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吕思勉（1884—1957）,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他一生向学，阅书无数（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谭其骧语）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 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 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 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 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 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 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 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 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 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 
▲华东师大孟宪承校长（右）与吕思勉先生晤谈 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 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 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 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 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 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 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 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 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 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 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 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吕思勉父女与学生合影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 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 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 史学之所求，不外乎 （一）搜求既往的事实； （二）加以解释； （三）用以说明现社会； （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 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 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 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 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 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 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 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 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 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吕思勉手迹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 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 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 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 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 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 （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 （二）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 （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 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 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 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 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 动物也有进化的，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 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 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 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 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 
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 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 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 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 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 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 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 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 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 （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 （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 
▲吕思勉合家照（摄于1929年，右一为吕思勉）
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 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 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 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 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 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 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 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 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