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蒋瑞藻谢世于1929年，其时年39虚岁，我为幼子仅一岁半。虽不知其音容，但思念之情倍于诸兄姐。自幼及长常向先母、兄姐、亲友及从文字资料中探求先父行状。虽日积月累有所递增，但仍概而不全。我之兄姐分别服务铁路、金融、纺织等行业，笔述皆非其所长，因此这一责任似非我莫属。《辞海》对“轶事”的解释是“世人不甚知道的事迹”，因先父谢世过早，且寡交游，虽有著述传世，而在我未笔述面世之前学界几无一人知其生平。1951年我从东北来杭州工作后，每逢假日都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阅读，因此得识阅览部主任、史学家、目录学家夏定域先生。夏拟将浙江文人的著述按不同姓名分别存放。嘱我笔述先父小传供设置卡片，因限定字数故极为简略。其后谢国桢先生来浙图查阅资料提到蒋瑞藻自署为诸暨人，但不明其生平。谢为其《晚明史籍考》之成书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但

各大图书馆未见之古籍，在蒋瑞藻的著述中发现而加以引用，可见蒋家藏书之多及蒋氏见闻之广。而目前学界除仅知其为诸暨人以外，其余一无所知。当谢见到我所作的《小传》后认为过分简略，知我在杭州，即请浙图派员来我家，促我面晤。适我外出而未遇，谢请夏转言，望我详述先父生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夏既遵谢之嘱又有同感，因此促我写成《蒋瑞藻生平及其著述》一文，经《浙江学刊》的主编谢宝森先生审定后刊载在该刊1984年第5期上。1985年《浙江社会科学信息》总2期刊载周玉的文摘《一位鲜为人知的浙江学者蒋瑞藻》，我认为“鲜为人知”四字，在其时极为恰当，故一提及。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商务印书馆早已版行的先父所作《小说考证》重印，其时先母尚在世，故承古典文学出版社惠予为数不菲的慰问金。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拟重加标校出版《小说考证》(其实仅标点更新未校一字)。出版前嘱我写一篇作者传略，为与原书文体相近，以文言文为宜。因此我遵嘱用文言文写成500字左右的《蒋瑞藻生平述略》附印于书后，此重印本于1985年7月出版。如上文所述我为先父所作传略已有三次，其中为浙图所作《小传》，因夏先生谢世而亡失，而刊载于《浙江学刊》及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小说考证》书后的《述略》遂为学界全文转载、广为引用、评述或加改写。我在大陆港台的报刊上曾屡有所见，先父的生平遂初步为学界所知。周采泉先生所撰载于香港版《文汇报》1985年4月13日的《我国小说史的拓荒者——蒋瑞藻》，《文献》1986年第1期的《蒋瑞藻的事迹和贡献》二文中提到《蒋瑞藻生平述略》等，“才像出土文物一样，引起文坛瞩目”。

我在退休前忙于职事，乏暇收集先父生平资料，所有老家藏书及已版行和未版行的先父著述都被焚于日寇兵燹。我历年的收藏尽毁于“文革”，因此在上述第二、第三篇传略下笔时近乎两手空空。至今重读旧作，认为均属概而不全。我也曾读过不少名人传记、所谓名人传记类的文章，我认为中国典籍如《二十五史》、《畴人传》等所记载的也许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无可与之伦比的。还有不少名人自编年谱，后人为前人编写的年谱、传记，最受启发的唯独前些年见到的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从中得到很大的收获，他把他的父、母亲的家庭情况、人物都说的清清楚楚，更说明了其父母结合过程,这是众多自述中极少见的。我的外祖父是主动送女上门且对先父给力甚大，因此较胡适先生更有叙述的必要，故在此不厌其烦地提到我曾见过一次的外祖父，或属赘言亦不宜割舍。

生平与岳家

先父蒋瑞藻，又名鹏渐，字孟洁，浙江诸暨店口镇属村黄嫁埠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农历三月十二日，是日旧称花朝节因号花朝生，自题其书房为羼提斋，又号羼提居士。家庭薄有祖传田宅，世代以读书为业，当时亦可称“习举子业”，但前代直系无一人中举。仅一人曾为武义、东阳、鄞县的县学教谕，所谓“县教谕”仅仅是县学中为首的教席，无行政实权不能视同晚近的县教育局长。其后各代多为庠学生、国学生等等，皆困顿科场，退而教育族内子弟为家塾之塾师以终，但多代积累，家中颇多藏书。先父从孩提时起就在先祖父执教的家塾中就读古文和诗词。九岁丧父后，家塾请来一位八九里之遥的浒山村姓蒋的老先生继任。这位老先生曾教过先祖父，父、祖谢世后，我多次见过，被尊称为太先生，因此不知其名。太先生享高寿，虽步履蹒跚，每年都来我村二三次，在我家中餐，并将学生们的赠送物

