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赵俪生先生、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早期开拓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见证人。2005年冬月，笔者随导师王学典教授赴兰州拜访了年届九旬的赵俪生先生。

先生1917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名赵甡，字俪生，曾用名中天，出身破落旧家大族，家学渊源深厚；后随母迁青岛，接受新式教育，浸润于新文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参加“左联”及“民族解放先锋队”，走进激进阵营，投身一二·九运动，掌过门旗，进行过演讲，被称为“老一代清华精英”；卢沟桥炮响，旋赴山西前线，在中条山上直接参加过战斗（此间曾到过延安，旋又离开）。1939年因病赴西安，既而从事教学工作，先后辗转于陕西乾州中学等数所学校、河南大学历史系、华北大学第四部、东北师范大学执教。赵先生与闻一多、茅盾、郑振铎、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嵇文甫、王献唐等学者颇有交情，得到过胡适的赏识，与傅斯年、姚从吾等名流打过交道，亦与成仿吾、郭沫若等权威发生过正面冲突；1947年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发表首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即备受关注。1950年冬，至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人称历史系“八大金刚（教授）”之一；1957年夏，举家迁陇，任兰州大学教授至今。

先生一生刚直不阿，屡遭磨难，被迫迁徙于多个单位；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政治权利和教课、写作的权利遂横被剥夺。后在戈壁滩之山丹农场接受“改造”，历尽地狱般的磨难；心爱的二女儿又在这最艰苦的岁月中不幸坠崖身亡，风霜之严酷、身心之憔悴难为后人想象。然而先生在这最艰苦的环境中，犹不忘读书、潜思，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迎来了学问人生的第二次辉煌。2006年将值先生90华诞（旧历虚岁），从事文化活动75年（1932年在《胶济日报》发表白话诗两首），从教70年，正所谓：“历尽劫波风骨在。”

采访赵先生是我们的夙愿。学典师曾著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材料丰富，分析精到，学界多有赞誉，书中列专章叙及山东大学的童书业及杨向奎，赵先生与他们过从甚密，书中自然也兼涉他的诸多往事，故先生的亲属和弟子们期待学典师能再为做一评传，为学术界呈献赵先生的风雨一生、学问一生。学典师以为赵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仍健在的为数很少的见证人之一，又是一位典型的传奇学人，早就将采访赵先生列入了工作计划。抵兰次日晨，我们在甘肃省政协常委、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汪受宽先生的导引下，拜谒先生。先生耳重，敲门良久，方知我们已至。门扇开启之时，先生雍容大度，神采奕奕，朗声相迎；身躯虽因年迈而微驼，但不减魁伟。夫人高昭一先生虽已年逾九旬，仍热情寒暄，端茶待客。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赵先生、高先生的和蔼平易，令人倍感亲切。赵先生见学典师，连道神交久矣。他读过学典师为《文史哲》杂志主持“人文前沿”栏目而写的“特约评论人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以为后生可畏，人才难得，对学典师称许有加。

我们来自先生曾执教多年的山东大学，话题即由此缘起。先生在山东大学时期正是山大文科最辉煌的岁月，也是先生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两个时期之一（另一时期是1978年后在兰州大学）。山大那时文史两系名士如林、大家济济，先生即名列历史系著名的“八大教授”之一。在山大讲坛上，他先后主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等科目，并在全国率先开出“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先生还作为《文史哲》的早期编委为刊物的发展壮大竭尽全力，该刊名噪学界，先生功不可没。先生为山大以“文史见长”享誉海内外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先生为我们证实了当年历史系“八大教授”之所指，“八大教授”也称“八马同槽”，对每一“马”，先生都做了活灵活现的点评，对他们的性格分析既鞭辟入里，又诙谐幽默。先生已撰有《说“八大教授”》一文，但秘不示人，说是等到方便时再公诸世人。

赵俪生先生（中）向王学典教授（右一）数点山东大学的“八大教授”

