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立言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史学方法→重建历史→产生史观

本导读主要针对是书的四大主题作出修订和补充：政治和制度（第一至四章、第十章）、宗教（第五章）、士大夫（第六章）和庶民（第九章）。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提出更多和更新的问题，如宗教里的巫觋、庶民中的妇女，和科举所产生的中产阶级政权。第二，介绍一些研究方法，希望读者在眼到、心到和口到之余，也能手到。第三，比对宋代与今日的议题，看看古今的差距是否如我们想象的大。

许多人动辄就说，要用新的史观诠释历史。就逻辑而言，应先重建历史，然后才产生观点或理论，如倒过来做，就容易先入为主。根据历史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后到达共产主义，这就不大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宜硬套。同理，英美模式的民主能否作为所有国家的归宿，也一样说不得准。「历史」与「历史研究」不尽相同，前者绝对有真相，后者不一定能找出真相，就好像司法人员不一定能找出杀人凶手，有时还会冤枉好人，所以一定要讲究研究的态度、方向和方法。

历史研究是优是劣，关键不在旧或新，而在议题重不重要、论点合不合理。所谓重要，对象是古人而非今人。今人认为重要的议题，古人可能无感。史学家最害怕的，是拿着〈从男女平权看宋代的性别关系〉或〈转型正义为何没有在宋代出现〉等论文，通过时光隧道回到宋代，发现没有人认为有意义，没有人认为跟他们相关。研究历史必须设身处地，透过古人的眼睛去看、用古人的思维去想。

所谓合理，是指切合史学三论：论据＋推论＝论点。论据是以史料作为证据，如文言文不好，就无法正确解读，也不能抓出关键字句，更可怕的是误中副车，把跑龙套当作主角，用为主要证据大加发挥也大放厥词。推论有两项工作，一是把证据分门别类和排好优先次序，二是对着它们进行逻辑思考。时常听到的批评是「飞跃的逻辑」，从大小前提得不出作者的论点。就此来说，研究历史与法律异曲同工，都是搜集证据，进行逻辑分析，希望找出真相和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我一直不明白，历史系和法律系的入学分数为何相差甚远，难道逻辑不好的人能唸好历史吗？

谈宋代而上溯至安史之乱，是否合理？这涉及京都学派的史观——唐宋变革论。记者出身的内藤湖南及其学院弟子宫崎市定发现，历史一面延续一面变化，唐宋之间发生一些巨大的变化，足以淹没那些延续，把唐宋切为两段。巨变的源头就是安史之乱，乱前的中国属于中世，乱后属于近世（见文末附表）。巨变如革命般的强烈，故称变革；读者切勿轻重不分，把强弱悬殊的大、中、小变统统称作变革。历史事件的前因和后果往往不只一个，称之为「多元」是对的，但多元之中，是否有优先次序？一项水利工程也许同时有利于祖国和殖民地，但何者较为优先？优先（不均平）又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谁说了算，应该找出合适的切入点，进行历史研究而非政治解读。

从权力斗争中诞生：黄袍加身、陈桥兵变

许多人都比较后周太祖郭威与宋太祖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但往往徒见其表，未悉其里，其实两者都有权力斗争的性质。后汉高祖留下郭威等旧人为顾命大臣，新君和新臣起而夺权，把他们杀戮殆尽。郭威领兵在外，逃过一劫，但阖家被害，故后来没有儿子而由外甥柴荣继承皇位。他杀回京城，皇帝死于乱兵，朝廷宣布另立新君。世上竟有如此不智之人，没有推辞以便郭威顺势即真，反从地方匆忙上京，不知打算做傀儡皇帝，还是要夺取郭威手里的大权。接下来便是五代第一次黄袍加身，而准皇帝转向黄泉报到。世宗柴荣死后，军权落在太祖和韩通之手，后者较占优势，「周之军政，多决于通」，其子并建议杀掉太祖以独揽大权。陈桥兵变的重点，是太祖以御辽为名，带走韩通辖下的大军，透过威逼和谈判，把他们降服，本来答应不伤害所有大臣，后来还是由一名部下把韩通杀死，太祖并无加罪。太祖自己以武人君临天下，却说其他武人不足以治理大藩，恐怕不无减少权力竞争者的用意。