聚集在我家，由先母着人肩挑到他家。先母告知我，这位太先生学识很有限，只配启蒙，先父在孩提时已读书识字，经先祖父教导又勤于自学，待太先生来到我村时，先父之所知已超过太先生，因此只在太先生执教的家塾中停留不久就回家自学。但太先生对我家有过帮助，因此先母对他较其他学生家更为优渥。其时店口镇的保福寺开办了一座名为明诚学堂的新制学堂，先父的祖母是店口镇人，就通过他的娘家把先父介绍到明诚学堂就读，这个学堂聘请教师有本地的读书人，也有外地来的教师。除读古书外更有数学、格致、英文等新课程，有阅览室可见到线装书以外的报刊杂志。据先母说，先父在明诚学堂只读了半年左右，但得益匪浅。首先是他得知线装书以外有许多报刊，从中除能知道一些新的知识外，自己有什么新的见解也可以笔述后通过报刊发表，也了解了一些学术界的情况，开阔了眼界，因此自己就订阅了不少报刊。其次是知道了除国学以外还有许多门类的学科，他对数学、格致等不感兴趣，但对英文很感兴趣，从此自学英文。据先母及兄姐说我家存有一些英文书籍、字典，说明先父通过英文的启蒙教育和自学能阅读英文书报，但一生中没有说过一句英语。事实上即使能说几句，因先母所识字不多，儿女幼小，当时也无人能听懂。虽然明诚学堂那时被视为新制学校，但课程仍以古文为主，这一些在先父看来实在太粗浅因而停学。停学的另一原

因是他发现店口镇的不少家庭是所谓“累代书香”，通国学的人不少，且多藏书。其时这个十多岁的年轻人已遍读我家累代的藏书，也读遍了本村各家的藏书，而店口镇各家的藏书更远在我村之上。因此他就离开明诚学堂住在祖母的娘家，向店口镇的藏书家借书阅读。而这些藏书家多数不肯把书出借，说既然有近邻的外甥爱读书可到他家去阅读，但书不准携出门外。先父遵守这个要求，一家家地去阅读，早餐后到这些家庭的书房，中午须回祖母的娘家中餐，中餐后又回去坐读。藏书人家或有点远亲就提出不必来回跋涉了，就留他中餐，餐中、餐后，长辈们多数认为这个年轻人的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实属少见，不久这个陈家外甥的名声也就在当时的店口“知识界”传开了。先父在店口镇逐家坐读中不仅接触到前所未见的古籍，摘录了一叠叠的资料，并与一个送上门来的妻子，缔结了婚约。

我的外祖父何乃普，是绍兴朱家坞人。早先绍兴分为山阴、会稽两县，据说他家可称山阴的首富。当时人们称他为乃普先生或乃普店王，不仅拥有较大的庄园(这样的庄园在我村和店口镇的大宅都不可与之相比)，有较多的田地、山塘，还有造纸作坊和在绍兴城区开了几家纸行(即纸张贸易行)。他有五个儿子和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上过大学，但毕业后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在家做寓公，不好读书不思进取。乃普先生眼看自己的儿女没有希望，想寻一个学有所长的女婿算是半子来修补他的夙愿。他在店口镇有亲戚，就拜托代为物色，店口镇的旧式读书人就向他推荐了先父。乃普先生从25里外的老家来到店口镇先父祖母的娘家，会见了先父，开门见山地说：我想把爱女作为你的妻室。这一年先父仅16岁。先父说我学业未成不想娶亲。乃普先生已了解先父的家庭情况，说：我知道你生长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同辈兄弟不只你一人，你爱读书，大家庭中一个子弟想大量购书即使有钱也是办不到的，所以你才到店口镇来借读。假使你娶了我女儿，你要什么书，我都给你办到。绍兴没有，到杭州、到上海去买，再买不到，我派人到全国各大城市给你去搜求。先父听了这一承诺喜出望外，但仍不无迟疑地说：我很愿意，但必须得到家母和祖父母同意。乃普先生说：这一切用不着你费心，你在店口镇安心读书，一切事情由我安排好了。乃普先生就紧锣密鼓地着手筹备此事，他开了一个庚帖（内容是先母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时辰），请托店口镇一位“体面”（即乡村中略有名望）的人到蒋家说：山阴乃普先生拟将女儿为你们的长子、长孙之妻，只要“八字”合了，一切聘礼之类全免。蒋家家长是知道40里外山阴何家概况的，立刻书写了先父的“八字”，当天请瞎子排“八字”，一排告合，这件婚姻就大致定局。    