我们对先生的访谈，主要围绕先生传奇一生中的几个关节点展开。这些关节点，在先生一生中具有决定性，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学人史中也具有极强烈的典型性，蕴藏着诸多密码，有待解读。我们以为，先生一生中有三个关节点尤为值得关注。那就是投身革命、到了延安却又离开延安、从新文艺转向左翼史学。

我们先从先生成为战士开始谈起。先生的一生不愧是战士的一生。战士生涯的起点，当然可以从先生从事新文艺创作开始算起，但影响先生最大的，恐怕还要数作为急先锋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革命是先生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拜访先生时恰逢一二·九运动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我们从先生美国之行与老同学杨联陞的电话冲突谈起，向先生请教，民族危亡时刻，读书人究竟应该怎样做？是要像卢嘉川那样投笔从戎，还是像余永泽那样脱离国难到海外读书？先生说，虽然他一辈子没入党，但他还坚持着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追求。这并不是为了有什么好处，他只是觉得马克思主义很好，这主要是和他从小的一个思想相通，就是钟相、杨幺起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他一辈子里没有变动过。直到今天他还相信，剥削是很不正当的东西。讲着讲着，先生眼里泪花闪烁，忘情地高唱一二·九运动时常唱的《工人歌》：

先生挥舞着胳臂，双目紧闭，那歌唱的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激荡着我们的心扉。我们肃然倾听，周身热血沸腾，当年仁人志士壮怀激烈、奔走呼号的“历史现场”犹然浮现在眼前。先生说这些歌曲对他们影响极大。是“等贵贱、均贫富”的朴素感情吸引着他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并且终生不悔。先生还给我们讲述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集会的情景。那时，激进青年们聚集在清华大学生物馆，学校拉电干扰，他们就点起蜡烛，四五个人一组围在一起，烛光跳动着，大家齐声高唱《工人歌》。那悲壮的歌曲，聚拢起一颗颗年轻的心。先生讲，当时清华大学学生分左中右三派，起初，左派学生并不太多，大约占到20%，右派约10%，中派约70%，但随着民族危亡形势的发展，左的就占到60%多了。我想，这些热血青年正是民族的脊梁。千秋历史可以任人评说，但那些忧国忧民、追求人人解放的炽热情怀，又怎能亵渎？！

与中派、右派学生的诀别，是先生性格特点的应有逻辑。“等贵贱、均贫富”的美好理想和“考个好分数对得起爹和娘”“一定要出国”的“务实”考虑决定了他们的歧路。先生至今不悔当年的选择，他说：“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想我们去打日本和杨联陞去美国就是不一样。”然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投身革命的赵先生却又老是与革命中诞生的体制格格不入。先生经历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抗战期间他曾经到过延安，而且在那里居留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知道那时的延安对于全国热血青年来说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圣地，先生本来可以驻足延安，接受圣地的洗礼，但他却又为何最终决定告别了延安？先生说，这和他的敏感有关。他举自己大学同学韦君宜的《思痛录》为例，把自己与王实味相比较，说自己怀有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又有先天的自由主义气质，感觉自己与延安的现实不合，辄决定离开，重返抗日前线。先生说，如果他当年留在延安，很可能会像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一样死了。因为他比王实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王实味很早就入党了，资格比他老多了。看来，后来先生与创造社的两员主将成仿吾、郭沫若发生碰撞，并在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与顶头上司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屡遭磨难，颠沛流离，也都绝非偶然。以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类知识分子与体制的不相容看来是其中主要原因。

