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唐宋诗词的研究（重点是南宋词研究），二是对中国诗歌域外影响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诗歌东传影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存在和历史存在的双重价值构成其研究的意义。概括地说，研究的目的是欲为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提供一些可作分析思考的经验材料，为弘扬爱国思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形象材料。具体地讲，对唐宋诗词的研究，我侧重于对南宋词作和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宋末词人的研究，主要想在观点和材料上作较深的探索和挖掘，为词史和文学史的编写提供新内容。对中国诗歌东传影响的研究，侧重于至今涉足甚少的中国诗歌对日本俳句和对日本汉词影响的研究，以新的方法寻找中国文学在海外汉字文化圈国家有机延伸的事实，开拓中国诗歌研究新的视野和领域，丰富中国诗歌研究的内涵。我在科研过程中的着重点是：一、注意研究的交叉性。不固守一隅，对各种现象作多角度、多方法、多层面的探讨，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或以诗和史证人，如对杜甫、辛弃疾等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学比较研究也可说是一种交叉性研究，所写《张志和〈渔父〉的流播与日本填词的滥觞》、《陆游在日本》、《初读篁园词》等，即属此类。二、注意研究的综合性。宏观论述与微观考察并重，纵向追踪与横向比照并重。以《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为例，既以宏观的视野概述松尾芭蕉俳句与中国诗歌相同、相近、相似、相异的诸多关系，又对每一首作品进行具体入微的评析，乃至考证，既有相关作品横向的对应比较，又有中国同类诗歌纵向扫描，以此为参照系，显示中国诗歌潜在的深远影响。三、注意研究的现实性。文学研究不仅具有实证的、科学的、历史的性质，而且具有现实的、精神的、创造的性质。古代文学研究，不只是面向历史的研究，还要为当代文化背景中的人提供一种理解文学和理解人类自身的参考坐标。基于这种认识，我较长时间注意收集南宋中后期和宋元之交的爱国词人的资料，注意对反映民族正气的诗歌内容的发掘，注意考察激烈变化的社会生活对不同作家的影响，如对陈亮、文天祥以至近代秋瑾的研究。有评论者认为，这些研究，不少填补了空缺，在国内处领先地位，在国外有一定影响；对中国诗歌东传影响的研究，具有开拓性，颇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几十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文字成果大体分五类，即文学评论、诗词鉴赏、序跋随笔、韵体创作、教坛漫议等。其主持或参与的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有八项。独著、合著、译著或主编的书籍有三十多种，撰写的学术论文有一百多篇，创作的现代诗歌（包括散文诗）、古代诗词以及汉俳有三百多首。所著《景语小论》和《汉译关森胜夫俳句集》二书，由日本蜻蛉句会出版。《近代诗一百首》和《元好问诗文选注》二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又为台湾建宏出版社选编出版。其他书籍都为大陆出版社出版。《中国咏物诗选》，为建国后第一本有关古代咏物诗的著作，出版后多次为他人所引用。《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问世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题为《中日学者研究东传汉籍的新成果》书评，论述此著“聚焦力强，开掘层深”，既能“透视百代”，又能“探入毫芒”。日文版杂志《人民中国》在纪念。