婚姻定局后，外祖父派人把几个“经摺”送到先父手中，这里有必要说明“经摺”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100多年，现代人已不知“经摺”为何物了。这是民俗学的细节，虽与本文无关但值得补叙，它是一个特制的小记事本，或与佛经有关。是用一张宽12cm—15cm的厚纸（当时无厚纸，是用二到三层的纸粘合的），长可达一米左右，每隔4cm—6cm一摺叠合成一定厚度的纸板，底面各加硬页，外加布面封套。使用时从封套中取出可舒成一张长纸条，用毕可按原摺痕重叠纳入封套中，封套外粘有标题纸片用以注明其不同内涵。这种经摺可书写不少内容，纳入衣袋中体积较小（约宽6cm—7cm，长13cm—16cm，厚约1cm），便于携带。佛教徒把一卷经文抄写在经摺上随身携带，边走边口中念念有词，若句读有遗忘时，取出经摺续念。这种起源于佛教徒的“经摺”，后来广泛地用于商业活动中的赊销。旧时较大的商号向常年购物的殷实客户发出盖有店章的经摺，购物时不必付现金，只在经摺上记账。每逢清明节、中秋节或年节以后派员到客户人家收账。同时也广泛用于家庭作钱谷出入的记录。这个起源于佛教徒之物在我国民间使用了至少几百年了，现虽已被时代所淘汰，虽与本文无关，但值得补叙。先父拿到经摺后，在每一行上写书名下写作者，着人给外祖父。外祖父就着人到各处购买。

与此同时，外祖父派人到我家，查看了先父的书房，并测量了开间和进深﹙这就是先父后来的羼提斋﹚。嘱木工为先父制作书橱，从40里之遥，在未见新娘和嫁妆之前，多只新的空书橱已布置在书房中了，这件事曾被我老家的村人引以为怪。到我长大后听先母说，每次外祖父派人外出买书回来，他都亲自点收，叫采买人一面捧出书念书名及本数，过目后在经摺的书名上盖上一个用毛笔竹套管蘸上红印泥的标记，说明自己买到了，然后分批送到我家，未买到的再叫人去搜求。先母还说她嫁到蒋家后，外祖父派来一个人不见先父只见先母，解开外衣的腰带取出一本用油纸包着的书交给先母，说乃普先生为了买这本书派人跑了内地几个省、几个古老城市才买到，连买价和盘川已值几亩田的价钱了。油纸是外祖父亲自包好接着放入来人的胸口，外衣腰带上的结也是他打的，并叮嘱行走热了不准松开腰带。更嘱先母不许将此书是从外省外县费了偌大一笔钱才买到的经过告诉先父，若被先父知道了他今后可能不再要求岳父买书了，爱婿至此的事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据我所知，待外祖父谢世后，家道逐渐中落，据先母说，其原因是儿子们只知享受不思进取，更铺张浪费外，为先父大量购书也是原因之一。

关于外祖父爱婿的事例较多，详述则繁琐，但有几件事，还须不厌其烦地加以笔述。外祖父与先父有约，凡有文章发表或有著述版行必须立刻送上，先父遵嘱派人或带便送达，外祖父接读后喜不自胜，放置在床头枕边，白天读过了，临睡也在翻阅，足见翁婿情深。先父与兄弟分炊以后﹙其时我尚未出生﹚，外祖父来我家一次，一生也是仅此一次，目的也许是想知道女儿和女婿分炊后的生活情况。他发现我家的三间两厢的二层木结构房屋被书挤压，生活空间不足，知道了我家老屋南面有一块菜地，就建议在菜地上再建造一幢木结构房屋，先父母考虑到家庭经济力量而期期艾艾时，他似乎已作决定了。不久根据地块大小画了一张草图送上。接着大批木材已运到菜地上了，不多日一位东阳木工领班到了我家来开工了。﹙后来我熟悉这位领班尊称他为朱清师父，因为到我成长后他与我家仍有往来﹚不久，三间带室内走廊的木结构二层楼房就竖立在老宅南面。据我所知除木材是外祖父提供外﹙这种旧式房屋的主要建筑材料就是木材﹚，其他砖瓦、沙石等是就地采购的。就地采购的非主要材料和建

筑工人的工资由谁支付，我没有问清楚也不知道。日寇侵入，老宅被烧，这新屋成为一家栖身之所。先父谢世后我随母去看过外祖父一次，见到他也仅有一次，父女俩相持号哭，其声撕心裂肺，嘶哑喘息，我双手抱先母之膝，极为恐怖。到今天我还认为男性的号哭虽不常见，但较女性更为感人。先父谢世后不久，身高体健的外祖父也告别了人世。

先父谢世时，我蒋家已有五六代藏书，加外祖父为先父大量购买的书籍，分批以人力肩挑送到我家，多时一批达十担。﹙外祖父距我家约40华里，挑书人都带蒲草编织的饭包，到我家后在宅边空地进餐，一天行程为80华里，我家招待的仅仅是茶水而已。这是外祖父的交代，以免打扰我家，用心可谓良苦﹚其后先父执教于上海及杭州又大量购书，因此藏书总量以汗牛充栋来形容实在远远不够了，我见到还有用多只木箱存储的名人字画，以及不少珍藏的宋元明版古籍。﹙这是先父特地交代先母时说：有些古籍当时是一块银元一页﹚我没有开箱细看所以不知其为何物，只见到并非珍藏而挂在书斋中的少量对联，因童稚不甚了解，依稀记得书写者的姓名为蒋智由﹙观云﹚、郑孝胥、金泽荣﹙后来我才知他是韩国学者﹚等等。我家这许多藏书和名人字画，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用我村启新碾米厂所存储柴油助燃化为灰烬。

