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张帆朦胧地有一种要当作家的理想，以考上北大中文系为目标。但中文系1982年在他的家乡不招生，他只好改报历史学系。

但入学后，渐渐地，他在历史学领域也找到了一些感觉。

1983年4月，张帆在北大南门

打算认真学历史，并且以后从事历史研究，其实就发端于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作为初入燕园的新生，张帆和几位同学与班主任李孝聪聊天。当聊到《资治通鉴》时，李老师建议大家读一下这部书。听从老师建议，张帆便开始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每天读一卷，到二年级开学后读完。

“说是读，其实只是翻阅。很多地方看不懂就跳过去，拣能看懂的地方看。就这样翻下来，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和阅读教科书不一样的感觉，真切地感到历史很有意思。甚至对司马光产生了崇拜之情，一度打算找人刻一枚图章‘温公门下走狗’，没找到人，只好作罢。“回忆起这段与史书初遇的日子，张帆至今记忆犹新。

二年级读完《资治通鉴》后，张帆再接再厉，继续读《续资治通鉴》和《明通鉴》，照样每天一卷。如今回忆起来，张帆认为自己后来选定中国古代史为专业，与从第一学期开始翻阅《通鉴》的经历大有关系。“李孝聪老师当年那番话或许只是随口一提，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读书，也爱书。

张帆对书的喜爱从学生时代便在心中生根，当时并不富裕的他，课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如今学校附近的图书城。那时这里还不叫“图书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闲暇时到这里淘书，成了张帆精神上最大的富足。大量的书读过后便放在宿舍里，最后连床上都堆满了书。

工作后，张帆拥有了颇具规模的藏书，但严格意义来说，他藏书的区域并不能称作是一间“书房”，因为这三万册藏书并不是集中于某一个房间，而是布满整个居所。

步入张帆家中，几乎看不见一般家庭常见的橱柜、壁纸等装饰。从玄关到墙壁，从隔断到桌案，全部都是由书架组成。种类各样、大小不一的书籍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书架上，从地板到天花板，像是一面斑驳却意外和谐的背景墙。

张帆如今的住所

微博网友对张帆“坐拥书城”的评论

一面面颇具历史感的书架，藏着的不仅仅是旧书，更是某种回忆。介绍到一些小时候看过的旧书，张帆总结为“怀旧报复性买书”。

“小时候书少看不到，长大了就要把小时候看过、包括看不懂只翻过几页以及听说过但看不到的书都买回来，现在其实也没什么用，但买回来放着就是安心。我买书就像集邮一样，如果我买了其中一本，那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一套全部买齐。”

大抵读书人对书都是有一点“痴心”在的，做学术的人更是如此。

谈到购书藏书的往事，张帆饶有兴致地分享了一段“淘书”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书店出版过上下两册明代法律史料——《刑台法律》，这部当时只印了600册的书让张帆心生向往。偶然间，他在浏览旧书网时，发现有一本名为《邢台法律》的二手书在售卖。虽然商家没有附图，但通过书名、上下两册和出版社信息，张帆断定这本书实为《刑台法律》，收到后果然不错。将这本书收入囊中，张帆很得意：“如果卖书者没有把书名打错，这本书早就被抢走了。”

把家变成“微型图书馆”，当然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张帆回忆，十多年前，网上有人拍卖上个世纪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全套65本）中的53本，起拍价100元。张帆和夫人商量，夫人说，买吧，就100块钱。张帆有些不好意思，是一本100元，想买的是全部53本，一共5300元。

虽然是笔不小的花费，但张帆的夫人熟知张帆的“书痴”特性，不仅支持他将买下这53本书，更陪着他将剩下的12本配齐。现在，这一套书满满当当地占据了张帆书架的一整行，见证着张帆和家人对书籍的热爱。

谈及自己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本藏书，张帆指向了柜子中的一本线装的《元史氏族表》。这是张帆的博士生导师许大龄先生送给张帆的一本珍贵史料。这类珍贵的线装书，张帆珍而重之地收到了柜子里。

书架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二十四史中，《元史》明显因多次翻看而显得破旧。《元史》书脊上贴了一层层胶带，在客厅的灯光上闪着光亮，“《元史》读过多少遍我记不清了，所以看着就比较破了，得粘起来。而且这套书上我做了好多笔记，不能说随意买一本新的替代。”

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张帆嘱咐道：“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多看一些历史书，最好是史学古典名著的原著，可以参考注释和翻译，这总比现代人写的著作更靠近历史。”

张帆说，历史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的折射，可以间接地反映现实。“不了解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实。这就是历史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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