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介绍 卢向前，浙江嵊州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5年至1998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98年杭大并入浙大，遂成浙江大学教师。致力于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求学北大 陈：卢老师，我知道您是共和国同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更多地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呢？ 卢：是啊，我是1949年生人，所谓的共和国同龄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正好和新中国成长过程相重合。由于1949年以后，改天换地，国家和社会都有很多波动，而我们的人生也都因此留下了深刻痕迹。就说我自己吧，“文革”爆发时，我还是一名高一的学生，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数学只学了立体几何，连三角函数还没来得及学，求学之路被迫中断。之后我就下乡，整整当了十年的农民。当然，其间曾担任过几年的民办教师，也算是接续了一点文化血脉。 陈：后来您又是怎么考取北大历史系的呢？ 卢：我也算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最早一批大学生。高考分数我是很高的，但考上北大却有点戏剧性。在填报志愿前，公社的教育干部建议我填报绍兴师专，毕业后继续当公办老师，稳妥又实际。听起来挺不错的，我也就照此办理。当时的志愿填报栏有三栏，绍兴师专填在第三栏，填好之后呢，看到当时志愿的前面两栏还空着，就想着要给它填满。于是我照着《浙江日报》上的大学排名抄了两个上去，第一个志愿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说起来是偶然的一个举动，却决定了我之后的人生之路。 陈：北大历史系的求学经历，是不是您最怀念的记忆呢？ 卢：确实是这样，当时几乎所有北大学生读书都很努力，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竞赛，是战斗，是拼命。当时我们的生活状态基本是三点一线，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研读史料、潜心学习，连附近的动物园和香山都没去过。我记得有一天，背着军用斜挎包准备到图书馆自习，走到门口才发现原来当天是星期六，图书馆闭馆。这种充实紧张、心无旁骛的学习生活，真的让人怀念。而且，当时班上的同学也都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北大78级历史系班上40个同学，后来出现了许多史学名家，如阎步克、荣新江、邓小南、李孝聪、王小甫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扎实基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们遇上了—批优秀的教师。如田余庆、周一良、宿白、汤—介等诸位老先生。我在他们的课堂上留下了许多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至今仍收藏于家中，视若珍宝。其中—叠因长久不晒而发霉还心痛了许久。当然，要说最怀念的还是引导我走上敦煌学研究的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 结缘敦煌 陈：说到王先生，他是您的硕士导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跟王先生研究敦煌学的呢？ 卢：说起敦煌学，比起其他的研究学科来，有其特殊性。敦煌学在以前就有“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又传出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当然，有学者指出这话不是出自日本学者之口）“文革”结束后，正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敦煌学确实也长期停滞，人才凋零，亟待迎头赶上。北大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一责任是首当其冲的，当时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宿白等先生都非常关注敦煌学。而具体说起培养学生这一百年大计，则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历史系唐史研究方向的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身上。两位先生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从本科二年级就开始在学生中挑选好苗子，开始传授敦煌学课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踏入敦煌学研究这—领域的大门。在王先生门下一读就是六七年，远比今天一般的硕士、博士的二三年时间来得充分而彻底。 陈：您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了女排，我们的女排最近又火了。当年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中国人几乎是沸腾了，北大还打出了“振兴中华”的横幅游行了。我可不可以说，后来中国敦煌学的奋起直追，也有着“学术界女排”的意思呢？ 卢：哈哈，我们不凑这个热闹。其实从艰苦和难度上说，敦煌学研究要超过女排；从价值和意义上，我看也是比女排强吧。当然，从精神层面讲，也确实有类似之处。