宋太祖开国，也开了历史的倒车。五代的一个特点是兵变频仍，骄兵逐帅，强帅易主。后周世宗是五代最有为和敢为的皇帝，一口气杀了六十多位不听号令的将领，足令强帅胆寒，不敢觊觎。陈桥兵变，又大开强帅易主之门，这是太祖不得不赶快杯酒释兵权的原因。他较前人高明之处有二：一是以利禄和婚姻代替烹杀，此后皇室一直与武家联姻，直到亡国。二是以制度代替权宜，把军权作长远的分割。两支禁军中，侍卫马步亲军司的首长职缺由五个减为两个，实际上分裂为马军和步军二司；殿前司仍维持一司，但首长由四个减为位望较低的两至三个。如此一来，难出强帅，纵使仍有悍将，手下亦无大兵。

把权力放进笼子里：以制度驾驭宦官

汉、唐和明都有宦祸，宋代也出了童贯，即《水浒传》的童太师，既剿平方腊之乱，也因联金灭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反招来靖康之祸。童贯入主枢密院，掌管的是军政，整个宋代唯此一次，其他的宦官从军，大多负责监军和领兵，并屡立大功。北宋共有四十三位宦官在《宋史》立传，二十七位建有边功，受到武人和史臣的重视。今人难以体会宋代文人与阉人相处的心态，例如有没有轻视他们。

神宗时，阉将王中正开边有功，苏轼作〈闻洮西捷报〉，咏叹「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他跟另一位巨璫陈衍颇有交往，后来在政争中连累陈氏得了「结托词臣」的罪名。不少宦官能武、能文、能理财、能治水、能开河，简单说就是作为皇帝的佣人，他们的任务随皇帝的志趣而转向。

除了徽宗一朝外，北宋君臣大都谨守太祖和太宗的家法，防范宦官滥权和越权。最重要的政策是，当宦官离开内朝到外间工作，大都不是以钦差的身分，而是被任命为外朝官僚制度内的正式一员，交由外朝监督和制衡。第一关要过的，是负责草拟和检阅诏旨的官员，他们可以拒绝起草或封驳不当的任命。第二关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大臣，如不签署，任命便难以通过。第三关是言官，可以要求皇帝收回或更改成命。三关都过了，出外当差，便受上司的管辖。仁宗时保州有乱事，都转运使把监军的宦官也召来平乱，「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宦官带着护卫到来，都转运使看不顺眼，骂他「诸军方集，独敢以兵随左右，岂欲反耶？」把护卫逐退。其实，若无宰相蔡京的护航，童贯是当不了枢密使的。文人可制衡而不制衡，反沆瀣一气，弄到国破家亡，不能独怪宦官。

重文，但并非轻武

有谓五代重武轻文而宋代重文轻武，何能同属一个历史时段？这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关键词要明确界定，不要陷入朦胧史学。「文」和「武」相对清楚，但「重」在何处、「轻」些甚么？有人说科举一方面吸收人才另方面加以拢络，那么五代北朝的科举从未间断，武人为何要收拢他们看不起的文人？在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大多数文人在战场上是被轻视的，也因此在权力的天平上轻于武人。然而，打仗靠军饷，要有充足的军饷，便要发展各行各业，此处便是文人用武之地，他们恐怕也会在此轻视武夫。乱世出人才，五代有些文人兼擅民政、军政和财政，颇有盛唐宰相之风，例如最先提出「先南后北」大战略的后周文臣王朴，「马前拜侯伯，阶下列椹斧。叱咜气生风，将校汗如雨」，他们何敢轻文？

除去少数例外，五代在军事上轻文，在民事和文化上仍然重文。五代毕竟有五十三年，许多武二代都兼习文武，希望继承唐代允文允武和出将入相的传统。读者要研究五代的文武交流，至少有四个切入点：文武俱习、文武兼治、文武通婚、文武并仕。假如一家之中，父习武而子习文武、叔既领军也能治民、婿来自武家而媳来自文家、兄为武职而弟为文职，则文武相轻可能不如想象中的严重。史料在哪里？在墓志里，其中的家庭信息，远多于正史。这样切入，可将家庭史和政治史一炉共冶。

