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李学勤先生离开了我们。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觉得，也不相信李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总好像随时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与非常客气的语调，而且他一举一动的形象，闭目也即在眼前。我的这种感觉，相信许多与李先生有交往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一个精力如此充沛，思维如此睿智的学人会不在了的事实。

大约还是在十六七年前，我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时，中央电视台要拍“大师”的节目，项目组来采访我，记得我说过，我这个年龄段的许多师兄弟、同行都是读李先生等诸位杰出学者的书成长起来的。在学术上做出贡献或可称为“大师”的学者很多，各有其过人之处，而在我看来，李学勤先生的学术贡献，最重要的在于他能够引领学术之先。我这里讲的引领学术之先，是指在他所从事研究的相当广阔的学术领域里，几乎在所关注的每一个学科上，他都能站在前端，用其学术实践，提出新的课题，指出新的、对于发展这个学科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向。所谓用学术实践来引领，则是指李先生主要不是靠讲学术理论，用较抽象的言语呼吁，而是用非常精彩的学术论文来启发同行学者，调动大家对富有前瞻性专题的研究兴趣。

大家都非常了解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可以称得上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有领风气之先意义的论著，依我肤浅的学术认知，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论文或书可作为例子：

1958年第1期《考古学报》刊载的李先生《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长文。殷虚卜辞中存在着非王的贵族卜辞，早在1953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在他们合撰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探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为中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东方学报》第23册《殷代青铜文化研究》专号）中，已提出殷墟卜辞中有所谓“多子族”的卜辞，并对其内涵作了阐述。后来，1956年出版的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将这类卜辞称为“子组卜辞”，进一步论述了其贞人、字体与文例的特色，并通过称谓系统及人物关系推定了其属武丁时代。李先生的这篇文章，虽然在年代上还是受到董作宾分期法的影响，定为“帝乙时代”（李先生在后来的有关论著中自然亦订正了对这一断代的看法），但是应该指出，是此文首次提出了“非王卜辞”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将殷墟卜辞从分类角度明确地划分为“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两大类，而后者，则有着更为广阔的容纳空间，随着考古新发现与学者们研究的深入，可能出现若干种不同身份非王的占卜主体。这个名称在殷墟甲骨卜辞分类上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分类的科学从一定意义而言是一切学术研究成功的切入点。这篇文章还从称谓系统、字体、内涵诸方面，非常细致地分辨了当时已知的几种非王卜辞，使它们各自的面貌更为清晰，并在日本学者研究基础上更深入地对这几种卜辞所展示的史学内容做了推测，进一步打开了殷墟卜辞研究的大门，使人看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内涵，启发了研究者利用这类卜辞去做更为精细、专深的甲骨学商史研究的视野与兴趣。像任何先导性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不成熟或粗疏一样，这篇文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其锐利的视角与若干新颖的思想，在当时及其后很长时间对学术界的冲击力应是不容忽视的。此后，林沄先生又对几种非王卜辞的时代、性质及其反映出的商人家族形态做了更深入、准确的研究（《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1959年，李先生出版了他的《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这本书正像李先生在“自序”中所写的那样，很多重要问题没能充分展开，同时缺少作为历史地理著作应有的示意地图，很像是一个研究的详细纲要。但是这部书对于称“商”的地名（“大邑商”、“天邑商”、“商”邑）与地望的分辨，指出其区别所在，为卜辞地理研究者提供了不同于以往旧说的新思路。书中对“殷代多方”地望的逐一考辨，启发学者们从总体上以更宽的视野来看商代后期地理，同时也自然勾画出商王国的地域区划。特别是本书第三章中第八节论“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如果我没有说差的话，这可能是比较早地、明确地将“政治地理”概念纳入以卜辞材料为主的商后期地理研究中，从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揭开了甲骨文商史新课题研究的序幕，而且展示了一个很有气魄的商后期政治地理研究框架。这大概是一本在60年前出版的并不太厚的书，至今仍是研究商代政治地理的学者必读著作的原因。书中有一些新见，例如郑杰祥先生所指出过的，李先生对商王田猎日期规律性的论述，是“颇具创造性的”（《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1976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的关于妇好墓的座谈会上，李学勤先生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历组’卜辞很有可能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的东西”，并指出“五号墓的发现有助于解决卜辞断代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他所说的这些问题，包括历组卜辞人名多与武丁至祖庚卜辞中所见相同，以及“历组”卜辞祭祀列王的卜辞，常在“小乙”后继以“父丁”，如此“父丁”是康丁，则名王武丁、祖甲竟然不见于祀典等。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李先生又撰写了《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考古》1977年第11期）一文，对历组卜辞的年代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特别是举出了若干历组卜辞与武丁时的宾组、祖庚时的出组卜辞所卜事项相同的辞例，力证其说。历组卜辞有“父乙类”“父丁类”，其年代归属至今甲骨学界仍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当然可以通过更进一步的讨论来深化认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先生突破了董作宾甲骨分五期的传统学说，引发了对于殷墟甲骨卜辞断代的热烈且迄今未息的讨论，同时带动了对甲骨刻辞的字体分类及卜辞分组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促进学术发展角度看，其作用无疑是应充分肯定的。