王永兴先生跟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尽管有些同学不了解敦煌，不了解敦煌文书，都不要紧。只要努力，你们就能赶上世界学术新潮流，就能把敦煌学的中心搬到中国。”王先生对我们学习抓得非常紧，课后要检查同学们上课时所记的笔记，晚间还经常到宿舍检查各位同学读书的情况，不希望学生们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其间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艰苦的学习工作，很快就有了重要成果。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基本上都是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论文集，我们78级的同学荣新江、邓小南、薄小莹、马小红、蔡治淮诸人都有论文。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也厕身其中。这个论文集可以说打响了中国大陆研究敦煌学的第一炮。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很快写了一篇《〈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在逐篇评论了论文后下结论说： 各位长老及准长老（指在《论集》上发表文章的各位先生），自不待言。各位研究生与本科生都是当行本色，各有贡献。他们诸位大作的水平与同级的外国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大学生比起来，我觉得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这不止是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国学术前途光明之象！ 杨先生在西方汉学家中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可谓是“学术警察”，因此他的评价可以代表世界学术界的评价。我记得王先生把杨先生的信拿到了北大图书馆213室，我看到先生当时长舒了一口气，眼中泛着若隐若现的泪花，百感交集、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如在眼前。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体会当时先生的心情，体会他与他领导的敦惶团队获此评语的心情。历经过多少劫难，终于能够在国际学术之林中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而我也跟着先生兴奋不已。 陈：我听说您在当年北大学生中被誉为读敦煌卷子有特异功能的，还被季羡林先生请吃饭，这是一段佳话啊。作为当事人，能否讲讲？ 卢：敦煌文书本身的字迹经常很模糊，而翻拍的胶卷质量不过关无疑又增加了难度。一旦认出一个认不清的字来，犹如破出一个大案，是很让人高兴的。有一次，季羡林先生写“糖史”的论文，让我核对一份敦煌卷子，有点新发现，季先生就很高兴，专门请了我和两个同门吃饭，吃的是西餐，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呢。这是季先生对后辈的鼓励，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哄传，我也因此有点小名气，还被传为有“特异功能”呢。王先生他们很淳朴，也还真的半信半疑了。其实，我觉得认字除了需要一定的功底外，还需要广泛联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教学杭州 陈：离开北大，您到了杭州大学执教，环境多少有些变化。这对您的学术有什么影响吗？ 卢：我在回杭州之前，邓广铭先生曾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希望我能留在北大工作，但在多重思考之下，我还是来到了杭大，并开设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文化等课。我在教学方面也算有点经验，因为读大学之前，我就教过高中语文，可以说兢兢业业。所以后来执教大学，也算是驾轻就熟吧。 就研究来说，应该说影响还是不少的。比如，我在杭大还读了博士，跟的导师是在杭大历史系的梁太济先生，他的唐宋史研究都是大家水平，对我影响很深。再比如我到杭大后，曾参与了黄时鉴先生的《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工作，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段，可以说也因此开拓了视野，接触到了一些新领域。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学术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完全如此，有些变化是学术内在发展的结果。就我自己敦煌学研究领域来说，我的博士论文就写了西州的土地制度问题，就从敦煌跑到了吐鲁番了，这也算是一个变化吧。西州的吐鲁番文书资料是敦煌文书之外的新资料，需要我们去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两者都是文书资料，从研究方法上有类似之处，同时又可以互相参证，所以研究西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我研究西州，也是希望从更大的唐史研究的视角来看问题。 陈：您做敦煌学起家，而敦煌学和唐史研究密不可分，您在唐史方面也有不少论述唐史和敦煌学的关系，您是很有发言权的，能否简单谈谈？ 卢：敦煌学本身就有一个很广博的范围，我做的敦煌学基本上属于历史学领域，所以和唐史研究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唐史的一部分。