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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谈“成长”与“长成”(下)
来源:墨香学术微信公众号  作者:邓小南  日期:2021-03-01

Q:

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一直都有去受史学训练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博士的阶段是想要读历史的,而且我就是想去海外读历史,想去海外读古代史,我在本科、硕士阶段都读中文,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到博士阶段已经缺失了前面的那些训练, 直接从博士开始读历史会不会太晚了?


我上学期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其实是一个纯历史的制度史课程,但来上课的有学法律的、学宗教的和学文学的,而且学文学的最多。我觉得学习没有所谓的太晚,至少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你要善于把握自己的方向,你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劣势在什么地方。国外的选课是相当灵活的,专业方向也不像我们这么严格。比如说在美国,很多跟中国古代研究有关的都在东亚系,文学、史学都在。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这个指导小组里会有做史学的、做文学的老师,可能还有做经济学或是政治学的教授。这样一个学生得到的指导就不是来自单一学科,正因为这样,学科背景问题不是那么突出。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融通的,而且融通也是受到鼓励的。你要把握住你自己的方向,要知道史学的训练和其他学科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是这种不一样是互补式的,不是隔绝式的。要知道彼此之间的优势在什么地方,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我想不至于有让你特别痛苦的障碍。


Q:

您觉得如何扩大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让研究成果被更多人读、被更多人了解?

我们现在会说到人文学者需要有什么样的关怀和素质,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人文情怀、天下情怀。


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显著的不同在于,我们是从小就受到人文的滋养和感染的。可能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讲故事,更大一点,你自己读书,人文的滋养无所不在,不纯粹由一个学科推动。就人文学者来说,大家都有一种情怀,不论在任何时期----安定的还是动荡的时期,都关切国家民族命运,古往今来,都会有人为此而致力于研究。以朱熹为例,我们过去批判理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束之高阁,不联系当时的实际生活,其实当时朱熹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关心时政,也做了不少“小学”读物,把理念渗透到启蒙教材当中。我们现在说到的《三字经》,就是当年孩子的启蒙教材——当然它里面所有的内容是否都适用于启蒙,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至少当时他们在努力把自己的理念变成一些朗朗上口的、孩子容易接受的内容。


我们人文学者要有严肃的研究与著作,有课堂里严肃的讲授,这是学术圈里具有核心意义的工作;与此同时,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也是有必要推进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的学者来参与这样的工作,包括一些严肃活泼的电视节目。可以先从纪录片开始,现在电视纪录片受众很多,传播很多的人文知识。另外现在有越来越多其它的传播方式,像网络、微信平台。我觉得人文学者应该了解大众的追求,引导大众的趋势。让纯学术的东西走出象牙塔,使之成为能够分享的东西,成为活在大众之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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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邓小南老师的著作《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封面



古往今来的女性



Q:

现在的学术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社科还是人文,女性学者的比例都比男性少很多。女性和男性的思维方式确实是不同的,并且现在我们面临着比您当时更多的选择,做学术的概率更小。在您看来,现代女性学术研究的困难有哪些?


女性做学术确实很不容易。像我自己参加各种委员会或评审工作,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屋子里二三十位老师只有我一个女性,其他都是男老师。女性做学术的困难来自很多方面。一个当然是社会的整体环境对女性来说不是太公平;另外还有生理上的,女性完整的一生应该有孩子,她们还需要带孩子,这是母亲应该担当的责任,这些肯定会影响投入学术的精力和时间。另外,从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来看,性别并不纯粹是生理性的,社会性的一面是塑造出来的,比方从小就有人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应该怎么样,女孩们就按照这种期待去成长,往往是学习成绩好,但除了学习以外,对周边事物的兴趣和追求的动力,也许就没有那么强。原本男女素质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渐渐地一些被引导了,一些被消磨了。


