的红色小亭子，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当年在艺术院念书时，老爱坐在放鹤亭上，望着这两个红亭子，把他们画下来。”“红亭子还在！”我回答了这一句话后又不解地问：“为什么喜欢它们呢？”“我的心孤独么！”

看来，在西湖艺术院时的艾青，已进入青春忧郁症的年龄。那时他感到西湖所能给予他的，只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和悲凉”。他渴望异性的爱，“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了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他寻求人世的温暖，曾徘徊在断桥上，“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既遥远又不可能属于他的。正是这些，使他陷入一种生命感伤的情怀而难以自拔：“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破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流下了冰冷的眼泪。”于是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是什么呢？”可见勤奋的绘画成了他消解青春忧郁的唯一出路。

“西湖是我艺术的摇篮”，这话确实符合艾青的实况。就在杭州，在西湖的怀抱里，他确立起了体现人世苦难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追求目标，把握住了一个创作的主体系列：从自然世界的荒芜到人在荒芜环境中的迷路，再到寻求通向彼岸的途径。艾青曾按这个主题系列完成一个组画：《迷路》、《桥》、《难行》。在西湖艺术院的一次画展中这组画展出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誉。校长林风眠也发现了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绘画天赋，所以一个学期结束后，把艾青叫去说： “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国外去吧！”

就这样，1929年春天，艾青结束了在杭州西子湖边仅半年的画学生活，和青年教师雷圭元、孙福熙等一起，飘洋过海，到法国巴黎留学去了。

这以后，艾青在抗战前还多次路经杭州，当中有两次逗留。一次是1932年5月，他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为了谋生，曾赴杭州，会同西湖艺术院的同学力扬一起，到上海寻找“一八艺社”的校友，后来参加了左翼美联的活动。另一次是1935年10月，他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和前去接他出狱的李又然一起，在上海玩了几天，把父亲寄给他回家的路费花光，不得不到杭州向雷圭元借钱回家而在杭州略作旧地重游。真正有较长时间逗留的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

1937年7月初，艾青在上海《天下日报》编副刊的工作被解雇，接着受聘杭州蕙兰中学教书，便于这个月的6号带着即将做产的第一个妻子张竹如离开上海，乘沪杭路列车驰向杭州。由于他连日来预感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斗争即将爆发，即兴在车上写成一首诗《复活的土地》。在诗里，他召唤自己“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自己久久负伤的心里”，去迎接战斗；他还唱着这样的浩歌穿过九年的时间隧道，重返杭州，走进蕙兰中学宁静的校园的：“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经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诗人的预感是正确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序幕拉开了。杭州也象全国其他的城市一样，抗战的口号响遍大街小巷。但艾青此刻却是苦闷的，他不得不出没于芭蕉荫翳中的这所教会学校宁静的课堂，而他和张竹如的女儿也在这抗战热潮中来到人间，他把孩子取名“七月”以誌纪念，同时不得不全力照顾产妇，因此他“感到沉闷、窒息、难以呼吸”，对天堂一样的杭州、抒情诗一样的西湖所散发出来的“迷蒙、飘忽、柔软”的情调却难以忍受了，以致常常“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直到他沉默了三四个月后，才写下一首誓言一样的诗《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接着，学校终于停课了，全城大撤退。他借了盘缠，带着妻女回到金华老家略作逗留，又奔向武汉。这时“敌人已逼近杭州”，眼看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将要弥漫着战争的烟火”,他才感到“柔软”不是杭州特色，“迷蒙”不是西湖特色：“它将在敌人与我们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于是他说：“今天，我想念着杭州……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这以后，艾青出没于陇海路前线，漂泊在西安、武汉、衡山、桂林、新宁、重庆，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抗战胜利后又随着人民革命力量辗转于张家口，冀中平原，直至随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跨入共和国的凯旋门，为缔造共和国一直奔忙到1953年。这中间整整16年，他没有回过家乡金华，也没有到过杭州。

1953年春天，为了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艾青才有机会回金华畈田蒋村去探亲，那次回乡他先到杭州，住在临湖的新新饭店。