中国青铜器研究在近数十年来，伴随着大量新资料的涌现，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当中，李学勤先生也同样做出了许多引领风气之先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青铜器的断代，而有铭青铜器的断代，因为牵扯到铭文作为史料的年代判定，故尤其受到重视。但仅据铭文本身从字体与内容断代，不与考古器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是为当代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所不认可的。记得2016年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委托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办一个有关青铜器与金文的专刊，我在向李先生请教集刊名称时，李先生强调，要叫“青铜器与金文”，把青铜器放在前面，由此可知，李先生是极重视考古学层面的器型学研究的。1979年李先生发表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79年），在这篇文章中，李先生发展了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创造的标准器法，指出了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年第1—2期，1956年第1—4期）中主要依人物关系构成器组的方法之不足，即同名的人物未必是同一人，即使是同一人，也可能是生存于一个以上的王世，因此青铜器的断代“最好能找到一批青铜器群，其各器间不仅有横的联系（同器主同时代的器物），也要有纵的联系（器主家族几个世代的器物）。这样的青铜器群可以当作一种标尺，用来检验我们排定的青铜器年代序列是否正确，告诉我们各王时的器物究竟有哪些特征。”在这篇文章中，李先生即是利用周原庄白、强家发现的两处重要西周青铜器窖藏，将器群中有铭器物揭示的器物年代序列与器物形制、纹饰作综合考察，指出要注意器物随着年代发展所显现出来的器形、纹饰以及字体的时代特征，特别是新因素的出现。在此文发表的那个时候，即20世纪70年代末，李先生努力探索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更为科学且更具有新意的方法，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可以说都代表了时代的高水准。我记得，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直到进入了21世纪的前十几年间，凡有重要青铜器或青铜器群发现、发表，都会见到李先生富有精辟见解的学术论文，他重视新出的青铜器，及时、敏锐地捕捉新资料带来的新信息，并适时地指出这些新信息给予青铜器、金文与商周历史研究的新启示，我们从李先生《新出青铜器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增订版，2016年）这本文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行进在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前列的步伐。

限于篇幅，上面所举出的仅是李学勤先生引领学术之先的几个例子，而我上边未提到的，诸如像1959年，分上、中、下三部分在《文物》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作为“第一篇系统全面地研究战国文字的综述文章”，按地域把战国文字五分，并把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结合（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对促进战国文字研究的系统化，以致发展为今天古文字学重要分支起到了开拓作用；又如将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中国古代文献形成、发展、演变过程的揭示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具有学术先导意义的研究工作，这里我就不再赘举了。

一个学者能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在诸多学术领域中走在研究队伍的前端，指出学科发展的方向，引领同行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与时代同行，这种能力与精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的？这个问题真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我在与李先生相识、交往的40年中，在向他请教或与他同行、共事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除了必须肯定的天资与勤奋，以及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的超出他人的广博的学术底蕴这些因素外，他怀有一种对于学术极为热烈、浓厚的兴趣，对于新资料发现与新的学术进展尤为敏感，高度关注，在学术研究中始终保持了一个年轻的不断进取的心态，我觉得这些也许更能说明李学勤先生成为我们永远的学术导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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