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家中，匈牙利裔和在德国深造，并于法国成就其事业的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年）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开创了法国汉学界的多个全新学科，是突破法国汉学界喜欢自成一统和拘囿小范围之传统的第一人。他不仅在法国汉学界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在整个欧洲，甚至在北美和亚洲（特别是日本）汉学界，都人脉通广，其交流范围甚至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汉学或中国研究这个专业圈子。白乐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而在现实中又往往被人遗忘或忽略。

白乐日于1905年诞生于匈牙利，于1963年逝世于巴黎。他于其短暂的一生中，作出了令人仰慕的骄人成绩。他的名著英文版的《中国的文明与官制》（1964年）和法文版的《天朝官吏制》（1968年）至今仍是世界名著。他成绩斐然却又命运多舛，命运似乎一直在捉弄他。他发起了“宋史研究计划”，与诸多学者从事国际合作，却又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在其时代是法国汉学界的一位革新者，但他的汉学研究方向，从一开始起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处于连续不断的分裂多变之中。

命运留给白乐日的时间太少了，使他无法很好地完成可能会广泛影响汉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事业，因为他真正地投入这项研究，仅有短短13年的时间。

白乐日自幼深受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终身矢志不渝地坚称为他们的忠实信徒和不二弟子，尽管他当时被打成“托派”，但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西方汉学界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汉学家。他具有匈牙利马扎尔文化的根基，从而与“东方族源”确立了联系。他在亡命于德国时，虽然持反纳粹立场，却又成了德国比较亲纳粹的汉学鼻祖福兰阁的弟子和福兰阁学派的重要成员，甚至是福兰阁最钟爱的弟子。他二次“流亡”时进入了法国，成为法国著名汉学家和涂尔平学派学者马伯乐的弟子，开创了欧洲汉学界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先河。他还受到了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与戴密微先生的青睐，与法国战后一代大汉学家们为伍。他在法国史学界的巨擘费夫尔和克罗代尔的面命耳提下，很快又成为一名典型的年鉴派学者。他联合亚欧美三大洲的汉学家们，推出了“宋史研究计划”，并且取得第一阶段的成果。在这样宏大而又辉煌的学术背景下，白乐日必然会成为一代著名汉学家。可惜才子薄命，使他过早地撒手人寰，也使世界汉学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2005年11月25日，法兰西学院举办了纪念白乐日百年寿诞的学术讨论会。白乐日当年的同事、学生以及继承了其学术方向的法国汉学界的后起之秀们，都纷纷作了发言。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于2010年做为该所的《文库》第25卷，而出版了《白乐日的现实主义（1905—1963年）》一书。本人参照该书的法文版，再结合其他资料而撰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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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于1905年初诞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当时的名字叫作巴拉兹·伊斯特凡（Balázs István）。他的匈牙利名叫伊斯特凡，在德国叫斯特凡（Stefan），在法国叫作艾蒂安（Etienne），这就给那些图书编目者们制造了许多困难，很难使白乐日的论文准确地物归原主。他于匈牙利完成了其初级和中级教育的学业。从幼年时代起，他就受到了一种坚实的古典文化教育，包括法语和法国文化，成为同时能讲德语、法语和匈牙利语（马札尔语）的学者。事实上，他的幼年生活在一个动乱时代。1918年，奥匈帝国瓦解。此后，匈牙利苏维埃共国也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所颠覆。尽管匈牙利民族起源于东方匈奴人之说的具体情节，尚有待于进一步夯实，但匈牙利与东方具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匈牙利语是一种与其周边的欧洲语言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做为游牧民的古匈牙利人，是于公元9世纪，在其首领阿帕得（Arpād）的率领下，游牧于多瑙河流域，然后于10世纪又定居化了，并在圣王德望（Etienne，白乐日的名字即出于此）的主持下，于9-10世纪的世纪之交，接受了基督宗教的归化。但从13世纪起，匈牙利伟大先祖的名称又变成了阿提拉（Attila），人们认为匈牙利人出自东亚的匈奴人（匈人，Huns）和斯基泰（Scythes）人。我们应该到走进高地亚洲草原的匈奴人中，去寻找匈牙利人的起源或其民族之根。从18世纪末起，人们又认为匈牙利语与芬兰—乌戈尔语具有亲缘关系，属于同一语族。白乐日出生时，世人似乎已经寻到了其族缘源，“匈牙人起源语”似乎已占主寻地位。

匈牙利最早 “寻找原始祖国”的诸多学者中，克洛支·乔玛（Körösi Csoma，1784—1842年）最具有代表性，他于1819年沿着匈奴人迁移的足迹长途跋涉考察，最终确认匈牙利人出自于曾定居于中国边陲的匈奴人。他甚至一直到达西藏，有幸成为西方藏学的缔造人之一。这位有兴趣从事远足旅行的匈牙利年轻人，于其内心中却更愿意研究突厥文，被誉为突厥学家。因为继1526年的莫哈奇战争之后，奥斯曼突厥人占据匈牙利东部长达150多年之久。匈牙利人于2000年将中国司马迁的史著《史记》卷110中有关匈奴人的资料，译成了匈牙利文出版，从而扩大了匈牙利人出自匈奴人后裔之说的传播。