许多人说宋代不是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代，事实上宋代初年在不少地方继承五代，尤其是后周的措施。五代武人凭军功向上流动，成为刺史和节度使等地方首长，必须兼管民政，有时留下吏治败坏的恶名。对此，不少人相信《宋史‧文苑传》的说法，谓「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亦即重文轻武的由来。又有不少人相信太祖的名言，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以为宋代不再用武人治理地方。其实两者都仅说了「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读者要发掘更多的真相，可从制度切入。

宋代的地方制度是路、府、州、军、监，都可由文人和武人担任正副首长。武人大多出任军、监，和较需用武的路、府和州，如沿边和盗贼等重区。北宋末年，府大约有三十八个，州二四三，军五十二，监四，州与军的比例是四．六七比一，多少可看到武人长贰之众，遍布今日的河北、河东、陕西、湖南、广西、广南等地。宋代对武人的批评，很多是针对他们的民政、文事而非武功。反过来说，能吏治的武人，往往得到士大夫的赞美和重视，而吏治欠佳的文人，同样受到士大夫的轻视。仁宗时，进士出身的夏竦（英公）为南京留守，喜欢额外用刑，武人马洵美为路级的提点刑狱（即陆剧〈大宋提刑官〉宋慈的职位），实在看不下去，上章弹劾夏竦欺罔。司马光说，「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可见不管文人武人，都会看不起做歪事的人，不管此人是文是武。读者必须注意，这里所轻的是事，不是人。

因此，所谓轻武或抑武，可分两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文人。一是武人或文人的作为实在可议，这种轻或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且对事不对人，不能说是歧视。二是文人为了揽权独断等原因而故意贬抑武人，这种就是不合理、别有用心或似是而非的轻武。欧阳修引述武人的抱怨说：「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未尝不是一种党同伐异或争权夺利，可能正是所谓武人不得干政、不得进身中书和枢密，及不得为大帅的重要原因。

另方面，武人也受到重视。纵使他们本来因为武人的身分受到歧视，但后来在品德、知书、民事，或司法上有所表现，便由被轻转为被重。宋代不少高层武臣来自民间，每以百姓疾苦为念，或亲力亲为，或借助僚幕，成就一番文治，得到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庞籍、范镇、梁适、贾昌朝、王安石和曾巩等许多进士名臣的赞扬、举荐、立传或撰写墓志。即使是中下层武人，亦有机会赚得朝廷和百姓的赏识，因为宋代以军人修桥筑路灭火治水救灾和重建，不乏表现的机会。好男未必不当兵，且可能赢得名垂久远的颂德碑，或进入供奉武人的诸多官祠和民庙，影响民众对武人的观感。《宋史》说：「大抵武夫悍卒，不能无过，而亦各有所长；略其过而用其长，皆足以集事」。这何轻之有，反是重其所长，何况既能集事，宜获重视矣。

枪杆子：燕云十六州与澶渊和约

有人说过去的历史课本因为汉族沙文主义，故重宋轻辽。若论文化，的确是辽向宋学习较多，辽道宗甚至许下「愿后世生中国」的愿望，写下〈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的诗章。若论武功，乍看辽胜于宋，其实不然。有人说宋代舍征兵而募兵，是常败的一个原因。平心而论，征兵是业余兵，兵罢归农，训练不如专业兵。五代也是募兵，时常打败契丹，也曾大输一次。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交换契丹的援军，建立后晋和称臣，其子不服，引来契丹问罪之师。后晋先是大胜，却因用人不当，将帅移忠，稍战便降，不过契丹随即发现统治不易，匆忙北返。后周世宗收复了部分的燕云，发展为关南要地。北宋初年也曾屡败契丹，后来乘胜北伐，打算收复全燕，可惜功败垂成。休养生息之后，再次北伐失败，元气和士气俱伤，才开始屡败。辽人反守为攻，也曾惨败，双方僵持不下，开启了澶渊缔盟之前长达十年的和平。真宗初生之犊，不愿主动谋和，且不惮亲自巡边，曾对一位大将说：「契丹入塞，与卿所请北伐之日同」，可见君臣都有第三次北伐的打算，可能导致辽人先下手为强。