以上所述有偏离主题之处，下文将叙述先父本身事。先父和外祖父在店口镇约定娶其女为妻时16岁，次年，先父17岁先母何奇龄18岁于公元1907年完婚，嫁妆丰厚，我蒋家花费极少。外祖父还特地派了一个中年的已婚女性随行，以照料新娘的起居。我成长后多次面晤其人，尊称她为“送嬷嬷”。﹙我乡称年长于父母一辈的女性为“嬷嬷”，这是一种尊称。其实她的年龄仅略长于我的父母，许多往事从她口中得知。她似乎成为我家往来甚多的亲戚，我与之交谈颇多）交拜成礼后，新娘以罗帕蒙脸，由送嬷嬷扶将踏着一只只连续铺地的麻袋﹙不是红毡，麻袋象征代代相传﹚送入洞房。夫妻双双坐在床沿，送嬷嬷代为关好房门后暂离，再回去看一看，发觉房门大开，新娘静静地坐在床沿，那块红罗帕仍盖着脸，新郎不见了。她问新娘“新郎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不知道，送嬷嬷在书房中找到新郎，他在专心读书。送嬷嬷催新郎去安息（这“安息”是送嬷嬷的原话，我们诸暨人无此方言）。新郎说：请你侍候她先睡好了，我自己知道什么时间安息，而且今后你都侍候新娘用餐﹙三餐都是送嬷嬷从厨房送入新房由新娘独自用餐的﹚，今后睡觉不要来管我。送嬷嬷侍候新娘卸妆入睡后离去，两个女性都不知道新郎是何时进入新房蜷着身子睡在新娘脚边的。大约过了半个月，送嬷嬷问新娘：你看到过新郎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新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何时进房

入睡，有时也感到脚边有人，但未见其人。送嬷嬷问：你想见见吗？回答是见见也好。时至清晨送嬷嬷一把拉新娘到南窗口，指指一条田间小路﹙我村称之为金家田塍，是一条铺着石板的田间小路，大于一般田塍﹚，说：你看在田间漫步那个就是他，身材略高但极瘦弱。因为有一定距离，新娘看了后说“好像是个未成年的大孩子，但面目不清”。这种不交一言的夫妻生活过了好几个月。其后外祖父叫送嬷嬷回去一趟，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女儿出嫁后与女婿及长辈们相处的情况，也有令她“述职”的要求。送嬷嬷的述职报告使先外祖父母这对老夫妻大为惊异（这和清人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所述他和妻芸娘之间是迥然不同的），就派人与蒋家长辈联系后，用两顶轿子把新郎新娘接到他们家了，可能是外祖父对先父作了“不孝有三”、外祖母对先母作了“传种接代”的教育，其后才有我的长兄出生。

这种上一代的夫妻间事儿女们是不可能知道的，那么我为什么知道得如此入微呢？我在青少年时痴迷于古籍，只要一手执卷，任何旁人的言谈都充耳不闻，有时与先母同坐在桌边，她大声叫我也不一定听到。送嬷嬷来我家做客一住几天，她很勤快也主动为我家做一些家务，她结识的邻里也三三两两来看她。以上所述的先父母新婚异闻，在她们的聚会中谈到的不止一次。也有人向先母提到你的小儿子在旁或有所不妥，先母告诉他们无妨，这孩子像爹，在看书时即使敲锣鼓放爆竹他也是充耳不闻的。她试着叫我的名字，实际上这时我也在好奇地听她们谈往事，但故作不闻，因此我不仅对先父母的往事一清二楚，就是我对其他前辈们不足为外人道的往事，也比同时代的人知道得多。这也是前几年我村家族重修宗谱兼《村史》的编纂中，我执笔写了一篇冗长的包括十二个方面的我村“旧事”和“序言”的资料来源。

当先母嫁到蒋家时，蒋家的家长是先父的祖父母，到这两老谢世后，兄弟们就分炊了，分炊是一件繁琐的事，包括房屋、田地和家庭器用，先父只提出一个要求，他的书房是不搬的，存书应归他所有，其他都推给先母了。先母也不能干，吃亏便宜先父都不闻不问，分炊后也不过问家事。先母说有一次特意对先父进行考试，说今天买了两斤鱼，每斤单价两角，应付多少钱？先父马上回答说四角；先母又问假使是二斤半，每斤二角五分，先父就算不出了，说他去书房用笔墨算算再说，先母说只准心算不准用纸笔，他就张口结舌了。他更不知道祖父母留给他有多少田地，有多少现金或待还的债务。在家庭中的地位，妻子是家长，他像是一个大孩子。但先母对先父非常尊敬，伉俪情笃，一生都称他为孟洁先生而不名。