克洛支·乔玛

匈牙利人的中国学研究背景就是这样深厚，其历史悠久，一直到今天尚如此。他们的重点是研究中国的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多藏学家，突厥学家和蒙古学院。

匈牙利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起，便开始汉语教学，因为其身份已被确定为“中亚民族”。当时恰逢白乐日结束其中学学业的时代。白乐日在18岁时出走之后，匈牙利才于1924年创建一个东亚语言和文明讲座，由一名日本学专家纪尧姆·普罗赫勒（Guillaume Prohle）主持，其中也加入了汉文、突厥文和阿拉伯文的教学课程。白乐日最初对这个讲座丝毫不感兴趣，而更注重于研究中国中原地区的历史。

年轻的白乐日在两种欧洲文化之间徘徊，始终犹豫不决，这就是巴黎和柏林，也就是日耳曼文化与拉丁文化的两大代表城市。他选择了柏林并携其大提琴和很寒酸的行李，于1923年，在刚刚步入18岁时便到达那里。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从此之后似乎再未重返其祖国故乡。直到1950年左右，其生活还是贫困潦倒的。但他在德国又面临两位汉学大师供自己选择。他既可以前往莱比锡去继承曾经主持汉学讲座的孔好古（August Conrardy，1864—1925年），也可以去拜著名的海涅什（Erich Haenisch，1879—1966年）为师。尽管海涅什是汉学家，但他更关心的却是满族学和蒙古学。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蒙古学家—维也纳人海西希（Walther Hessig，1913—2008年），也于1936年在23岁时到达柏林，投在海涅什门下学习汉语，后来在波恩大学任教，成了世界上著名的蒙古学家。白乐日有幸选择了拜海涅什这位东方学权威为师，这对他未来的学术发展施加了难以估摸的影响。但他并未继承海涅什的蒙古学的巨大遗产。

白乐日同时也拜在当时德国世界性的旧派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2-1946年）门下学习汉学。福兰阁曾做为翻译和外交官而长期在华工作，归国后又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在学任中文教授，著有西方汉学史上的里程碑式巨著《中华大帝国史》（Geschicht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1930—1952年，5卷本）。当白乐日投到福兰阁门下学习汉学时，福氏已经60岁的年龄了，最终于8年后的1931年退休。白乐日于同时又开始攻读于1920年在56岁时早逝的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法学的欧洲创始人弗赖堡大学教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的著作，特别是其传世名著《经济与社会》。白乐日后来成为一名有关中国的经济社会史专家，在很大程度上受此人的启蒙。因为韦伯研究中国社会的著述，在1920—1921年间出版，所以它们对白乐日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把白乐日视为那位著名社会学的“身后”弟子，甚至是其衣钵的继承人之一。

福兰阁

白乐日于1932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唐代经济名的著作，从而“开辟了西方汉学界的一块千真万确的处女地”。甚至在中国和日本，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形态的研究也刚开始引起最优秀学者们的注意。我们刚才对于马伯乐所讲的一切，对于白乐日也同样适用。这部著作已经包括了指导其未来著作的主要思想了，首先是肯定了“梳理出一个伟大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的迫切性”，它是长期以来被汉学界忽略的一大项目。这样做是为了勾勒出被他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性”的轮廓。作为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著作的潜心攻读者，白乐日将这一目标纳入到他从未放弃过的比较方法中了，而汉学界本来都不大习惯此种研究方法。白乐日选择了唐代以降，作者首选这一时代，是由于它介于他称之为“中世纪”（也就是六朝时代）和他断代为“近代之黎明”时期的宋代之间，所以白乐日后来便将其研究定于这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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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的天赋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以至于他在20岁时就享受到了法国政府的一笔优厚的奖学金，从而使他于1925—1926年赴法国学习。当时在巴黎，就存在着一个福兰阁式的汉学教学学派。那些初学者们都在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投在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1858—1930年，旧驻华领事馆外交翻译出身）门下学习汉语。

在这个时代，法国现代东方语言学院的多名学生，后来都成为法国著名的大汉学家。如法国一代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年），唐史专家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元代法律史专家拉切聂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1899—1991年）等人。

白乐日到达法国时，共有三位汉学大师供其选择作导师。首先是其研究领域覆盖了整个东亚和中亚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年长白乐日3岁的一位青年匈牙利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1902—1997年），也就是后来匈牙利藏学与蒙古学的奠基人，李盖提在巴黎从伯希和学习3年，不仅仅学习了汉语、蒙古语和满语，还学习了阿尔泰比较语言学。但李盖提的学术兴趣是语言学和西域学，而白乐日却执意成为汉学家和史学家。所以，白乐日更乐意拜一位纯汉学家为师。当时法国的另一位大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年）在56岁时早逝，尽管他自1920年起便是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第5系的研究导师。这样一来，白乐日的选择便落到了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身上了。马伯乐自1921年起便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白乐日于1925—1926年在法兰西学院聆听马伯乐授课。《法兰西学院年鉴》于1925—1926年对白乐日曾听讲过的那些课程有所记载：“马伯乐先生于其星期二的授课中，比较性地研究了古代中国以及印度支那同时代的傣民族集团的社会与官方宗教。他在指出农业生活对于彼此双方社会制度巨大影响的同时，又相继研究了曾经在那里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民间崇拜信仰，如崇拜天、崇拜地和崇拜先祖。尽管它们之间具有大量的和重要的差异，也尽管将他研究的这两个民族集团分隔开的时空度的距离很大，但从人们对它们所作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民族族群经常是互相受到启发。在这两个民族集团的各自之中，都共同拥有一种基本文化的独立发展，其中中国南方存在某些欠发达的人口集团。当他们被人很好地理解时，也将会提供某些独特文化的证据。星期六，他开始研究被归于屈原的诗《天问》。他最初的几课堂被用于了研究那位被假定的作者。……此后的课程都被用了对这首诗的开头部分以及对诸多有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由其每阙诗引起的神话的研究”。

