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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眼中的历史
-- 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价值和特点
来源:《杭州文史》第十三辑  作者:张帆  日期:2018-11-12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史家众多,但是具有思想家地位的人很少。很多以思想家著称的人,不见得在历史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著作或建树。孔子是思想家,这当然没问题。据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是经过孔子加工和删订的,但是《春秋》这部书分量太小了,而且孔子和《春秋》是不是肯定有关系,现在也还有争论。再如司马迁,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散落在《史记》当中,很零散,不容易归纳。司马光也算是思想家,只是他的思想比较简单,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特点。再到后面,像朱熹,毫无疑问是有思想家地位的。朱熹有一部《资治通鉴纲目》,影响非常大,但是这部书主要是采取《春秋》笔法来表达他的观点,正面、系统的论述很少。比较而言,有思想家地位,又对中国古代历史发表过系统和正面论述的,首推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或者可以说是哲学家,王夫之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和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值得我们关注。《读通鉴论》是他的一部史论名著,在此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读这部书的心得体会。

《读通鉴论》.jpg

首先讲一下王夫之的生平和著述概况。他是明末清初一个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他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19年—1641年),这是他的早年,主要在家受教育,读书。王夫之的家族是一个军人世家,原居山东。他的祖先在明朝前期被派到湖南衡阳镇守,就在那个地方落户了。到王夫之这一代,兄弟三人,都是读书准备考科举的。王夫之大概是个神童,他的传记里面写,从四岁开始,父亲、哥哥就教他读书,到七岁已经读完《十三经》。他14岁考中了秀才,然后考举人,考了几次,一直到24岁的这一年,也就是1642年,考中了举人。

第二阶段(1642年—1651年),主要经历包括:中举、动荡的生活,还有抗清。考中举人之后,他本来应该继续考进士,但是1642年明朝已经形势大乱,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把王夫之北上应考的交通线切断了。那年,明朝政府下令推迟会试,因为很多外地考生都去不了京城,所以王夫之也就没有机会去考进士了。两年之后,明朝灭亡。后面形势变化非常快,清兵很快占领中原,渡过长江,打到了湖南。王夫之的生活随之进入一个跌宕起伏的阶段,家里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经过一段曲折之后,他加入了南明永历政权。有举人身份的王夫之被委任了一个叫“行人”的官职,负责传达命令和信息。不过,当官当了没几天,王夫之就卷入了党争。受晚明政局影响,永历政权内部矛盾斗争激烈,多数派打压少数派。王夫之打抱不平,觉得国难当头不应该相互倾轧,仗义执言替少数派说话,结果把几个大人物得罪了。后来,他受到诬告,说他写了一首反诗,差点被杀,幸亏被农民军出身的高一功保下来了。经过这次斗争,王夫之很受打击,本来想为国出力,结果卷入党争又险些丢掉性命。

就在这个时候,王夫之母亲病重,他就回家去探望。以后永历政权又找过他,但他不想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永历政权后来被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所控制,而王夫之对农民起义很抵触,认为这帮人不能代表明朝,就不愿意去了。再往后永历政权灭亡了,王夫之对它是有感情的,写了一本《永历实录》。而且,王夫之在他有些诗文里对当年的选择表示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离开永历政权,应该和它共存亡。

第三阶段(1652年—去世),王夫之在老家过着隐居生活,基本上脱离了政治这个圈子。去世之前,他为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头两句话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橫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前半句的“刘越石”指晋朝的刘琨,他在西晋被少数民族灭亡前后坚持抵抗,立过大功。意思就是在政治上王夫之很想为明朝效力,挽救明朝的危亡,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在政治上没能有什么作为。“希张橫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是说在思想上他最推崇的人是张载,想做成张载那样的学问,但是可能也没做到。这是他自谦之词,一般认为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超过张载。总的来说,王夫之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

大概从清朝后期开始,就有人拿王夫之和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说他们是同一级别的学者。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各种教材,经常把这三个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这三个人其实很不一样,顾炎武、黄宗羲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大牌学者,而王夫之在当时知名度不高,不被一般人了解。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被人抬起来,说可以和顾、黄并称,而当时他没有这个地位。他之所以在死后还能被抬起来,因为他后半生不停地写书。据统计,他一辈子写了大约100种书,其中很多失传了。他传世的著作有800多万字,74种。据他儿子说,王夫之写书,有时候条件很困难,不要说没有什么参考书,就连纸和笔都没有,需要找人赞助纸和笔,才能写书。作为答谢,他就把写好的书送给那些赞助人。所以,他的书失传的很多。不过今天能留下来大部分,也还比较幸运。到了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他的后人就挑出几种纯经学、没有任何现实指向、不会犯禁的著作,献给了四库馆。四库馆是一批汉学家把持的机构,比较注重考证功夫。王夫之应该也有考证功夫,四库馆的人认为他的几种经学著作不错,就列入了《四库全书》,还予以比较好的评价,以至于清朝官修国史时,也把他列入了《儒林传》。到此为止,王夫之也就被看作一个普通学者。