我曾在《蒋瑞藻生平述略》一文写过“先父世居僻壤，鲜远行，寡交游”。这样一个只读过两年多村塾和学堂书的农村青年和外界是没有什么接触或交往的，在店口明诚学堂的短暂就读，他才知道城市还有报刊和书籍出版社，并订阅了不少报刊。他自幼至20岁左右日夜苦读也觉得有所心得而想形于纸笔。因此他的文章逐步出现在上海《神州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杂志上，有的辑入《古今文艺丛书》。到1915年他25岁时，商务印书馆以单行本出版了他的《小说考证》前十卷，这个农村青年的姓名和所作逐渐为学界所知而引起了清末民初学者蒋智由﹙观云﹚先生的注意，观云先生﹙1865—1929﹚别号因明子，当时与黄遵宪、夏穗卿并誉为“诗界三杰”。我曾见到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曾以单独一节介绍“爱国诗人蒋观云”，在日本留学时曾一度任《浙江潮》编辑，与时人梁启超、章太炎等有深交，与蔡元培等一起创立“中国教育会”，并参加过光复会。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均曾登其门，有不少著述传世。他注意的原因据说有二：其一是这个初出茅庐的人也姓蒋，是他的同姓；其二是文坛从未听到过此名，但从文章中可以看他读过不少书。好奇心促使他向出版社查询后得知，作者是和他的老家相距不足十里的黄嫁埠人，因此有望一见。观云先生和前文提到过的我村塾师被尊称为太先生的是同村人，他问太先生：你在黄嫁埠坐过馆，可认识

其人？太先生回答：不仅认识，蒋瑞藻和其父都是我的学生。观云先生说你给我先招呼一下，我将去拜访他，太先生把观云先生的打算告诉先父，先父听后又喜又惊，为什么？因他深知观云先生是什么人。他是文坛巨子，著作很多，到过日本、欧洲，是当时学界名人，他的儿子蒋尊簋﹙伯器﹚还做过浙江省的都督﹙省长兼军区司令﹚等，我们乡下人称他为“老太爷”。先父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大致是说对观云先生很敬仰，也有望一见，但长幼有序，若观云先生先到我家访问实在不敢当，有望当观云先生回乡，将登门拜访等。不久就收到观云先生的回信，这封信辑录在《新古文辞类纂》的第二十卷中。信中称先父为“宗兄”，而先父比他的儿子还小九岁，这封信收到后不久，观云先生居然提着一根手杖到我家来登门访问了。这件事在我村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文化界巨子又是浙江省都督的“老太爷”，居然登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之门了。以现代语言来说是，掀起了乡里的轰动。两人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分手，从此结成了忘年交。

其后观云先生建议先父久居乡里不妥，应该外出工作，工作也不影响读书，先父和先母商量后同意了观云先生的建议，就经他推荐前往上海澄衷学堂教书。﹙最近上海澄衷高级中学嘱我在我的藏书中复印了蒋观云所作的《澄衷学校叶公铜像记》，承告知先父在该校教中文的时间是1922年至1927年前后﹚据长兄说，观云先生在上海时常到先父宿舍饮酒谈文，后来可能是观云先生移居杭州就把先父推荐到杭州女子中学教书。地址在横河桥及西大街﹙现武林路凤起路的杭十四中﹚，其任教时间可以推算而得，大致是1927年至1928年及1929年初。在此期间，被之江大学聘为中文教授，已接受聘书及聘金。﹙或预发薪给，我的长兄曾见到，我出生不久故无由得见﹚据我们兄弟辈猜测，先父在社会上无人脉，所以受之江大学聘，原因是因为其时他有不少著述面世，并引起了学界注意，而推荐者必然为观云先生。他自1928年底或1929年初学校放假，自身又患病回乡而未往之江大学履职便卧床不起，于1929年5月病故，享年仅39虚岁。他从不到20岁时就开始笔耕而有文章面世，其后边教书边撰述，先后约20年左右，真是太短促了。据先母说，他患的是肺痨病，病情加剧后常咯血继而失音。先母在床前设榻日夜陪护，若为炊事等暂离，他有事只能使用竹筷连打马口铁罐发声替代呼唤了。临终时他口不能言，几次手指堆放在书桌和搁板上的书稿，可以想见他还丢不掉那些已完成和未完成的书稿、笔录，又几次竖三个指头，但无人了解他示意的是什么。断气时先母贴近呼唤他时没有回音貌似安详，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先母说他的早逝不仅因病，他的生活习惯是清早到田间散步不超过一小时，回来后不是看书就是执笔，挑灯夜读到晚上九十时上床，上床后还是身睡心不睡，在床头柜上放着一本记事簿和一支铅笔，20多年中想到什么就披衣起坐加以记录，一夜有好几次，虽寒冬腊月也不例外。他的身体清瘦孱弱，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希冀长命吗？不可能。