这也是白乐日最初聆听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课程的基本内容，从而奠定了他本人这位未来法国大汉学家的主攻方向。

白乐日于1926年又返回柏林，重新去聆听福兰阁的课程。这样一来，他最终便几乎同时拜两位汉学大师为师，即德国的福兰阁和法国的马伯乐。白乐日在德国参与了福兰阁《中华大帝国史》第2卷的索引编制工作，这篇长达450页的索引，最终形成了1937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第3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福兰阁与马伯乐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政治立场完全不同。马伯乐认为福兰阁历史著作的基础是朱熹的《通鉴纲目》。福兰阁在研究了中国断代史和其他几部著作的主要观点之后，认为《通鉴纲目》是一部写得非常得体的政治学著作，而并非仅仅是一部史著。马伯乐却认为，朱熹并不是一位公正的和多种观点兼顾的史学家，而更应该是一位具有很大倾向性和为当时政府服务的政治史学家，他往往是删节诸多历史事实，并作了大量充满偏见的添加，以使其论述更符合儒家的正统性。马伯乐还认为，福兰阁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总方向，是利用了年轻研究人员白乐日于1932年通过的博士论文《中国唐代经济史稿》，而又只字未曾提到白乐日的名字。马伯乐认为，弟子的学问明显超过了其师。马伯乐还认为，福兰阁书中几乎完全遗漏了对中国艺术和诗歌的研究，而这一切本来在这个漫长时代中的文仕生活中，扮演着主宰性的角色。儒家文化在中国这样一种文明社会中，提供了某种保证一个良好的政府及其充分实现的好方法。中国道教文化的作用，正是在于解决人际关系；做为大儒的朱熹，他根本不愿意记载和评说这一切。因此，以朱熹著作为基础的福兰阁的巨部《中华大帝国史》的汉学研究著作，必然会有多处严重失误。

福兰阁立即撰文驳斥马伯乐。福氏当时已经年逾79岁了，在当时实属高龄，但他的反击火力依然很猛烈。福兰阁首先回答了也曾批评过他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俄国东方学家和汉学家魏特夫（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年），然后便开始攻击马伯乐。这事实上是一场聋子的对话，是以一种互不容忍的偏执为基础的，因为福兰阁不屑接受任何一点批评，马伯乐等坚持各说各话，汉学界也没有多少人关心这场争论。据法国汉学家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于2005年发现，收藏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3卷福兰阁文集的毛边书，基本上始终未被裁口，只有于其中提到白乐日名字的几页例外，很可能是白乐日本人于1947年返回巴黎后曾翻阅过它。这就充分说明，即使在“汉学之都”的巴黎，学者们也并不关心福兰阁的著作。白乐日于1926年在21岁时返法时，便确定了其博士论文的新方向，即投身于其德国老师的弱项—中国经济社会史。

白乐日1932年在巴黎由马伯乐主持通过的博士论文，以及他于1932—1934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使他得以于其“收养国”法国迈进了法国大学教授生涯的门槛。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到了冗长的德国汉学家名录中了。但由于纳粹势力在德国的日益猖獗，白乐日还是被迫二次“流亡”到法国。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有多名德国很有前途的汉学家都亡命于法国，如福兰阁的另一位高徒石泰安（Rolf A•Stein，1911—1999年）于1933年在22岁时进入法国，还有莱辛（Ferdinand Lessing）、埃布拉尔（Wolfram Eberhard）以及瓦尔特·西蒙人（Walter Simon）。这是由于德国纳粹势力的上台以及福兰阁的亲纳粹倾向造成的后果。

白乐日手稿

在纳粹党上台执政后，白乐日最终流亡到法国，这与他首次赴法学习时的背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他先前已经在法国经历了一年（1925—1926）的学习，后来又取得了法国国籍（1955年）。他勤奋地在法兰西学院聆听汉学课，于1938年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六朝和宋代社会史的论文，以便参与撰写一部在他死后才最终定稿并问世的著作。这便是上文提到的格罗兹的《世界通史》中委托给白乐日的一卷。白乐日整理好了由马伯乐遗留下的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和秦汉两朝的著作，自己又亲手撰写了直到14世纪的续文。由于他后来又被指定去完成其他任务，所以他的研究最终到北宋时代结束。此著仅在他死后才由戴密微修订出版。戴氏认为这两位学者的论著在法国“属于最佳著作之列，也可能属于西方世界的最佳中国史著作之列”。因为它作了一次光照后人的总结，提供了具有长期价值的全面观点，无论此后在该领域中的研究发展到什么程度，它都会永远泽惠后人。

