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治学所用的概念、架构，几乎都来自域外，包括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范式的东学。迄今为止，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准的，几乎成为中国的中国研究之一大怪象。实则与欧洲东方学、汉学，日本的东洋学相比，美国的中国研究虽然看似后来居上，对于本国的学术主流却是相当边缘性的学问。国人机械教条式的生搬硬套导致食洋不化，甚至在中文著作中还不得不时时夹杂西文词汇，显示所用概念尚未在汉语言文字中找到恰当对应来确切表达新意。如此这般的新颖，恰是囫囵吞枣的表现，难免遗患无穷。有日本学人笑称，中国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门世界性学问。此说固然可以从瞄准国际前沿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正面解读，可是一味通过中介的转手负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还会偏离学问的根本之道。
海外华人华裔学者中的高明，处于不同文化群体的夹心状态，必须左右逢源，才能适者生存，言论行事，不能一概而论，但心中自有一把量学的尺度。清季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概念分科、著述体例，几乎全盘西化，不以西方观念作比附，或是还能取珠还椟，可谓凤毛麟角。以上述论断为准，则最有价值的当属少之又少。不仅如此，普遍而言仍然在继续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路上高歌猛进，则将来的学术能有多少价值，不免令人担忧。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又终归于歇绝，当然就不可能传之久远。其中的道理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陈寅恪所写《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文章即有所论及：“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也就是说，研究中国问题，参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凿附会，同时又要把握内在联系，找出本来系统。
前贤的金玉良言，值得认真反省。陈寅恪留学欧美、日本各名校，以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而论，极少有人能出其右，所用方法取径，也合乎欧洲正统的比较语言学、比较文献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可是其著述却很少称引西书，即使有所应用，也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寻渊源，以免数典忘祖。治学不能只是为稻粱谋，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标，包括名目繁多的奖项荣衔，无论如何叫得响，与是否传得久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反之，转变视角，贴标签与扣帽子其实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