实际上,王夫之真正的影响不在考证,而在于思想。到了晚清,王夫之的著作不断受到表彰,曾国藩首先主持刊刻了他的全集。此后直到民国,王夫之的著作一再被修订和重印。可以说,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大约一百年里,他突然就火起来了。火起来的原因是,他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受到世人追捧。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人表彰王夫之,是因为王夫之总体来说属于传统正宗的“程朱理学”派学者,反对“陆王心学”。而曾国藩本人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觉得王夫之理学水平比较高,写了那么多书,对很多问题探讨深入,就开始推崇他。到19、20世纪之交,当时革命党反清,他们发现王夫之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讲“华夷之辨”,而且相当激烈和严格,值得表扬。再到20世纪前期,一批左派思想家,包括受中共影响的很多学者、思想家,都表扬王夫之,是因为王夫之被认为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总之,王夫之的思想很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所以连续几代不同的人都表彰他,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名气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

归结起来,我认为王夫之研究历史有三个方面的特长。第一、深厚的经学和子学功底。他对儒家经书下过功夫,而且不光研究一种经书,研究过好多种经书,相关研究著作也得到了清朝四库馆臣的肯定。在子学方面,他对于先秦诸子也下过功夫,尤其是老子和庄子。尽管他在本质上坚决反对老庄,但都写了研究专著。像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做过深入研究的人,再来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大有帮助,和很多人会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长处。第二、思辨能力。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擅长讨论抽象问题,譬如对古代哲学范畴“理”、“气”、“道”、“势”等等有很多精辟论述,哲学界对这些论述都比较推崇,认为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读他的史学著作,也能看出来他这种哲学思维和素养。这种思辨能力对他讨论历史很有帮助,和没思想的人讨论历史是不一样的。第三、坎坷的生活经历。他一生颠沛流离,吃过很多苦头,还卷入过政治斗争,差一点丢掉性命。晚年写《读通鉴论》的时候,就把他的人生经历和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大都融汇进去了,有广度又有深度。如果是早年写,就不见得水平这么高了。总之,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值得我们关注,不管对不对,至少他思考的深度会比较深。

《读通鉴论》一书有什么价值和特点呢?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而不是一本书——台湾学者杜维运的长文《王夫之与中国史学》(收录于《清代史学与史家》),对王夫之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总结比较全面。这篇文章分几个方面来讨论王夫之的史学成就。其中第二节《王氏之历史解释艺术》列出王夫之的五大历史解释艺术,“一曰渊源之追溯也,二曰原因之阐释也,三曰背景之分析也,四曰变迁之缕述也,五曰影响之探究也”简单来说,杜维运认为王夫之擅长阐述历史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也就是前因后果,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果关系的认定、评估和解释也是历史学要处理的重要问题。杜文第五节《王氏解释历史之基本思想》又归纳出王夫之四大思想:经世思想、民族思想、演进思想、人道思想。经世思想是指王夫之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他认为历史与现实存在着切不断的关联,历史学家应该以史为鉴,注意总结和归纳,不能只做死问题、小问题。在民族思想方面,王夫之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讲“华夷之辨”,超越了他以前的一些思想家。演进思想,是说他有进化论思想,和古代大部分学者不同。古代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历史是退化的,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三皇五帝”时期,或者是夏商周三代,其次是离古代比较近的汉代,往后则是一代不如一代。王夫之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历史是进步的。虽然所处的时代很糟糕,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不管怎样,文明的程度总体上比古代高,所谓的“三皇五帝”时代不过相当于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的水平。这种认识现在的人很容易得出来,但他那个时代的人得出这个认识来不容易。他的人道思想,也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对人的重视和普通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关注。相应地,评价历史不是只看业绩,看辉煌成果,也要看到让当时的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以及采取了怎样的手段。这表明他不是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充分关注到人的价值。杜文第六节又总结出王夫之的三种方法论:第一,就史事之作者以批评史事之真伪;第二,就情理之当然者以批评史事之是否可信;第三,逆知古人之心,设身易地以洞烛史实之真相。这三种方法论,我将其概括为一个总的优点:就是批判能力。