从战士成长为学者决定了先生的学术研究取向。先生最初是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后来为何转向史学？先生说，他考入清华之后对进外语系很后悔，因为外语系的教授水平不高。钱钟书曾说，他不考清华的研究生，他认为清华外语系的教授没有一个可以当他的导师。赵先生也有同感。另外他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学填词作诗，很早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在清华，他除本系课外，喜欢听闻一多先生的课，选修《中国古代神话》，旁听《诗经》《楚辞》《唐诗》等课。所以后来搞史学研究不是突然的。先生最初热心新文艺，热衷于翻译、文学，与茅盾、巴人（王任叔）等多有交道。但是他觉得翻译是媒婆，没有意思。跟着闻一多先生听课，他学做论文，感觉到比翻译一篇或一部小说，更饶兴味，分量更重。1940年他在陕西教书前后，读到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看到全祖望把浙江一域的清初明遗民活动勾勒得如此引人入胜，引起内心的模拟冲动，想把北方山陕齐燕的遗民活动也试探性地予以勾勒，于是便开始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试验着写成的第一篇考据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在胡适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胡适还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中很客气，说他对明清之际很少研究，看了赵先生的文章很高兴，希望他更多地写文章。于是先生就沿着史学这条路走下来了。

先生是如何从考据学走入左翼史学阵营的？先生说，他在中学时就买到过德国塔尔海玛著、李达译的《现代世界观》，这是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他心坎的第一本书，他终生不忘，丢失了，在旧书摊上遇见，再买回来，反复几次，总要有这本书留在身边。他有次遇到一本英文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封面已经扯掉了，正文还没缺失，他就买回来反复地读，还尝试着翻译了一些内容。先生说，读到中半以后，精义就滚滚而来了，诸如对各党派的分析、对小农性质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他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的。这些精辟的论著推动先生最终走入左翼史学阵营。

最初使赵先生名声大振的，是他作为主将之一，对“五朵金花”讨论的发动和参与。赵先生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1954年他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作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乃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农战史专著，有披荆斩棘，以启山林之功。那么，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这种选择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赵先生说，他1950年冬到了山东大学，最初教马列课，兼点通史上的明史课。5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进行课程改革，在原来基础课的基础上确定新开“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等三门专业课，分别由张维华、童书业和他担任。这是会上定的，他接受下来了。这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说只能是一半一半。一半是教研组的分配，在教研组里不担任点任务不行；另一半是自已也愿意，因为只有这三个人教专门化课程，这对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荣耀，那时他在历史系还只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先生后来为何又走进土地制度史？先生说，毛泽东对农民战争史有两个最高指示，一个是：“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最高指示，是不能违反的。另一个是：“哪里有妥协让步？只有反攻倒算。”这又是一个最高指示，又是不能违反的。这两个东西拿到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来，造成了许多矛盾和不协调，他们又不能批驳、违背，最后只好走出了农战史，走进土地制度史。先生自己评价自己在这两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厘清了农民身份的变迁；提出了土地制度的渐进性。先生说，好像最近几年来，对“五朵金花”的评价不高。作为当年论战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第一，“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结合的刚刚开始，所以它不免带有幼稚的性质，有相当的幼稚病；第二，开国之初学习前苏联“老大哥”，而前苏联的文章又都是教条主义的，先弄上点马列、摘点论断，“老大哥”历史学也有好的地方，但是它这个教条主义好像比中国更严重，深刻地影响了开国之际的处在幼稚状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很重；第三，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先生还应采访者之邀，对20世纪梁启超、胡适以来的诸多史学名家进行了逐一点评，发表了许多堪称犀利、精到的看法。

先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除中国农民战争史外，还精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其他涉及范围甚广，出版有《史学新探》《逻辑学教程》《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中国土地制度史》《寄陇居论文集》《学海暮骋》《顾亭林与王山史》《日知录导读》《篱槿堂自叙》等专著，大多数著作收入《赵俪生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先生讲话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博学卓识令人敬仰；先生讲话又诙谐幽默，抑扬顿挫，令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而先生思路之条理清晰、纵横驰骋、敏捷严谨，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我情不自禁地想，先生当年给学生上课，又该是怎样的激情，怎样的气势，怎样的精彩！高昭一先生曾在回忆录中说赵先生每次上课都“如临大敌”，课后累得浑身是汗；红学“小人物”蓝翎曾忆及当年听先生讲课后，兴奋不已，忘乎所以，两手平伸，双目前视，模仿先生讲课的神态，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里去吧！”信然。

