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5年。祖籍是山东烟台，但随父母在江南读书，中学就读著名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和苏州市高级中学，1969年大学本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化大革命”中在校老五届大学生没有留校的，都分配到了基层，我因而到了农村乡镇教中学。

自粉碎“四人帮”恢复党校工作，我到党校理论班进修留校当教员，至2008年退休，从事党校理论工作三十余年。其间，发表理论文章百余篇，主编或副主篇及参与撰稿的著作、教材1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央党校重大调研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

1978—1979年曾经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进修，1982年参加中央党校党史专业师资班进修 ，1998年参加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师资班进修学习，2007年参加由中央党校牵头的赴日本政策研究院大学研修、交流、学习。

1994年被评为教授。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党建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浙江省党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顾问。

中共党史课曾经是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由马列部老师讲授。南京一些高等院校马列部主任，大多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可以说，中共党史课对于培养合格的大学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既肯定了毛泽东创建新中国的历史功绩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等经验教训。这个《决议》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作出了科学划分和规范。向干部、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宣讲《决议》，对于促进改革开放，是至关重要的。我那是还是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青年教师，对于宣讲《决议》尽心尽力，得到不少老教师、老前辈的赞赏和表扬。

早年，党校的老师有许多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中学生。中学生在当时算是大知识分子了，所以解放后到党校当老师，到高等院校马列部当老师。我所在的江苏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的主任赵定老师，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中学生，行政13级属于高级干部。这些老教师老前辈政治觉悟高、革命阅历丰富、组织纪律性强，但教学基本上是宣讲式的，对专业学科深入细致研究不够，而且那时党史档案不开放，提供的党史资料也不多，很难开展学术研究和讨论。

“文化大革命”后，江苏省委党校在恢复党校工作的同时调入了一批大学生，师资队伍开始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前曾担高教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蒋南翔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时，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后来又设立了博士点、硕士点，党校逐步由单纯马克思主义教育基地转变为了一定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江苏党校是在解放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旧址上建立的，国民党政治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教务处长是陈立夫，均十分重视这所学校的建设，因此图书馆资料比较丰富。当时党校图书馆长王淮冰先生也是位13级高干，是位学者，十分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和管理。

我当时天天泡图书馆。有一天竟然被我翻到了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即将“失去”中国之际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分上下两册， 40余万字。艾奇逊国务卿竭力为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失败而辩护，我却从中看到了以前党史资料从未见到的某些精彩历史画面。198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布了抗战末期，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织成员谢伟思发回白宫的50余份电报原件。研读这些电报原件，我发现毛泽东竟然在延安时期就曾经向美国提出经济合作的建议和设想。

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是不可以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需要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广泛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欢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资本家”前来投资。毛泽东还坦率地告诉谢伟思，“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因此“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希望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

由于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直接联系，双方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1944年11月2日，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毛泽东给罗斯福发了贺电，罗斯福也给毛泽东发了回电。从当时形势看，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战后经济合作似乎很有希望。但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联蒋联共向扶蒋反共转变。这时毛泽东曾大胆提议，他和周恩来赴美国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终未成行，抗战胜利后与美国经济合作也没能实现。但是，这段史实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中的战略远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灵活性。

《试析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关于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一文1986年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即《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身）第12期，在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当年7月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举办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家们对此文反应强烈，起初质疑其真实性，但仔细论证后他们认同文章的观点，认为过去忽视了对中共同美国关系史起点的研究。该文找到了“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渊源，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和美国经济往来找到了历史依据”。随后发表的《抗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访美设想》（《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省社科院、社联主办，1988年第2期）一文，进一步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夯实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史起点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术秘书何迪先生，本科读的是人民大学党史专业，他对该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此成了我的朋友，此后他每次到南京，都约我见面，讨论学术问题。何迪先生当时正在苦学英语，每晚在中美文化中心收看美国新闻播报，后来他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又到布鲁金斯学会做客座研究员，成为研究中美关系的著名学者。2018年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荣誉教授张少书先生来访杭州，浙大的朋友约我们夫妇（妻子董建萍教授也是学者）去参加座谈。会上张少书先生赠送他的近作《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打开一看，竟然是何迪先生为此书作序，因此十分感慨，这也成了我发言的内容之一，双方抚今忆昔，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当时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是原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引发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胡福明老师，我上述两篇文章发表前都曾送给他看过，他表示赞许。现在想想，我一个普通老师把要投稿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胡校长居然仔细阅读，真是我的冒失，但也显现了他的民主及学者本色。2019年中共中央宣布百名改革先锋人物，胡福明校长大名赫然在列。我能在他的领导下学习进步，是十分荣幸的。我当年比较早地被评聘为教授，当上教研部主任，和他的厚德包容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要投降国民党蒋介石，要共产党缴出军队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是毛主席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抵制了刘少奇的右倾投降。还说当时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也都缴出了军队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毛主席抵制了这股缴枪风，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但真实的历史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在“七大”报告的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就是要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一概否定 “议会斗争”，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民主共和国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宪法意志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马思全集》第22卷第273页）。围绕这个问题，我撰写了《抗战胜利后党争取中国社会“和平改革”的大胆尝试》一文，并以文参会，参加1987年江苏省现代史学会举办的“解放战争学术讨论会”，深得学会会长、南师大苏仲波教授、副会长南京大学姜平教授的认同和支持，成为这次学术会议的“领军文章”。此文1987年2月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这篇文章为拨乱反正、恢复党史的真实面目，清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宝林先生，后来得知我已调到浙江省委党校，还写信给我索要该文的有关党史资料原件。