我认为《读通鉴论》有三大优点。第一,宏观视野。就是说王夫之研究问题不拘泥于局部或断代,往往把眼光放得很长,做长时段的分析,就事论事的状况很少。第二,问题意识。王夫之问题意识很强,感觉敏锐,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问题,议论之处常常出人意料。第三,批判能力。王夫之不迷信史书,经常持怀疑态度看待历史记载,甚至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意识。看到一些记载,他会首先考虑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环境对记载的影响,强调剥离作者的主观因素才能作出评判。其次,他还会考虑逻辑和情理,指出记载热闹之处的不合逻辑、不靠谱、不近情理。当然,他经常有怀疑过头的地方,但这也无可厚非,谁也不能做到那么精确。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怀疑精神和批判能力相当必要。譬如,我们都说司马迁很伟大,但王夫之对司马迁评价并不高,认为司马迁过于感性,评论人物经常受到自己个人经历的影响。拿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对李广的描述来说,确实倾注了自己很深的感情,对李广怀才不遇、没有机会建功立业以至于最后自杀,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像李广这样的一个人,司马迁予以相当的赞美,一般人读了以后都会被司马迁牵着走,受他的影响。王夫之却说,李广不值得同情,他能力就是不行。你可能很难接受王夫之的观点,但不能否认他有他的道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王夫之对古代史书的批判是很值得发掘的。

《读通鉴论》是一部史论著作。所谓史论,就是对各种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发表评论。中国古代并不缺史论,最简单的像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有“论曰”、“赞曰”,另外还有好多人写单篇史论。包括史论著作,在古代也多得很。但是,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史论有一大缺点:感性的东西太多了,对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比方说,看了几个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后很感动,就说“壮哉”,意思就是“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看到了一个悲剧事件,就说“痛哉”、“哀哉”。大多是发表这样一些感慨。这种感慨型的史论对于历史研究一点帮助都没有。王夫之的史论不是这样,他是分析型的,会解释这件事情,分析这件事情,而不是仅仅感慨说“太好了”、“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此外,古代很多史论重视价值判断,要下结论是好是坏,比如判断“忠臣”或“奸臣”。王夫之也进行评价,但他不会泛泛而发,而是会根据事实讲出道理。这就是他超越古代其他史论的地方。其他史论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是总体来说,在思考深度上不如王夫之做得到位。应当说《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史论著作。

尽管有上述优点,这部书也有很多问题或不足。分六点来讲。

第一,演绎为主、归纳不足。不像《廿二史札记》是采用归纳法,王夫之的史论基本上靠演绎。归纳法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一开始就要掌握的技能,但王夫之很少用归纳法,因为他不是搞考证的,他没有那么多的参考书,没有条件做那些具体微观的研究,主要根据少量资料加上逻辑分析来做推断。严格说来这不算缺点,作为研究来说也属于正常。不过总体来说,这部书归纳的成分确实较少。

第二,引经据典、语句晦涩。这是该书的一大问题,严重影响了它的可读性,读起来比较吃力。首先,王夫之大量引用典故,其中大部分来自儒家的《五经》,还有《老子》、《庄子》、《楚辞》等先秦古籍。明明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但他偏要用古书里面的句子来讲,那些文句都很不好懂。现代人对古书没那么熟,读起来就要不停地查出处和含义,会浪费好多时间。这也是王夫之的风格,他对经、子等古书下的功夫很深,可以信手拈来,随意取用。其次,王夫之的文字表达不是特别流畅,整体上有点“涩”,还爱用怪字、古字,读着让人有些吃力。

第三,过度发挥、浮议离题王夫之的优点是宏观思维,以跨时代的眼光对比不同的人物事件,不拘泥于一点。但是,有时候他一发挥起来,往往偏离主题,或者是借题发挥。我读这本书,是为了看你对某件事的认识,结果你基本不谈这件事,直接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比方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准备对匈奴发动战争,一开始先搞了一个诱敌深入之计,准备将匈奴的单于诱到西汉边境加以歼灭。打仗之前,西汉的朝廷展开争论,要不要打这一仗,要不要跟匈奴翻脸。当时有一个主战派说我们要打这一仗,理由是在战国那样的分裂时期,一个赵国、一个代国都打得过匈奴,何况现在全国统一了,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匈奴呢?王夫之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评论。按照逻辑,王夫之应该发表意见:汉朝当时对匈奴开战,条件成熟不成熟,时机是不是合适。可他一下就扯到很远,先是说分裂时期打得过匈奴是因为赵国也好、代国也好,这个地方没有太大油水,匈奴也不会用全力来打你,当然防范也就比较容易。后来中央集权,资源统一调配,财富集中在哪些地方,游牧民族就专打哪些地方。比方说集中力量进攻首都,那你就很难防范。而且他一旦打赢了,你就很惨;他打败了,跑得快,也损失不了太多。王夫之又说,有些朝代天子不放心边防军,怕他们造反,就亲自守边,皇帝亲自跑到边境附近来建立都城,最后引来少数民族重点进攻,就会败得很惨。实际上最后完全就讲到明朝去了,讲明朝不应该在北京建都。这个题目本是西汉的题目,可关于西汉他就讲了两句,后面和西汉没有关系。王夫之有时就是这样,一高兴一发挥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找到一个出口就开始发议论,至于那个出口是什么,最后都忘掉了。