著述概况

据与先父年相若的亲友们说，先父自受启蒙教育后首先攻读的是先秦典籍，其后才涉秦汉及唐宋后的古文。当时的古文派别有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浙派等，他虽然兼及各派，但似更近桐城，所以朱师辙先生曾对我说，从他的选辑中可知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依轻依重，更爱诗词﹙曾辑《诗话》两种﹚，并阅读大量的前代名人笔记和中外小说。很难想象他短短39年的一生中，是怎么阅读和消化这么多书，涉及这么广的范围。以下大致按面世的时间先后简介其著述：

一、《神州异产后志》一卷：此书辑录在《古今文艺丛书》第一辑，无单行本，书市中亦未发现。浙江图书馆徐洁副馆长从馆藏中复印一本相赠。胡怀琛﹙寄尘﹚先生有《神州异产志》，其时先父尚年轻，读后或认为尚有遗编可予增补，故缀为《神州异产后志》，可视为胡著的续集或补编。我读此书认为，谈不到有多少学术价值。胡、蒋两书或可供搜索、保护中华大地上的稀有或行将灭绝物种的参考。但从其所引书目，可知一个拾笔于辛亥年﹙1911﹚的年轻人，其时仅21岁，已读过这么多冷僻的前人笔记实在令人惊异。

二、《续杜工部诗话》两卷：此书于1914年辑入《古今文艺丛书》第四辑，时年24岁，1915年上海广益书局以单行本版行。胡怀琛﹙寄尘﹚先生为此书作《序》说：“诸暨蒋子瑞藻孟洁，能诗文，富藏书，于诗学杜，尝辑《续杜工部诗话》，补萍乡刘氏所未备也。余谓更有过之……”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行的《杜集书录》中以一节推介评价（与《胡评》略同）。199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行的《杜甫诗话校注五种》，2002年齐鲁书社版行的《杜甫诗话六种校注》中全文辑入并加校注。

三、《小说考证》：在此书前10卷的《跋》中有说：“清宣统庚戌（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蒋子年二十岁，始纂集是书，明年（1911年）春刻之上海《神州报》，才及万言，以事中辍。”其后陆续在《东方杂志》连载，直到民国四年﹙1915﹚完成，前10卷由上海广益书局版行，其时年25岁。后又增补《附录》一卷、《续编》5卷、《拾遗》一卷共17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19年以合订本出版，其时年29岁。其后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再次重印，现在我手边存书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按旧版重印本，其封面为先父亲笔题字。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印，其时先母尚在世，惠赠先母以不菲的慰问金及寄给我新书一套，惜毁于“文革”。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按中华书局旧版标校出版﹙其实未校一字，仅将原书断句点改为新式标点符号﹚。此版本在付印前古籍出版社函告我执笔“作者传略”，因限字数且要求文体与原著相近，因此我以文言文写成《蒋瑞藻生平述略》一文，附于书后。因学界对先父生平多不了解，此《述略》随原著版行后，曾被广为引用。据说港台也有重印此书者，我因耗时致力于历史学，对文学界的接触几近于无，对有关文学方面的书籍亦少收藏，现在手边仅1975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重印的前十卷本，此书王云五先生所作《序言》长达四页，因其为毛笔手书行草，难以卒读全文，故不录。

四、《小说枝谈》：共3卷分上下两册，此书为先父谢世后两年的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重印。按先父所作《小说考证》始于20岁时，其后在阅读中陆续有所发现和有所增补，上述提到的《附录》、《续编》、《拾遗》共7卷和《枝谈》3卷均为原书之续，体例亦前后一致，除他自撰的《花朝生笔记》、《羼提斋丛话》、《花朝生文稿》和按语等外，均为前人笔记及论述之辑录，内容包括古今小说、戏剧和外文中译的文学作品。若加编次均可归集以增强其可读性，此举并非难事，但先父离世已久，儿辈亦多随之而去。我今尚存虽可当此任，若辑成后不得版行，则成徒劳。

五、《越缦堂诗话》：3卷分上下册，绍兴学者李慈铭工诗善文，著作甚富，被视为古散文的“浙派”之首，其《越缦堂日记》内容包涵经史百家及时事，更有涉及诗的。此《诗话》辑录《日记》涉诗部分，更收集报刊、杂志、丛书中之言诗部分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年25岁。

六、《新古文辞类纂》：60卷计24册，系先父以毛笔书写的稿本于19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年32岁颇受学界重视。至1936年共印行过三次，按桐城派姚鼐首先选辑自战国至清初的古文辞赋成《古文辞类纂》75卷，其后有黎庶昌、王先谦各继辑《续古文辞类纂》，王氏谢世于1917年。至此以古文行将隐退，但自王辑以后，可称道的古文作品不少，散见于文集期刊、报章和私家收藏，因此收集辑录自晚清薛福成起至民初学人所作成《新古文辞