白乐日于1949年进入国立科研中心，从而使他得以从事撰写涉及面很广的著作，最终导致了其重要著作的问世，书名叫做《中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其中的第1部分出版于1953年，包括对《隋书·食货志》的译注本；第2部分是对于同一部断代史中《刑法志》的译注本。这些译本始终为做学问者的表率和一种资料之源，并于文末附有大量注释，因而对于专家们也非常得心应手。

总而言之，白乐日自1935年流亡于法国之后，一直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和秦汉王朝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再继续研究宋代之后的中国史。这为他后来将其研究范围定格于宋史奠定了基础。当然，他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分期等问题，也作了不少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的探讨。因此，白乐日在30岁时第2次“自断祖根”。这同时也是由于其妻子的左派政治观点而致使他们离开德国。他们早就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所以他们始终自称是“卡尔•马克思的忠诚信徒”。他首先于1936年成为法国亚细亚学会（成立于1822年，西方第一个亚洲研究会）会员，这主要是为了使他能充分利用亚细亚学会图书馆中的丰富藏书。该图书馆由于沙畹大师的遗赠而变得藏书更加丰富了。白乐日此时正手头拮据，严重缺乏藏书，妨碍了其深入的汉学研究。

白乐日在法国继续聆听马伯乐的授课。据《法兰西远年鉴》记载，在1934—1935学年，马伯乐讲述了中国自汉初开始，由于哲学观念的知识，中国历史资料变得很臃肿了，简直是汗牛充栋。这些知识都是来自经典之外，是于公元1世纪左右，由学校教育而人为地强行附加于经典之中的。正是这种观点，预示着白乐日后来于1954—1955年拓展了其研究方向。马伯乐于1935—1940年的研究，主要是涉及到了道教的发展，特别是释老两教之间的神秘关系。法国汉学家樊隆德（Nicole Nicolas-Vandier）于1950年左右又重新开始研究这一主题。白乐日在这一阶段撰写的几篇汉学文章，可能是在他离开柏林之前就已经交给编辑了。它们大都于战后被发表。例如，他于1937年发表于北京《辅仁大学学报》（《华裔学志》前身）有关曹操的论文，以及他于1938与1939发表于《德国东方学报》中的两篇有关宋词和近代中国说唱艺人的书评。

在二战和法国被占领期间，白乐日被迫重新逃亡并躲藏在法国乡下。戴密微教授追忆过白乐日避难于法国塔恩—加龙省（Tarn-Garonne）时的艰难生活。他被迫种田和养鹅，以维持全家生计。其妻也回忆说，他愿意从事最低级的家务劳动。但一旦有空暇，他就会埋头写政论性文章。由于他身边缺乏中文历史书籍，所以这些文章写成后均被扔掉了。法国解放后，他仍在蒙他板（Montauban）生活三年。在那里的天主教学校教德语和英语。他于此期间也留下了部分手稿，于1947年的以托莫里（P·L·Tomori）的笔名发表了《谁将继承资本主义？》的小册子。此外他还发表过《从列宁的悲剧性悖论到“组织者的时代”》等小书。

在整个二战期间，做为早期的匈牙利共产党党员，白乐日一直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特别是与德法抵抗运动保持联系。白乐日在战后于1947年返回巴黎城，生活依然一贫如洗。他与全家由一富户人家收留，他以为该家庭整理藏书目录做为回报。据另一位匈牙利籍的法国汉学家和伯希和的名徒赛诺尔（Denis Senor）回忆说，当他于1937年经过柏林大学时，曾有人询问他是否认识其同胞白乐日，他回答说从未曾听说过此人。当赛诺尔于1938年到达巴黎时，他也给出了同样的答复。赛诺尔于1947年在巴黎负责教授有关阿哇尔人（Avars，柔然人或蠕蠕人）语言历史的课程（目前尚不知是在哪一所学校）时，令他感到惊讶是其诸多听众中的一人，是唯一懂得赛诺尔所论述学问的人，也善于提出许多学术问题。这是一名长赛诺尔年10多岁的人，此人正是幽灵般的白乐日。这两个人后来习惯于在赛诺尔课后，到一家咖啡馆中见面叙谈，并用匈牙利语讨论许多汉学问题。但他们只是互有好感，从未转化成亲密无间的友谊。