由于那时艾青已是很有国际影响的革命诗人，所以到杭州后省里十分重视，派专人接待。闻讯前去探望的文艺界朋友也不少。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浙江省文联的李一航先生，是30年代后期艾青在桂林编《广西日报·南方》副刊时结识的。李先生笔名虹飞、黎央，发表过许多诗，出版过《虹飞诗集》，也翻译出版过叶塞宁的诗，是很有成就的诗人兼翻译家。他们已有十四、五年未见面。由于他是艾青生活最艰难时期、创作最旺盛时期的见证人，因此老友重逢倍感亲切。两人常常相约在湖畔漫步，或坐在艾青所住房间临湖的阳台上同赏湖光山色，促膝谈心。我还是在做中学生时，就和李先生认识，他作为师辈关心过我少年时代的写作。80年代初期，我们又都在《江南》编辑部工作。当我于1987年11月从北京艾青家回来后，得悉李先生十分了解艾青建国初回乡在杭州逗留的那段生活，就前去访谈。李先生热情地把当年艾青向他袒露过家庭关系不融洽的苦恼和创作转型难以突破固有风格的迷惘详细地讲了一番。由于我从事艾青研究更注重艾青创作的内在规律，尤其对他抒情个性的演变更感兴趣，所以对李先生所介绍的情况中的后一点特别感兴趣，就问：“艾青这种创作转型期的迷惘，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审美敏感力在这个时期已显出衰退迹象？”李先生摇摇头，拿出一本出版不久的文学杂志《红岩》给我看，那上面刊有李先生写的文章《艾青与欧美近代文学与美术——有关往事的回忆和随想》，他指着其中一处说：“你看看！”那是这么写的：

……他住在临湖一家旅馆的楼上，我陪着一位颇有成就的水彩画家又擅长旧体诗的朋友去看他。那是一个阴天，他推开自己所住房间的窗，指着烟雾迷蒙的天空对我说：“你们看，今天没有强光。但让一位印象派画家来画这个天空，他还是能抓住它的特点的。”

  过了一会，天气有了变化，他站起来，又引我们到窗口去外望，烟淡了，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屋顶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虽然天色还是阴沉沉的，但和刚才见到的，显然又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他说：“现在不同了。事物在不断变化，不断给我们新鲜的感觉，老是用一种格调来写诗、画画都是不行的。要观察、要能抓住刹那的感触和变化！……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画家和诗人，往往是忽视这些的。”

  这是有关捕捉艺术感觉多好的一段话。我在好一会儿沉思之后说：“看来艾青的审美敏感力并没有衰退，而是更具有自觉意识因而更强化了。他的创作势头不是低落而是处在新高潮来临前夕的沉默中。怪不得他那时发表的小诗别人不注意我却感到它们的艺术成熟度，可是以往即便是最轰动的诗也是难以企及的。”“可不是吗？”李先生也来劲头了：“记得那次他还告诉我们：那些日子他每天傍晚都在旅馆门前的石凳上坐很久，观看西山的山色、天空和远近湖水的幻变。而他那首西湖也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还把手稿给我看过。”

  历来写西湖的诗可说是汗牛充栋，够多的了。比较而言艾青这首十四行诗倒真不同凡响：写得那么剔透玲珑，色彩斑斓，在新奇的想象中所形成的整体象征，又能催人以无穷的遐思、悠远的韵致，散发着一脉青春的情味，实在堪称歌唱西湖中的经典之作。从这首诗里我们再也见不到艾青对西湖一直来怀有的那种迷蒙的印象；西湖在他的笔下，在他的灵魂中，已变得透明、晴朗，这可是共和国初期那种人民生活安定、社会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艾青心上投影的结果，世界明朗了、大自然明朗了、艾青从杭州获得的感觉世界也明朗了。

  令人遗憾的是：艾青这一趟杭州之行以后，极左思潮在文艺界越来越盛行，以致泛滥成灾，艾青也屡屡遭受批判，最后在1957年遭到了灭顶之灾，以致被发配到北满森林、戈壁荒滩，“文革”开始后更被造反派流放到古尔班通古特荒原深处的“小西伯利亚”，白天打扫厕所，晚上睡在地窝子里，整整六年，以致患上氙气和白内障，却不让外出医治。直到1973年方被允许去北京医治白内障，却已为时过晚，右眼终于失明。他带着痛苦的心情南下，回金华探亲，仅逗留四天。归途经杭州，也只逗留两天，去看望一下和他同命运被打成右派的老友黄源，商量一下退休后回杭州定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