类纂》。

以上六种系由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等版行的，共86卷，其中多属在茫茫书海中辑录的众多前人之作，亦包括其未版行的自身著述如《羼提斋丛话》、《花朝生笔记》、《花朝生文稿》及所作《按语》等，援笔到此不禁使为子者为之叹息，以39岁的短暂生命竟完成了如此巨大的工作，日夜操劳不顾其身，宁不令人有失怙之痛？先父谢世时尚未版行之作有：《羼提斋丛话》、《花朝生笔记》、《花朝生文稿》已屡见于《小说考证》中，另有《蒋瑞藻日记》未提到。此《日记》始于年轻时，直到卧床不起几乎每日必记。我幼时曾见到成叠日记，内容除私事家事外，主要是读书心得，戚友往来等，先母不允翻阅，我的兄姐曾阅读过其中片段，因此略有所知。更可惜、可叹的是另有已脱稿的成书一部，毛笔书写，用纸呈近方形，厚约三寸，一直存放在家中，与先父生前往来较多，而略有所知的金家站人金荣泰（仲虚）先生（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来我家，携此书稿去上海，时间约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因抗日战争爆发，金将此书稿送还我家，先母当时认为此书稿乃先父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写成，留其手迹为纪念物，不允我兄姐翻阅慎加包裹而珍藏，及至日寇犯村而连同房屋，均毁于战火，至今不知其书稿内容及书名。

蒋观云先生曾多次提示先父，他已版行的书中辑录前人之作多于自撰部分，现已有较多自撰文稿应分批陆续版行，先父认为其时尚年轻不急于面世，待晚年日积月累进一步完整成熟后再付印不迟，孰知他仅有成年而没有晚年。所以他临终前望着自己辛勤的积累，口不能言难以割舍。

学界评述与我见

我长年职事于并非我所好的工程技术，但自幼爱好古典文学，进入大学后，有幸受教于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课余多有指教，吕先生指出我的素质不适合从事文学，但是一块从事历史学的好材料，虽然年轻也接触过一些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但成长后就日渐疏远了，因此对文学界如何评价先父著述知之甚少，现据所知有感，略述于下：

一、据先母、兄姐及与先父往来较多且与我多次面晤的金荣泰先生和先父的幼弟瑞法小叔等提到，先父对先秦典籍曾有较深研究，更博览古散文和诗词，如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如纪献唐，蒋瑞藻《小说考证》云: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献，《曲礼》云：犬名羹献。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其事迹与本传所记悉合。”就是先父通先秦典籍之一例。其次是他曾选辑《新古文辞类纂》60卷行世，可见其对古散文之博览和鉴赏力。又有《续杜工部诗话》和《越缦堂诗话》之辑并版行，可证其对古诗所知的精深，不应视为仅是单纯的小说史研究者。

二、先父谢世后，其生平不彰，但其著述之一《小说考证》颇行于学界及书市并及港台，因此他仅被视为小说史研究者。 学界提到此书者众多，实有失偏颇。陈福康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初评》（见《书林》1983年第五期）中说：“我国现代，首先是鲁迅，还有蒋瑞藻等等前辈学者，都对中国小说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里可知陈先生已视先父为前辈学者中的小说研究者之一。我们知道从鲁迅先生的著述中可知他涉及多方面的，不能因为他曾有《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史略》和《古小说钩沉》之作，定格为他是一个单纯的小说研究者。

三、陈福康先生的此说大有可推敲之处。其说中有“首先”两字，这两字可以理解为最早显然不妥，“首先”者之说是指明了时间先后，这与事实不符。我们知道鲁迅有关小说的著述《古小说钩沉》，则迟至鲁迅谢世后于1938年才编入《鲁迅全集》，我阅读过的是他的手书本。《小说旧闻钞》校迄于1926年，在其《序言》中有：“昔尝治理小说，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裨助。”在他1923年辍笔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又提到，确定纪献唐为年羹尧是引用了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所言。可以说明较鲁迅小十岁的先父，对小说研究的成果面世早于鲁迅十多年。所以我认为陈先生此说不妥，应改为“我国现代首先是蒋瑞藻，还有鲁迅等等前辈学者”。这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实在不必多费唇舌了，柳虞慧先生在他的《小说考证作者之谜》一文中，以及周采泉先生发表在1985年4月13日的香港版《文汇报》上的《我国小说史的拓荒者——蒋瑞藻》一文，说先父是拓荒者，也就是这块处女地先父是第一个开垦的，其后周先生发表在《文献》1986年第一期中的《蒋瑞藻事迹和贡献》，都明确指出先父的小说史研究成果问世比鲁迅早12年。