先生一生迭遭磨难，但襟抱洒脱，犹如青松傲雪，自强不息。但先生毕竟已年迈，近年患有糖尿病，每日需注射胰岛素，加上腿脚不便，身体虚弱，罕少下楼，主要由三女儿赵絪（周一至周五白天）、四女儿赵红（晚间及周末）照料饮食起居。先生生活规律，每日早睡早起，戌时即眠，寅时即醒，在床与夫人聊天至早五点起床；上午能偶或接待客人多半个时辰；下午必听京剧，晚间必看新闻联播。因耳背，电视音量特大，声震屋宇；因眼花，需贴近荧屏，亦不能废止。白昼每感疲劳，辄在躺椅中半躺休息片刻；每日三餐，喜油炸品，顿顿不可缺煎花生米，早饭喝牛奶、食油饼；午饭、晚饭常有炸鸡翅、烧鲳鱼、大虾、排骨等，间隔吃饺子、馄饨，虽年老饭量不减，一顿饭至少三只鸡翅。我们在兰州叨扰先生数日，先生虽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仍破例坚持每天与我们大声交谈两个小时，中间亦不休息。先生论及学术，谈起往事，每每忘情。

先生虽视力衰减，仍不辍读写，凭放大镜博览群书，写文章。先生关注学界动态，不亚当年，例如对最近发生之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即关注良多，私下颇多赞同，以为刘心武、周汝昌的推测有其道理，对要求他们提供证据的质疑不以为然。先生以为这种研究，本来就无法提供证据，只能推测。先生还读老鬼记叙母亲杨沫的回忆录《母亲杨沫》，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被扭曲了的人的历史。

先生虽足不出户，但视野纵横全球。除每日必看《新闻联播》外，喜读《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先生自青年时代便向往“等贵贱、均贫富”的美好社会，怀有关注天下苍生的济世之情，至今仍不改初衷。先生关注审判萨达姆，关注中东局势，对阿拉伯民众寄予同情，对美国霸权主义痛恨不已，分析国际形势，每每有独到见解。

先生居室内书籍遍是，既有线装经卷，也有时下书刊。壁悬字画颇多，既有名家相赠，亦有先生自作；更有女儿赵絪所绘，颇多才情。室内摆放赵先生与夫人高先生画像数幅，其中有青年时代之镜像一座，赵先生仪表堂堂，风华正茂，高先生端庄大方，贤淑刚毅——正是朝气蓬勃的锦瑟年华。而眼下二老眉发皆白，脸上刻满岁月的沟痕，不由得让人感慨青春易老、岁月沧桑。

赵俪生先生与其夫人高昭一先生

我们在兰州盘桓数日，面谒先生七次，先生尽管体力已衰，但每天仍坚持与我们畅谈两三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谈话对先生来说是一种体力透支，我们唯恐累着先生，但高昭一先生说，近年来赵先生少与人对话，心境孤独，这次面谈是难得的兴致盎然、酣畅淋漓、一抒胸臆。我们每次拜会先生，高先生总是默然随坐身边静听，执子之手、相濡以沫之情，令晚辈如我倍感温馨。高先生偶或点评，见解犀利，言必有中。高先生长赵先生3岁，1914年11月生，出身河北正定大家族（北洋王士珍乃其舅父；家中多长寿，其姐其兄年均已逾百），与赵先生在1938年的山西离石抗日前线邂逅，比肩战斗，感情甚笃，遂订下终身，牵手一生，育有五女一子。赵先生高先生伉俪人生路上志同道合，相知相伴，互相砥砺，生活中彼此扶持，风雨同舟，迄今已近70年。

 作者系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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