《论大生产运动中的经济政策》一文，发表于《未定稿》1986年第17期，该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编的内部刊物。长期以来，有些人对大生产运动存在着一些片面、模糊的认识，他们把大生产运动描述成是单纯发扬革命精神的结果，似乎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不计任何报酬、纯粹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产物，忽略党的灵活经济政策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作用。

开垦南泥湾的王震领导的359旅，战士纺棉花是有提成的，多劳多得。杨家运输队设立了股份制，运输队员饲养员持有股份，运输量马上翻了一倍多。具有“剥削”性质的雇佣长工的新式富农吴满友，被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为劳动模范。工厂实行计件工资，有些工人的收入超过毛泽东、朱德十多倍，边区工人也由最初七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毛泽东当时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的见的物质福利。”列宁也说过“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2页）。”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无视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把“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工厂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还让全国人民 “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不允许丝毫考虑个人的物质利益。因此，“大生产”一文的发表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坚持毛泽东正确的思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毛泽东领导我国工业化建设虽然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但毕竟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开拓者奠基者。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撰写了《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文，参加浙江省委宣传部党史工委召开的学术会议，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后该文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建省委党校主办，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3年第5期。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曾经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如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办好企业），提出了“社会主义品商经济”的新概念，主张和美国、日本、法国等经济交往。虽然有些正确认识后来被他抛弃了，但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在党史宣传和教育时，有少数人把握不住分寸，或是以邓小平否定毛泽东，或者是以毛泽东否定邓小平，再加上苏东发生历史性剧变，一些人的思想比较混乱。因此，我撰写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建设道路》，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我并不曾在南大任教，学报又是季刊，一年只出四期，而其中只有一期是在社会科学版，所以能发我的文章，我是十分感谢的。

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只能是推断性地预言。因此，在今天用来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联系实际，有新的突破、创新和发展。中国原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要跃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难而伟大的事业。理论的不足和基础的薄弱，决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没有几代人的艰辛探索是不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凝结着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马克思主义伟人的智慧、胆略和艰辛探索，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早在1988年就预见到：由于中国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该文还认为，1989-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而中国却能够在艰难时刻稳住阵脚，坚持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旺盛生命力，正是因为中国有毛泽东、邓小平所建构的强大政治、理论保障。

该文是南大学报主编闫涛先生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可见他们还是很重视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主流还是认为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但是，不能否认他早年也发表过关于商品经济的正确的看法。为此，我撰写了《毛泽东商品观述评》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省社科院、社联、党史工委主办）1990年第1期。

针对 “大跃进”运动时期一些干部急于消灭商品经济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想情绪，毛泽东曾经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他还指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他试图划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的界限。斯大林认为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论述“不完整”，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即使是将来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泽东把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商品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难能可贵。毛泽东还不同意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多次指出，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从而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围。

了解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有利于理解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由于后来犯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人们比较注意对于反右派斗争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于整风运动本身的思考、研究。因此我撰写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次尝试——评1957年整风运动》，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我认为毛泽东发起这次整风运动，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钓鱼”，是为了反右派斗争。它的初衷并非如此。

首先，是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多次在些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谈话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我们全党要搞建设，要学会到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研机关里头做试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做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

其次，是为了教育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1956年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波兰党召开中央全会，认为事件发生“绝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并采取措施，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对于波兰党这种处理事件的态度，持赞赏态度。相反，匈牙利党却不能正确对待事件，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大骂群众是“法西斯”，把群众当成敌人。结果事件愈闹愈大，无法收场。最后由苏联出兵镇压了下去。毛泽东对于匈牙利党的这种态度，持反对意见。毛泽东在这个时刻提出整风问题，也是为了教育党的干部，能够学会正确对待少数人闹事问题，把“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防止重犯斯大林和匈牙利党所犯过的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出现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有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人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讲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毛泽东在召开民主人 士座谈会之初，绝没有要“引蛇出洞”、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打算。但当他听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说，有人要“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时，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成为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起点。但是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之初时一些正确认识，对于今天加强执政党建设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苏州大学学报主编陈少英先生，十分喜欢这篇文章，亲自担任该文的责任编辑。

《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理论与“大跃进”运动》一文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1997年荣获首届全国党校优秀党史论文一等奖。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在我国兴起，有其诸多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毛泽东个人主观上的因素。然而，不可否认，那个时期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还没有向人们展现出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本质特征，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中一些推测性的预言被教条化，产生了误导作用，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该文阐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理论（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在人类社会还没有汽车、飞机、电话、英法德美钢铁年产量一共才有五、六百万吨、还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之时，马克思预言人类社会将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容易使人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是很长的历史时期。而实践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中期，世界颇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以苏联和美国为例，战后苏联工业增长率年年在两位数字，有时超过20%以上，而美国则出现了四次经济危机，工业增长分别为-16.2%、-7.7%、-7%、-6.5%，似乎深陷于“危机—复苏—萧条—再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那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显示出优越性，虽然其弊端已经显露但只为少数人所觉察。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57年11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将用15年的时间赶上超过美国，并过渡到共产主义。随后中国发生了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事实证明，任何超越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都经不起历史检验。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