四、在此之前后虽不明或已明先父生平的学者已多有所提到，如郑振铎、赵景深、谢国桢、周汝昌等先生。（我从事历史学，非文学界人，所见不多，亦不广加收集列举）值得我注意的是，1992年复旦大学以周谷城先生为主编成《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的巨著，收录自商周到现代的学术名著成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哲学、科技等卷，在历史卷中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起直到近现代的梁启超、姜亮夫等的著述260部，在文学卷中从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起到近现代的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等共著述198部，在目录第六页右下以次为王国维、蒋瑞藻、胡适、俞平伯、陈寅恪、余嘉锡六人及其著述，我虽然在大城市读书、工作，但始终自认为是一个乡巴佬，而先父比我更近乎乡巴佬。其名及其所作之一居然被列入我国有史以来的198部之一，除深感惊喜外，同时也更认识到他的著述之一在中国学术界中确有一席之地。

五、近年来我也偶然见到有一些报章杂志上提到先父的文章，如王克仁先生的《蒋瑞藻其人其事》等，除赞许外认为先父的《小说考证》面世都早于鲁迅，他们的文章在先父的生平方面虽然参阅过我的拙作，但他们叙述和论说的质量较我有很大的提高。徐州的吴格非先生在1999年10期的《英语知识》周刊上发表的《我国外国文学的先驱——蒋瑞藻先生》一文，更是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上文提到先父年轻时曾在诸暨店口镇的明诚学堂学过几个月英文，我幼时在家中见到先父的藏书中有不少英文书籍和字典。我曾问过先母和兄姐：“父亲懂英文吗？”回答：“我们见到过他在看英文书和翻字典，但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英语，连单词几乎都没有说过。先母说先父未外出教书前吸旱烟，外出教书后只吸一种香烟，是五十支的铁罐装，罐上没有一个中文字，先母问他，这是什么香烟？回答是“茄力克，是英国货”。他常吃药品的瓶贴上也没有中文，先母问他：“这是什么药？”回答是：“几刮泼勒脱，用于止咳的。”先母见他一天吃好几次，出于关心对他说：“你吃多了会不会伤身体？”回答是：“药瓶上有服用说明，按说明服用不会过量，你放心好了。”我至今没有见过这种香烟和止咳药，也不知道英文的原文怎么写，以上“茄力克”、“几刮泼勒脱”只是读音相近而已，可见他能用英语读，也能看懂英文瓶贴服用说明。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笔述这些琐事呢？目的是说明他确实能识读英文，而不会英语。虽然从现在可见的资料中他没有把英文书翻译成中文的实物，能识读一点英文，也许是如吴格非先生所说：“外国文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事实也说明在《小说考证》中提到许多中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我幼时也在他的藏书中见到过不少外文中译本，也正如吴格非先生所说那样，确实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先驱”，这是吴格非先生的创见。据我所知在先父之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为数不少，但他是考证、评价的第一人。

六、《新古文辞类纂》，此书所辑录的文章自薛福成始直到民初的梁启超、蒋尊簋等众多人物之作。钱仲联先生也曾提到“范围较广，不专主一派”并加重视，他虽然尊姚鼐的分类法，但对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浙派等皆兼收并蓄，无门户之见，其中有关国内国际情况的论述可作为近代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其中若干篇章几乎已经难以搜求，如上海澄衷高级中学的前身是诚衷学堂，胡适先生曾是此学堂的学生，为名人叶诚衷出资创立，在校园有叶澄衷像，而原有《叶公铜像记》不见，2012年我从《新古文辞类纂》复印提供。民初浙江都督蒋尊簋，曾是同盟会会员，曾继蔡锷之后任广西、浙江军校校长，一般认为他是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想找到他的文章很少可能，但也可见于《新古文辞类纂》中。学者朱师辙先生父子都曾是《清史稿》的编纂者，均为桐城派文人，是训诂名家，朱师辙先生说蒋瑞藻是桐城派的最后传人和接力者，所有这一切在《新古文辞类纂》中可见其踪迹。

七、《续杜工部诗话》：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在宋代已有“千家注杜”之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行的《杜集书录》中，可见古今有关杜诗的著述达800余种之多，其中有不少虽无“诗话”之名，实则可视为诗话，如著名学者钱谦益(牧斋)有《杜集诸家诗话》、王士祯有《渔洋评杜诗话》，其后有关杜甫诗话的著述不少，我手边晚近出版的杜甫诗话有两种，199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行的《杜甫诗话校注五种》和2002年齐鲁书社版行的《杜甫诗话校注六种》，都全文辑录了先父的《续杜工部诗话》，可见此书在杜诗研究或欣赏中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

八、《越缦堂诗话》，李慈铭是晚清的国学大家，被学界视为古散文浙派之首，其《越缦堂日记》尤为著名，涉及经史百家及时事，且多有涉诗者。民初已在北京部分版行，然而版行的《日记》非全貌。现在据我所知，浙江古籍出版社已在着手校点拟重新出版。《越缦堂诗话》主要辑录了《日记》及有关报刊、杂志、丛书中的涉诗部分，所费博览收集之力不少。我闲来亦曾偶目前人诗话，多有语意未尽之感，而《越缦堂诗话》所载不仅面广而较透彻，其深度颇有超越前人所作之诗话，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