当白乐日于1947年从法国乡下返回巴黎后，他惊讶地发现法国汉学界已经面目全非了。伯希和、葛兰言和马伯乐都已经先后去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汉学家的人数很有限。自1945年起就在高等实验学院第4系（历史系）任教，并且自1946年起继马伯乐而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戴密微先生成了白乐日的挚友；石泰安（1911—1999年）是葛兰言的弟子，既是汉学家，又是藏学家；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是伯希和的弟子，西域史和蒙古史专家；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是富家子弟，以其中文典籍的收藏丰富而著名，后成为唐史专家。至于更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他们缺乏教师，毕业后缺少就业出路，也没有多少弟子或学生。白乐日正是在这样很不利的逆境中成长，但他始终忠于先前时代大师们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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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在55岁时才开始其在法国的教学生涯。他于1950年初直接进入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并且开创了首先在当时尚隶属于巴黎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和其后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举办一系列讲座之先河。白乐日在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报告，听众很有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却吸引了大批受众，分别来自佛学界、藏学界、梵文学者、日本学家和中国文人。白乐日在汉学研究所推出的一系列汉学讲座的公开目的，是为未来的年轻汉学家们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其方向是口头和笔头翻译）与法兰西学院的高级学术研究之间建立一个过渡阶段。然而，当时法国每年学习汉语的学生最多只有7—15名之间，注重于古典文化。他们毕业后更愿意去外交部工作，而不是从事汉学研究。当时在从事中国或历史中国研究的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中，有不少归国的老传教士和老先生，这些人都是青年人不愿意过多交往的，它在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心目中过分学究气，名声不佳，远不如主要是培养外交、外贸、旅游、教育职业学生的东方现代语言学院，那样具有活跃的朝气和光明的前途。但白乐日仍坚持在汉学研究所举办讲座，矢志不渝。

白乐日在巴黎大学地下室（当时汉学研究所正设在那里）作汉学讲座时，法国现代著名汉学家和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教授便是其稀有的几位听课门徒之一。据谢和耐教授回忆，白乐日当时正在准备他的《隋书·食货老》译注本。吕西安·费布尔（Lucien Febvre）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持高等实验学院第6系，当时学术界都不看好历史和语言学系，认为它过于陈腐而又缺乏前途。布罗代尔认为应该为中国作一点事情了，因为当时正值新中国的诞生。他招募了4名研究导师：白乐日，当时是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瓦迪姆·叶理世夫，当时正继格鲁塞之后而出任吉美博物馆馆长；左派谢诺，青年史学家。两年之后，汉语语言学家（尤其是北京话专家）李嘉乐（Alexis Rygaloff）也参加进去。当年在重庆时的军人纪雅玛（Guillermaz）将军于稍后也参与其中。第6系的大部分汉学家都可以被接受于其中，他们既需要懂得人民中国，又需要了解中国传统古文明，还要熟悉古今中国文明的联系纽带。由于上世纪50年的那种国际环境的气氛，这项工程进展不快。当谢和耐于1956年通过其博士论文《中国五一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时，戴密微、布罗代尔、白乐日等人组成答辩委员会。

布罗代尔认为，高等实验学院第6系的5名汉学家应密切合作地工作。但这要研究3000—4000年的文明留下的各种信息，其规模可与整个欧洲的古典文明相媲美。这5个人中最称职和最有经验者，正是白乐日。戴密微指出，白乐日的性格是“阴郁的傲慢”，并且具有“悲观情绪”。这是由他最早在柏林居住和工作时所遭受劫难的后遗症。他的《中国唐代经济史稿》的3部分（此文由德国《东方语言研究论丛》1931、1932和1933年连载发表）交稿的1933年，正是希特勒攫取政权的时间。白乐日被迫逃离德国，而亡命于法国。生活非常拮据，一直到戴密微先生为他在国立科研中心谋得一个职位为止。白乐日不仅仅是法国汉学界，而且也是整个世界汉学界的一名革新者。其《唐代经济史稿》开辟了汉学研究中的一条新路。今天，国际汉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家不会忘记其拓荒奠基人。

白乐日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的听众都是些什么人呢？汉学研究所的讲座一直坚持到第6期之后，即1955年。当时，还在远东受培养的新生代汉学家们尚未返回法国。白乐日最忠实的听者和门徒是纪尧姆·邓斯代梅（Guillaume Dunstheimer），他是一名德国老者。由于一次脑中风，而使他的右臂失去了功能，他当时正在准备有关中国义和团起义的博士论文。他自1949年起便是法国亚细亚学会会员，于1953年毕业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中文系，于1984年去世。白乐日特别偏爱他这个如同自己一样失去祖国的弟子，始终强有力地支持他。白乐日还有一名研究越南史的得意门生阮文欢（Nguyên Trân Huân）。他另外还有几名不定期的外国听众。白乐日在法国的另一名女弟子，就是后来法国国立研中心的著名汉学家和蒙古史学家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她于1952—1953学年间，刚刚毕业于国立研中心的研究员，毕业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俄语系的教师。但她从1950—1951年间起便享受到了两位具有特殊志向的启蒙大师的教诲。第一位是于1949—1950年在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授课的石泰安教授，他使她初步学到了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的基础知识。另一位是曾自1933年起便出任巴黎市立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馆长的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年）。格鲁塞从1941年起，直至他于1952年逝世，始终任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中国文明史教授，是伯希和遗志的执行人，分别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和法国殖民地科学院的院士。人们对于格鲁塞的赞誉是一致的：有文化、高雅、善良、最和蔼的学究意气，天生具有令人难忘的大师们的一切品德。他对于远东文明的鸿篇巨著，已经达到了该领域研究的巅峰，足可以吸引其年轻的听众。但鄂法兰主要是关心元蒙史，而白乐日又转向了宋史研究。