个人的问题不是单纯个人的,女性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女性的。女性的独立性问题,要在大的框架下认识。马克思认为女性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所谓“独立”,主要是拥有自由的精神和事业上自我选择的机会。如果选择走学术道路,女生要有自觉,知道长处与弱点何在,真正发挥自己的长处。弱点不是绝对的,每个人都要发掘潜力,而潜力就要从有差距的地方发掘,意识到差距就孕育着潜力的可能性。女性在学术中不一定是弱势的,女性有女性的长处。比如说,女学生或女学者,一般来说处理问题比较细致,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而学术上呢,很多东西都是要从细节开始的,关注细节、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重要。有些学术成果的高下之分就在于细节打造得怎么样。女性相对敏感,处理问题比较有分寸,学术追求上有韧性,这都是女性通常的长处。女性在学术领域里要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不一定女性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拘谨、小气的,有很多女性学者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大气的,是有开阔格局的。你要意识到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走,应该有一些楷模,或者是心中追求的高水准的范式,把这些都丰富到你个人的知识库、能力库里面,变成你个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到了这个境界,也就不分男女了,也就无所谓男性强还是女性强。


2011年我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见过一位女性的研究中心主任。她跟我说现在研究人员中女性已经越来越多了。她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她觉得可能是一种性别偏移。她认为女性活动的余地小,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定的工作。而男性呢,好像不太受到家庭的牵累,所以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一些男性就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待在一个研究机构里。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我想,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女性在学术领域里不见得总是弱势的。你要意识到可能的问题会来自什么方面,对这些挑战要有自己应对的方式,这应该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独立与自由的光辉



Q:

您介绍说您父亲和胡适先生颇有渊源,那么在您心中胡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者您可以分享几个有关于胡适先生的故事吗?


我跟胡适先生从来没见过面,他1948年离开北大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北大还在沙滩红楼,教师的宿舍都分布在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大家现在去查北京的地图,有一个叫东厂胡同的地方。东厂是什么?东厂就是明代的特务机构。那个胡同的位置在现在的中国美术馆的正南方。东厂胡同1号是胡适先生住的地方。包括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张政烺先生、我父亲他们都住在那里。那时候,胡适先生住在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小院子里,我们一家住在南墙那一排。胡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只是从各种回忆录里面知道的。我姐姐她们和胡适先生是直接接触过的,我大姐还帮他抄过稿子。


胡适是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学者,或者说是思想家。他的学术成就十分丰富,同学们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我觉得他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他从政治立场上来讲肯定是同情国民党,而不赞成共产党。但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来学校里抓进步学生,胡先生会尽力阻拦国民党的军警,不让他们进学校。他出于北大校长的责任,对学生的保护,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这个时候做这种选择,并没有任何犹豫。


我也曾听我父亲说,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叫毛子水 (毛准),有一次我父亲陪着胡先生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路过图书馆,看见一群学生围着毛子水,情绪很激动。胡先生就过去看,问出了什么事,原来是学生要订阅《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解放区出版的,是共产党的报纸,所以图书馆没有订。学生因为这件事非常愤怒地围着馆长在抗议。胡先生就说:“他们要订,就给他们订吧。”毛子水当时就说:“我是图书馆长还是你是图书馆长?”于是胡先生就沉默了。从这种大大小小的点滴事件,能感觉到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贯穿于任何一个具体抉择,任何一次“第一反应”里。实际上,很多时候第一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它正是出于长期积累的直接态度。第一反应尽管并非深思熟虑,却往往能反映出最深处的内心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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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胡适先生


Q:

我想问,在北大发展的过程中,北大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和其他学校有什么不同?

前两天,看见任彦申老师的文章,他说他在北大(做党委书记)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跟他说,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不能没有,也不能太多。我不知道这位“老领导”是谁,但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意思。北大在学术上很有地位,但最重要的是她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地位是很特别的。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本身很坎坷,而北大差不多是同时期诞生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成立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北大的特质之一是追求独立精神,追求真理,不人云亦云、不追逐潮流。这也是真正的大学应有的精神特质。哈佛大学的校徽就体现着一种与“真理”同在的精神。这样的一种目标是要去追求的,而且是若干代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师生的不懈追求。


独立精神作为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大学需要有效率,需要有发展,这些都是能够让大学成长起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追求效率和发展的同时,国家民族的根本命运需要有社会脊梁来承担。这些精神渗透在北大师生的课内外活动和言谈举止中,延续民族血脉,培育青年人才。这种追求和坚持是值得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      


说到今天的北大,肯定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只要北大的人文精神还在,北大就是有希望的,独树一帜的,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要共同维护一方人文圣土、学术净土,任重而道远。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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