澶渊之战是辽人进攻、宋人防守。辽人竭尽全力，死伤无数，竟未能攻下关南之重镇瀛州，故兵抵澶州时不无后顾之忧。澶渊之和是辽人放弃关南的主权，换取宋人的岁币，是否屈辱，要看读者如何认定燕云十六州的归属了。无论如何，宋不能攻辽，辽也无力克宋，双方平等，各有一个朝贡体系。陶晋生先生喻之为天有二日，可谓一语中的。

笔杆子：科举与中产阶级政权

宋代科举彻底改变了唐宋统治阶级的构成和性质。唐代虽有科举，但名额常被世家大族占去，寒门难以争胜，故统治阶级仍以世家大族为主，开放程度不高。北宋统一，是以北统南，统治阶级其实跟唐末五代差不多。抽象来说，宋初政权仍是北方性格，常以北人的价值观念来治理天下，例如太祖和太宗看到南方诸国有些已实行父子分居分产，就无法忍受，硬要恢复同籍共财，违者处死。变革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才真正发生，拜科举改良所赐，社会流动快速展开，有四重意义：

一、统治阶级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旧的和新的世家大族虽仍占有各种优势，但已无力垄断。

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再有如天地之隔，彼此的流动是史无前例的频繁，平民子弟上升为统治者的比例是史无前例的高，仕宦子弟下降为被统治者的比例也是史无前例的高。这既带给被统治者无尽的希望，认为富贵并非全然命定，后天仍有可期，也带给统治者无穷的压力，因为不但富不过三代，贵也是难逾三代，而各种得富贵和保富贵的方法，实质的如家族制度，虚无的如积阴德看风水，乃成热门话题，超越前代。

三、南方人透过科举逐渐入主中央政府，登墉拜相者比比皆是，形成南北人共治，打破了宋代开国由北人主政的局面。由北方人以枪杆子打来的政权，现在由四方人士凭着笔杆子共享合治，也算是一种和平的政权转移，其性格也由北方转变为兼具四方，未尝没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科举入仕者的出身是高低与贵贱俱有。就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来自士、农、工、商、军、医、仆等家庭；就家庭身分来说，他们有的是嫡子，有的是庶子（妾之子如宰相韩琦和史弥远），甚至私生子，有的是守节妇之子，有的是改嫁妇之子（如副相范仲淹）。他们执政之后，是否多少会照顾这些家庭和人士的利益？

无论如何，能够负担举业的，大多是中产之家（年收入可折合常米二百担）。可以大胆的说，宋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产之家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对前代是断裂，对后代是开启，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统治阶级的成分改变了，许多改变随之而来，例如平民和南人成为立法和司法者之后，将民间和南方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念带进法律领域，使宋代的法律文化呈现中产之家的特色。

新的法律主动允许子女与父母同籍而异财，承认子女独力赚得的财富属于个人私财，局部打破了同居共财的儒家传统，反映宋代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新法也容许子女控告继母侵犯他们对家脉或家产的继承权，局部打破子女不得控告父母的礼法传统，反映宋代法律由强调当事人的身分，转而依据其罪行来审判。南方女子多投入生产，有见及此，新法提高未婚女儿对父亲遗产的继受权，她以前只能得到兄弟聘财的一半，现在可得到兄弟继承分额的一半。新法让寡妾享有对亡夫遗产的受养权，司法上也让她享有一定程度的立嗣权。新法也提高赘婿的继受权，以反馈他们对妻家经济的贡献。

总之，新的法律注重「责任」与「权利」的对应，不大管这个人的性别或地位。在这前提下，新法造就了有条件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力保障中产之家的财产权，刺激了宋代经济的革命性进展。也许资本主义不能在传统中国发生，问题不在韦伯所说的法律，而在其他因素。

（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作者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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