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学术研究基础尚扎实，所致上课也比较生动，能提供大量信息和知识点，理论阐述也注意深入浅出，受到干部学员的欢迎。学校教务处长多次告诉我，每次排课，干部学员都要求增加我的课时。
中共党史学科是中国共产党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提升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科全书”，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领域。我当主任时，每位老师都发一套《马思选集》和《列宁选集》。后来党校系统对领导干部教育培训逐步减少了党史课，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1998年4月，我调到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当年9月我赴中央党校党建师资班进修学习。回来后不久，因为老主任退下来我继任了主任。当时浙江省委党校的教研体系侧重党建课。我虽然在主体班次仍上些党史课，也还发表一些党史论文，但是主要精力转向党建学科，这次转型对我来讲是比较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和风险，党的建设理论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不断创新、丰富。因此加强党建学科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1998年到2008年退休，我的党建研究是以做课题为主，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两大方向。
本人主持的《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研究》（2002）是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第一个民营企业党建课题，该课题同时也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中央党校2000年重大调研课题，被认为具有开创性质。2000年在中央党校有关调研会上，本人的调研发言引起极大反响，得到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和副校长刘海潘的充分肯定（带去的书面材料被一抢而空）。以上成果经补充修改后被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书名于2002年12月出版，并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迎接党的十六大重点图书”。
围绕着这个课题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私营业主合法性问题；二是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功能和实现方式等等。
围绕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私营业主合法性问题，我还撰写了《关于非劳动收入问题论析》，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转载；撰写了《发展非公制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表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校》（2003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2期转载；撰写了《试析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理论依据》入选中共中央党校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实现方式，我曾多次在杭州本地调研，也多次到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调研，撰写了多篇论文。如《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发表于《党政论坛》（上海市委党校主办，中国共产党类核心期刊）2002年第12期；《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的准确定位及其实现方式》，发表于《理论探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共产党》2003年第8期转载，等等。
此外，还撰写了《周恩来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经济的探索与思考》，属于党史类论文，入选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并刊登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会党团，她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凡是有人民群众的地方，都应该成立党组织。所以西方国家企业没有党组织，但中国一定会有共产党的组织，并且是有宪法和党章规定为依据的。
现在全国的民营经济占国家GDP的60%以上，税收的50%以上，科技创新的65%以上，劳动就业的80%以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的，因此，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壮大，党建工作功不可没。现在，凡是民营经发达的省份，同样也有国有企业发达兴旺。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而不是相互排斥，更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理的斗争。
我曾亲眼见到在宁波雅戈尔服装厂打工的一位东北来的女大学生，她说自己没有感到受剥削，而是象在东北国企工作的父母亲一样，在为国家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本人曾与时任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龚昌成共同主持完成《完善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择优和退出机制研究》，这是2003年国家社科规划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本人在围绕该课题研究撰写发表的论文中，有五篇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该研究为探索、完善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充实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一些干部对于西方实行的议会政党制度和三权分立颇有好感，加上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香港回归，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在干部中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本人经过最近40年的考察或观察，美国特朗普这种凭自身好恶任意破坏政治规则的人，可以被选为总统；西方议会之母英国，为脱欧不脱欧分裂国家；台湾台独分子把选举搞得象“文化大革命”（连战夫人连方瑀的话）；香港的民主被港独分子搞成恐怖暴力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搞西方议会政治和选举民主那一套。
现在我国工业经济实体规模相当美日欧盟的总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此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也反映出我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有弊端和缺陷，但更具有强大的优势。
总结建国以来所犯的错误，从领导体制方面来说就是权力集中太多、边界不清，民主监督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其实一直在致力于如何发挥优势纠正弊端。如何选拔干部，如何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我们通过考试、考察、民意测验、推荐、选举等等举措，比较成功地选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选贤任能”制度的传承和创新。
本人撰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述评》，将近1.5万字，发表在浙江省委党校《资料通讯》1998年第9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体制改革》1998年11期转载。这篇文章后被压缩到不到1万字，在《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