第四,种族中心、持论偏激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强烈,甚至于可以称为种族主义思想。这一点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代,他经历了亡国之痛,又颠沛流离,多次死里逃生。因此他对清朝非常仇恨,继而将这种仇恨推广到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对它们都极其厌恶、痛恨。他理想中的社会是:游牧民族就呆在你们那儿,我们汉族就呆在我们这儿,互相不要干涉。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打到我们这边来?他对这一点非常痛恨,不理解。王夫之也反对中原王朝对外开拓,不过反对的主要是往北开拓,不反对往南开拓。他认为在地理环境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南地区,和中原属于同一个单元,因此往南开拓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北边就不要过去了。对于张骞通西域,往西开拓,他也很不以为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汉族本位、汉族中心非常强烈,对少数民族的评价都很差。比方说,魏孝文帝搞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很多人都说好,王夫之却完全不予好评。对元朝也没有好感,提都不愿意提。他写完《读通鉴论》以后又写了一部《宋论》,按道理说还可以再写一部《元论》,结果他不写了,因为他不承认元这个政权。他的书里有个别地方会讲到元朝,涉及元朝的人和事,但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个好评,全都是负面评价。一些长期研究王夫之的学者,可能对他有些感情,想拔高他,就说王夫之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很强烈,但到晚年有进步,有民族融合的思想。我觉得不能那么理解。王夫之到晚年也只接受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融合,是因为南方已经被汉族征服了,当然他就能接受了。汉族被别人征服,他坚决不接受。所以他晚年其实没有什么民族融合主张,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思想。虽然说有点偏激,但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逼着他这样去考虑问题。

第五,后见之明、苛责古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王夫之对别人的评价比较苛刻,说好话的时候少,说坏话的时候多,就是几乎谁也瞧不上,绝大多数人在他眼里都没什么思想。而且他经常以后见之明去要求古人,这是不对的。比方说,汉文帝时期著名政论家贾谊上《治安策》,重点讲诸侯王割据,说形势坏得不得了,大声疾呼汉朝中央政府要赶快解决诸侯王问题,再不解决将来就不可收拾了。《治安策》文笔很好,历代也受到很多人的吹捧。王夫之怎么评价呢?王夫之说贾谊你太年轻了,一看就没见过什么世面。根据历史发展来看,郡县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分封制早晚要消失、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没有必要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大惊小怪。这个批评其实就是典型的后见之明。清朝初年的王夫之当然知道分封制早晚退出历史舞台,西汉的贾谊怎么能知道呢?贾谊不可能有王夫之这样的认识,相反说不定还认为分封制马上就要全盘复活,可能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站在后代的角度批评前人,要求太高了,这种问题在王夫之书里挺多的。看王夫之的书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看他骂人。他骂人的观点虽然你不见得同意,但他骂人的角度和方式经常出人意料,不无参考价值。王夫之是一个很苛刻的人,很多人认为好的、正面的人,在他这儿往往予以严厉批评。比如刚才说的李广,还有包拯、海瑞、范仲淹。王安石就不要说了,张居正更是一点都瞧不上。王夫之瞧得上的,是一些原来有人认为也不错,但是没有特别被关注的人。总的来说,王夫之对历史人物评价普遍偏低。再举个例子,所有搞文学的人都认为杜甫水平很高,而且不光文学成就高,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也一直广受好评。按说王夫之是经历过战乱和亡国之痛的人,对杜甫的东西应该能理解,应该推崇杜甫才对。他对杜甫有一些好感,在他编的唐诗选本里面选了不少杜甫的诗,甚至还曾模仿杜甫写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杜甫作过很苛刻的批评。第一,他认为杜甫的文学观很奇怪,对于杜甫的“诗史”风格,通过诗歌抒发忠君爱国思想,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要扯得太远,扯这么多干什么?所以对于“三吏”、“三别”这样的名作,也未予好评。第二,他认为杜甫经常唉声叹气,抱怨自己混得太惨,生活太不顺,对杜甫这一点很不满意,认为杜甫境界太低。总之王夫之对古人的要求过于严格,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第六,记忆疏误、妄下断语王夫之的书里有一些具体错误,比如张冠李戴这一类简单错误。这个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资料可以参考,不能动不动就查书,经常需要凭借记忆写作。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最后要解释一下,我讲王夫之的书有这么多不足,但还是认为他的书很好。有这么多不足,也仍然是非常好的,而且那些不足大都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时候就算他说错了,这个错对读者也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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