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白乐日所面对的受众人数廖廖，缺乏魅力。但听白乐日的授课却是令人着谜的。他的教学方法，一旦确定，便会锲而不舍地持续下去。

白乐日于1952—1953年间，作了一系列有关宋代王安石（1021—1086年）与司马光（1019—1086年）之间来往书信的研究。他早于1933年就发表过一篇有关王安石的论文。他当然是站在改革派王安石一方，赞赏王安石的改革活动。他坚信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是由王安石主导的改革派与由司马光所代表的传统文仕保守派之间的争论。白乐日于1952—1954年间，又举办了一系有关宋代城市生活史的讲座，他所依据的是《东京梦华录》，书中描述的是自20多年来已落入金人之手的开封城市生活的诱惑力，使用了一种通俗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混合体裁。这是白乐日那庞大的研究宋代方志计划的起始，其目的仅仅是将城市生活局限在宋代大城市的商业区。1274年的《梦梁录》则主要描述了南宋首都的生活。

白乐日于1954—1955年还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第4系取代路易·勒怒（Louis Renou）授课，同时还坚持在汉学研究所的讲座。他授课的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变异”。为了更好地理解白乐日论点的新颖特征，我们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世界汉学界出版了一大批有关儒家文化的著作，但它们一无例外的将儒家视一种哲学、一种伦理和治国的准则、一种文人仕大夫阶层的文化特权。白乐日却认为儒家于汉初，当其代表人物与国家相对抗时，就显得如同是一种受迫害的学说；当文仕们和一事无成的学究们企图参与国事时，儒家又显得如同一种荒谬的理论。汉代的儒家，一方面吸收了在此前意识形态中尚不存在的理论，如大宇宙论（宏观论）和小宇宙论（微观论）之间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它又被国家选择为治国学说，文士们变成了为政权效劳的官吏。其后，儒家失去了对教育的垄断，其政治优势也让位于佛教，直到它于宋代被以“理学”的名义被复兴为止。“理学”是一种哲学—玄学于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学说，以其特权地位而傲慢地自负。白乐日于其授课中再次提出了一个人们反复提出的问题：中国被称为文士官吏者所属的社会等级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阶级？一个开放或封闭的特权集团？从16世纪起，文献考证则使儒家文化失去了基础要素，而大地产业的发展又改变了文仕官吏们职权的性质。白乐日热衷于证明，黑格尔与其他欧洲学者们提出的中国社会停滞性的观点，完全不确切。

白乐日学术生涯中的最大转折点，是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提携下，成为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第6系的研究导师。它就是1947年创建的社会学系，也就是后来于1955年变成独立机构的法国教育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即法国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年鉴派的大本营。与白乐日先后进入该学院的还有法国汉学界的一代名流：法国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和民间会社的专家谢诺、博物馆专家叶理世夫和社会文化史专家谢和耐。在白乐日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门徒中，有司马虚（Robert Ruhlmann）、邓斯泰梅、佩里希耶（Roger Pelissier，1953年东方语言学业毕业生）、杰溺（Colette Diény，白乐日《宋会要目录》和《宋史计划》的参与人）、雷威安（André Lévy，1947年毕业，白乐日鼓励他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吉科夫（George Jidkoff，1948年毕业）、雷列克（Jean-François Leclerc，1955年的毕业生），甚至还包括谢诺，1955年毕业，被白乐日招聘为高等实验学院第6系的导师）。还有这些著名的外国汉学家断断续续地来参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讲座，如剑桥大学的崔瑞德（Demis Twitchett）和浦立本（G·Pulleyblank）、布拉格大学的普实克（Jaroslav Prüšek）、慕尼黑大学的福赫伯（Herbert Franke）等人。

白乐日理论授课中经常依靠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作法曾引起过其同事们的诸多质疑。因为马克斯·韦伯并不具备某种准确的中国史知识，他也无法解释纯属于中国社会的特征。但马克斯·韦伯对于白乐日的强烈影响，是因为白乐日希望逐点检验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西方近代化的特征，他也希望看到类似现象在何种程度上得以产生于中国。他通过其著作而证明，这些现象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但中国在某些分裂的时代却例外。如在五代时期，中国便出现了一种欧洲在很晚时代才出现的国家集权和专制官制，但这种体制却阻碍了一种市民阶级或有产阶级在中国的诞生，同时也阻止了个人企业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任何发展。中国当时也无法在沿海地区建立航海业和海上霸权。当时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商人，也没有为从事生产投资的资本积累，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市民的特权，人们为逃避城市及其束缚而躲到乡下。中国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似乎控制了一切。白乐日对中世纪中国的判断是“专制社会、等级严明、墨守礼仪的专横、国家主义官吏阶层的绝对权力”。这一切大概与马斯斯·韦伯的观点有些雷同。

某些人通过阅读白乐日的论文而对他提出了某些批评。但它们在总体上都不能被聆听其课程的人员所接受。这样一来，那些经常谈论儒家变异、社会变迁、政府经济与技术的人，都无法同意浦立本对《中国文明与官制》一书的书评中抛出的指责，即指责白乐日长篇大论地谈论中国社会的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论点，认为他是以一种不变的模式来谈论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最早是马克思等人提出来的，是对其五种社会形态的一种补充。但这种观点后来受到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支持，故而被定为“托派”论点，曾在前苏联受到过严厉批判。