所以，在我看来，敦煌研究和唐史研究，有一个特殊性和全局性的关系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对于敦煌研究的成果，不能放得过大，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敦煌的东西，就是唐代普遍性的东西，这个过程需要论证。所以，另一方面，我们研究敦煌学，非常需要唐史知识的背景，从普遍性的意义上来看敦煌学，才能提升敦煌学的研究价值。从这点来说，就敦煌论敦煌，是很不足的。我想啊，怎么样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恐怕也是敦煌学研究未来的方向之一吧。 学史经验 陈：作为成果丰厚、研究卓有成效的历史学者，您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供我们学习借鉴，也希望卢老师能透露一点“秘笈”吧！ 卢：秘笈谈不上，我这里就谈点个人体会吧。第一点，史学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我看来，史料本身的存在是非常丰富的，但同时又是“无序”的，它们内在的关系，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思考，然后去组织成一个“有序”的东西，这就是史学的功能。所以，我们在阅读史料的时候，要善于归纳总结，而不能跟着史料跑。就以敦煌文书为例，这些史料反映的东西都是“零碎”的片段，而我们需要的是从中认识唐代社会的一个层面，而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个一个片段细节。 第二点，实践对理论认识非常重要。史学看起来是书斋式的学问，但史学和社会密切相关，所以实践对我们认识历史尤其重要。我自己当过农民，很辛苦，但现在看起来啊，并不是白白地浪费。后来我做西州土地制度，就需要理解灌溉对土地分布的各种影响。这时候，我当农民，种过地的经验就帮了大忙，我对灌溉应该怎么做，脑子里是有数的。否则，有些细节问题，你要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还有，我认为西州土地可能会有盐碱化问题的存在。这也是因为我有当农民的经验，才会这么去思考问题。 当然了，实践也包括到历史现场进行实地考察。1984年我毕业实习，就到过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收获确实很大。为了硕士论文写漕运做准备，还去了三门峡，人、鬼、神三门屹立河流，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第三，一个文章一个主题。我读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发现陈先生就认为，白居易的诗比元稹的好，其中一点就是白居易“—事—议”，也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意思就是：写论文，主题要集中，不能散漫。 第四，发散思维、广泛联系。我在写《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一文中，就把胡人婚姻不避行辈甚至不避亲属关系这点，去解释了唐代很多奇特的婚姻现象，可以合理解释很多问题。当年王先生看了，拍案叫好。我自己也觉得是神来之笔。这里其实就需要我们在思考历史现象时，—是注意那些特殊现象，二是要有发散的思维、广泛联系的能力。这样，才能道人所不能道，而不会写起论文都是平铺直叙，了无新意。 杭州文史 陈：最近卢老师也退休了，学校教学方面算是告一段落。不过我知道卢老师又开辟了新的战场，写过历史普及的书，也做过一些普及性的讲座。您怎么看这些新的现象？ 卢：其实我在退休之前，就开始动笔写过普及性的东西，也是因为朋友之托，我写了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小书。这一写，让我别有体会。这个普及性的读物，和写创新性的学术论文是不—样的。特别是要求深入浅出这点，难。好处也是有的，就是有时侯为了更好地说明一个问题，就要拼命去想，有时候也给我找到一些新的发现。这和写论文有新发现的快乐是一样的。至于讲座，以前也在浙江图书馆讲过几次。最近稍微多了一点。最近还要讲讲丝绸之路，也算是把以前的研究认识转化为民众知识。经过几次讲座，我深感现在普通民众对于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程度很高啊！所以，我们这些专业历史研究人员，要将最好的历史知识给大家普及，这是—个新的时代责任。说小点，也是为杭州的文化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陈：卢老师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头衔，那就是杭州文史研究会下面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能否请你讲讲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设想？ 卢：我挂了这个头衔，就是为大家做点服务。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联系在杭州的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能成为一个联系平台。我因此也结识了好多以前只闻其名的杭州本地学者。二是希望邀请各方学者，展开一些高水平的讲座，让杭州本地学者和外地学者进行良好交流。我们在美丽的笼月楼就已经做过好几次讲座了，反响很不错。三是联合各方学者，为杭州本地的文史研究做点事情。就如去年的丝绸之路研讨会、最近召开的钱塘江古海塘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其中也都有我们古代史委员会的一份努力吧。 （文章原名《北京、杭州和敦煌——访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文史研究会古代史委员会主任卢向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