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特集号上，将此著列为向海外读者推荐的两部学术著作之一。《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出版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浙江日报》、《杭州大学学报》、香港《深星时报》、日本《静冈新闻》、日本《蜻蛉》月刊、日本《清水》季刊，曾先后发表书评，予以高度评价。有说“松尾芭蕉俳句的中译本虽然已有出版，但从学术角度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的著作，至今尚不多见。因此本书弥补了一个空白，开拓了一种新境” 。有说 “此著面世，开辟了中日比较诗学的崭新领域，打破了过去人们视线多集中于狭义‘诗’上的局限，而放眼于广义诗歌范畴之内的词以至曲，从而大大扩展了芭蕉作品所受的影响面，更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的深广联系”。有说“仅从‘汉译’这一部分而言，该书也是一部出色的芭蕉俳句中译本”。有说“该著的出版，也为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内容。全书在每一俳句之后，都列举出相关相合的中国诗歌，使读者了解到俳句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学者所未能做到的”。《不朽的丰碑——秋瑾全传》是长春出版社“九五”规划的重点选题，在全国第八届书市期间，深得好评，认为此著“收罗甚广，资料甚全，评论甚为公允”。香港《深星时报》评其“既不像‘史传’那样严肃，又不失‘正传’的真实，还兼有‘外传’的意趣，是一部融文学性、史学性、学术性于一体的好书”。《景语小论》，是我根据在日本作客座教授、非常勤研究员期间，应邀多次为大学生、研究生和文化团体作讲演的部分内容而加以整理成文，由蜻蛉句会“特别出版”的。书出之后，日本《静冈新闻》和《蜻蛉》月刊都发表书评推崇，还组织俳人两次进行讨论，并约我再写续篇《景语与季语》。学术论文《豪情如火、快语如刀——陈亮词论》发表后，在国内较有影响，为同行多所赞许，认为是“全面评价陈亮词的颇有新意之作，不少有得之见对于研究和评价其他豪放词也很有意义”。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日本汉诗日渐为人所重视，并已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对日本汉词的研究还很不够。我1990年发表的《张志和〈渔父〉的流播与日本填词的滥觞》，深得日本著名学者、日本学士院奖获得者德田武教授颇多美誉，他即特约写一篇关于野村篁园词的论文。我应允将《初读篁园词》寄往日本后，德田武教授随即译成日文交由日本很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岩波书店发表。日本著名汉学家入谷仙介教授看后，即称道此文“是论述篁园词与中国词关系的第一篇佳作，文字简约生动，却有不少给人以启发的中肯之言”。在已成论著中，《唐宋诗词探胜》，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又获韩素音中外文化交流奖励基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古书典故辞典》，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豪情如火、快语如刀——陈亮词论》，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繁重的教学和科研的同时，我还长期担任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撰写了数十篇教育教学管理论文。在管理工作的实践过程中，深切感到，知识爆炸、科技猛进的时代，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应有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既要有规范化的管理方案，又要能及时变革创新；既要有稳定的教学秩序，又要能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挑战；既要使学生很好地得到系统的专业教育，又要使学生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经受锻炼；既要使学生有真才实学的理论水平，又要使学生有应对自如的实践才能。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鲜明的时代感、广阔的知识面、灵活的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才能站在建设祖国的前列，才能成为时代的先锋。这些观点多见于本人所主编的《在探索中前进——杭州大学教务处教育教学改革文集》之中。本人任理事长的浙江省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管理研究会，曾被评为全国教材管理工作先进集体，获国家教育部的表彰和奖励。本人任处长的杭州大学教务处，曾被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先进教务处，获国家教育部的表彰和奖励。

本人治学经历与成果，曾为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选入《世界名人录》。河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教育家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和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国内多种传记书刊都有收录。杭州《钱江晚报》2013年10月25日在其《浙江文化名人访谈录》专栏，以两个版面报道过本人的科研情况。2013年底至2014年初，浙江档案馆与《钱江晚报》联合举办的《浙江文化名人档案展》也展出了本人的一些科研成果。

在知识的道路上摸索了几十年，我总是感到“前修未密”。近年来，常以清初学者唐甄的话，不时勉励自己。唐甄在其《潜书》中曾说：“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产之时。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老而学成，如吴农获谷，必在立冬之后，虽欲先之而不能也。学虽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里者，九十而暮，悔何及矣！”每读这段言论，都觉志气为之一振，似晨钟萦耳，响鞭临身，虽难竭蹶争先，仍当奋力前行。

不对镜中看白发，深情还向笔底生。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重整行装，在治学行道上不懈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