另一种论点来自贾永吉（Michel Cartier），他于其对同一部著作的书评中讲到了中国官制的“持久性”以及国家“坚如磐石般”的特征。因为一小批官吏面对地方权贵和势力集团是无能为力的。白乐日于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的一次授课中，便论证了在文官与封建大地主之间存在的家族关系。白乐日在研究南宋王朝时，也关心边界地区的走私和舞弊。但他尚没有时间去成熟地思考这一问题，便撒手人寰而去了。

4

尽管白乐日在巴黎的同事中有许多挚友，但他还是辛辣地批评过法国的传统汉学。尽管伯希和戴密微介绍了两名德国移民汉学家白乐日和康德谟（Max Kaltenmark）加入了法国亚细亚学会，但伯希和对于大量讲德语的难民涌入法国曾经表示愤愤不平，他对德裔学者石泰安也有同样的感受。伯希和丝毫不尊重欧洲首位撰写中国通史的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认为其书中对于许多非汉文的文字拼写错误比比皆是。白乐日在法国亚细亚学会未作过任何报告，也只向该学会推荐过一位新会员，即曾与瓦迪姆·叶理世夫合作过的某一位辛氏（Sin）中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聆听白乐日课程的那些年轻汉学家们，均由伯希和的弟子与事业的继承人韩百诗介绍参加法国亚细亚学会，甚至连荷兰裔的中国道教史专家施周人（Kristofer Schipper），也是经韩百诗介绍加入法国亚细亚学会的。但白乐日于上世纪50年代，坚持不懈地参加他深表好感的塞尔努什基博物馆的汉学讨论会，这一系列讨论会于每个星期一举办，由叶理世夫组织。同时也经常参加由法国年鉴派创始人布罗代尔组织的晚会。

今天，人们已经不太关心用西方史学的术语提出中国历史的断代问题了，也不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类型问题表示关心了。人们在一种精确概念的范畴内，将宋代之前称为“中世纪”，将宋代至清代前期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启始，将清代后期作为现代社会。

白乐日认为，中国的近代社会应开始于公元1000年这个转折期，在宋代贸易中就已经清楚可见地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了。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失败，一方面应归咎于官僚阶级和儒家的僵化，另一方面又应归咎于导致专制主义复活的元代历史断裂。白乐日于1957—1959年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第4系讲座的主要主题是“农业历史问题，对宋代土地制的研究”。在1959—1956年间，其讲座主题又变成讲解“明代手工业文献”。这一切都说明了白乐日兴趣的广泛变化。从宋代到中国华帝国之末的整个时期，国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贡献，始终是白乐日研究的整体。

白乐日从此之后，便将其一半的时间用于每周一次的授课，从理论上讲解他心中牢记的问题。他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总标题下，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这是当时很时髦的一个课题。由于他于1954年在达勒姆（Durham）召开的“青年汉学家”学术讨论会上，发了这场演讲。一种中国历史的准确分期具有三重意义：向史学家提供一些合理的标记、向汉学家提供能确定一个特定时代的独有特征，向社会学家们提供一种与西方社会发展相比较的基础。当时，另外一个很时髦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类型论，即学者们必须把各种历史事实（如人民起义或游牧生活方式）放在社会类型学中研究，并且在密箱中分割历史。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可以分成多种类型：新中国初期史学家们提出了所谓的“中世纪封建论”、近代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之初始、文士阶级的本质问题。白乐日反复论述这最后一个问题。当时国际汉学学术界正在讨论，英国人所说的“贵族社会”（gentry）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官阶级，白乐日坚定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人们看到了一个放松而又欢娱的白乐日的形象，但只能是在那些国际会议上，特别是在历届“青年汉学家”国际会议上才如此。因为他喜欢这种会议的非正式的和国际性的气氛。他至少参加过1951年（巴黎）、1952年（科伦）、1954年（达勒姆）、1955年（莱敦）和1956年（巴黎）等届青年汉学家国际学术讨论会议。他于1954年的达勒姆会议上，首次推出协调国际力量研究宋史的“宋史研究计划”方案。他所捍卫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双重的创新特征：汉学家们都会聚众人之力而实施由他们之中一人所提出的研究计划，从而打破了所有的界限。在当时日本汉学在法国尚令人非常陌生的时代，要求日本汉学家们参与合作，实属革命性的变迁事件。

白乐日力促诞生的另外一项雄心勃勃的国际合作计划，即是创建《汉学书评杂志》，他于1956年9月亲自为第1卷作创刊序言，该卷于1957年出版。他在创刊序言中，重提法国年鉴派巨擘布罗代尔在推出该刊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谢他使一项广泛的国际合作变得可能了。白乐日个人也以其书评充斥着这份刊物。他于1955—1956年号中，在每卷中都发表二三种书评；但在1957年和1958年号中，他都要发表10-12篇。当失去白乐日的合作时，该刊物第5卷（1959年）直至1965年才完成。

半个多世纪之后，法国汉学界才得以正确评价白乐日授课的丰富性和精确性，同时也发现其生前发表的论文及其遗作的精确而又有分寸的特征。英国汉学家崔瑞德在他对白乐日的《中国的文明与官制》一书的书评中指出，白乐日完全是一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专家，而不是中国社会制度史专家。芮沃寿于其对白乐日同一部著作英文版的导言中指出，白乐日基本上不触及中国儒家以及在官方意识形态体制内的各种思想派别。崔瑞德还非常正确地指出，中华帝国史中最令人惊讶的现象，除了国家机器那令人可怕的效率之外，还有对它提供的答案的贫乏性，甚至非正纯观念的表述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有害的。白乐日却似乎根本未注意到这种观点，他感兴趣的是专心去搜集中国政治压迫和文化僵化的例证。但他根本不懂中华帝国的外部控制和限制皇帝权力的技巧。

白乐日始终试图向其门徒与“宋史计划”的合作者们，输入一种指导中国国家，特别是中国宋代社会结构研究的强烈欲望，要求比他作得更加深入得多。最后，也正如崔瑞德所指出的那样，为白乐日获得持久荣誉的是他的译注文；其门徒们从中讲课中所获得的最大收益，便是接触中国社会制度史的语言文献。

白乐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布罗代尔的注意力转向了东亚，同时又为海洋亚洲和甚至是内陆亚洲的史学家们打开了布罗代学术交流活动理论的大门。此后，许多汉学家们也接受了布罗代尔的理论，即属于法国年鉴派史学家，特别是原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龙巴尔（Denys Lombard，1938—1998年），前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等人，均属于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在另外一种思想范围内，白乐日也曾经对法国汉学作出过重要贡献。这就是他促进汉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独立于西域历史语言学和梵文语言学的范畴，使之纳入到了世界社会学研究范畴。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6系以及继承它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汉学研究，后来都继承了由白乐日所开创的这条道路。

白乐日当时被认为是法国汉学界的“一支最有价值的花叶饰”。德国汉学家们也始终视他为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而且也认为他促使在法国确立了一种受德国影响的汉学思维模式。至于匈牙利人，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抛弃他。1964年，匈牙利科学院预计将荣耀地接待他们自己的儿子，但为时太晚了。他前一年就已经去世。匈牙利著名汉学家托凯（Frenc Tökei）于1964年在《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7卷，第2期，第237—238页撰文向这位匈牙利汉学家致敬。

我们还应该提到白乐日的艺术敏感性。他一生中命运多舛，却永远是身不离其大提琴，尤其是喜欢匈牙利那些闻名于世的音乐家们。当他获知戴密微先生预计将中国诗歌纳入其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课题时，又盛赞中国诗歌的重要性。

白乐日还有许多“未曾谋面的弟子”，即于他生前或生后受他的影响而投身于汉学研究的学者。正如戴密微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白乐日来说，汉学既不是一件普通的兴趣之事，也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躲在一种外国情调中的消遣，而是在于他年轻时代就提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内，感到了需要比较研究的视野”。

白乐日对于国际汉学界的最大贡献，过去是和将来仍然是他得以最终将汉学研究纳入到社会科学的范畴中，既使其人文科学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又使其结构得以面目更新。白乐日身上终生留下了其师福兰阁那抹不去的。福兰阁依靠自己对欧洲历史和法制的研究，鼓励了其学生白乐日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解释当代事件的钥匙，使德国汉学研究在东方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此前的德国东方学研究过于偏重于近东和中东了。纳粹迫使整整一代德国汉学家受迫害或流亡，如魏特夫、埃布拉尔、《泰东杂志》（《大亚细亚学报》）的创始人辛德勒（Bruno Schindler）、石泰安和白乐日等等。凯恩共列举了43人，这是由瓦尔哈温（Hartmut Walravens ）于1990年编制的名单，其中也包括研究日本和西域的专家。接受这些专家的国家有英国、美国和法国。这种流亡还促使这些学者们摆脱了其著作中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使他们与不同的学术界并肩工作，并利用他们迁居的事实，也就是他们的流亡“网络”，以扩大他们的视野。

无论汉学家中的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有多大差异，这批史学家们都坚持阐明中国于8—13世纪之间曾遭遇过的，在官僚机器的发展与经济革命之间的联系。他们长时间地强行令人接受了唐—宋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包括白乐日在内的许多人，都支持国家机器的近代化的理论。这就是说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必有一种政治组织的崭新合理性的响应。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商业会社以及它们与国家关系多样化为动力的。

耿昇（1944-2018），1944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1980年由外交部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便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兼任法国亚细亚学会的国外会员，1995年获得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

耿升先生毕生从事中法关系史研究，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在西域史方面，涉及到了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蒙古学、中国与阿拉伯—波斯关系史诸领域。在法国汉学方面，主要是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截止2009年6月底止，已出版译著57部，著作1部，译文近200篇，论文及介绍文100余篇。2018年4月10日上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本文转自东方历史评论公众号。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原文刊发于李雪涛、顾彬主编：《全球史与中国》（第一辑），因篇幅原因刊发时有删节，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